在争议采访后，粉丝们参加集会要求释放陶晶瑩在一档热门节目的现场直播中发生争议事件后，数百名支持者参与集会为陶晶瑩辩护粉丝们对政府下令拘留她感到震惊，他们对陶晶瑩被指控披露可能损害国⋯⋯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送交者: 桦树于 2021-11-02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桦树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从洛杉矶回国，乘坐凌晨一点的国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站在登机口。突然，广播通知，飞机上的一个小灯灭了，由于找不到原厂配件，所以飞机停飞。我的天，竟然有这种事情！深更半夜，几百个乘客走东撞西，呼啦啦跟着跑到这边，又呼啦啦跟着绕到那边，惊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 “去拿行李。”于是跑到堆积着涌出的传送带上寻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随即又是排队，男女老幼黑压压地像呆鹅一般, 排在不朝前移动的队伍里。极度疲乏委顿的一张张脸，没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个时辰，终于把太阳等了出来，天际线一抹光明。忍无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柜台，问工作人员如何改签最简单？她拿过我的护照和机票仔细看了看，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样的航班，现在就给你定好同样位子。我点头同意，然后叫了出租车离开。夜里，又返回机场，重复了前一晚的活动，检票，过安检，到休息室喝咖啡……,但这次终于上了飞机。我走进机舱，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种型号的飞机所有的位子都是双人的，我则习惯坐单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边靠过道的座位上已经有人，是个长相斯文，外表五六十岁的美国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来，帮我把手提箱放进上方的行李舱，并让我进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谢，双方无话。这番折腾令我疲乏至极，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镇静剂，并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后就面朝里面，试着蒙头睡去。没多久，我醒了，睁开眼，发现旁边的男人在读书，他开的是阅读小灯，还用枕头把射到我这边的微弱光线挡住，很少有这么细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体，转头看了看他，问：“去北京吗？” 他点头说是。 “第一次？” 他笑了。“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惊叹道。“做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 “医疗设备。” “那可是热门生意，不过你看起来不像个商人。” 我有点调侃地说。他笑了。“我是个医生，脑外科手术医生。” “啊，肃然起敬。” 没话找话，我又说：“我也曾经认识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哈佛毕业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丝狡黠，我突然觉得熟悉，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怔了一下。 “哈佛毕业的脑外科医生我也许认识。”他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凑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远一点，仔细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劲儿眨了眨眼睛，去皮包里找到眼镜儿戴上。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医学院毕业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我呆住了，惊得心脏都要蹦了出来。我转过头，无顾忌地凝神盯着他。蓝眼睛，没错，金发，没错。不同的只是……, 脸上的皱纹。岁月无情，惆怅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时也微笑犹疑地转头看我。“怎么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没事儿。”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你肯定认识他，因为他就是你。” 剧本的伏笔 1991年，我参与创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太平洋世纪》，该片获得了当年的艾美奖，制作人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得者亚历克斯吉布尼。影片刚刚杀青之际，制片人亚历克斯问我：“你知道比尔·莫耶斯吗？ “哦，当然！”我答道。“美国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电视评论家。” “我向他推荐了你，他要为PBS（美国公共电视台）拍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电视系列片，剧组急着要见你。”亚历克斯说。第二天，我就飞到了波士顿，住在这部即将要拍摄的片子的制片人艾丽丝女士的家。记得当地天气闷热潮湿，艾丽丝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世界各个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节目。艾丽丝说，和别的组员约好了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吃晚餐。艾丽丝开车在很窄的街道上绕来绕去，好不容易停下车来，停车费比洛杉矶的还要昂贵。我们走进一家灯光很暗的讲究西餐馆儿，看见两位穿着正式的男士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绍了一番。稍高一点儿的男士名叫大卫，是个犹太人，外形特征很明显，绅士派头十足，小胡子修剪得精美。大卫是哈佛医院的医生，也是我们要拍的纪录片的医学顾问，他曾研究中医，多次去过中国。接着，大卫介绍了他的同伴：约翰艾德勒，脑神经外科的手术医师，曾是他哈佛医学院的同学。约翰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洁净，长相非常聪敏，类似小说里的哈利波特。他说话机智幽默，常常引得我们发笑。艾丽丝简单讲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摄计划，她派我提前两周去中国做筹备工作，我和大卫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单位，医生和病人，还有拍摄地点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闲谈时我问约翰去过中国吗？他摇头。但他又马上说他的祖父曾在遥远的年代跟遥远的中国做过生意。大卫笑着调侃说：“约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绝对是个梦想家！” 约翰有点羞涩的样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闪，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讥。从我旁观者的眼光看，他们是竞争者。这就是我跟约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见面，乏善可陈，他和我们要拍的片子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偶尔参加了我们的晚餐。尽管离开时，大家都客气地说，一定后会有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竟然在飞机上重逢，如同电影中的情节。我觉得好笑，又有点怅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时不时来点这种，调节生活的乏味。梦想家的逻辑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尽管这算不上什么奇缘，但足以令我们二人激动兴奋了一阵。他说难怪觉得我很面熟儿，但不敢冒昧询问，因为亚洲人看起来很相似，就像在中国人眼里的老外，长得都一样。他还一再地告诉，当年在PBS看了我们的片子，记忆犹新，非常喜欢，内容比我还熟悉。他谈比尔莫耶斯，谈大卫……, 我打断了他，说如果昨晚的飞机飞走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巧遇，飞机不飞，估计就是为了这冥冥中的缘分。平静下来后，我问他，大卫曾说你是个梦想家，梦想实现了吗？他微忖了一下，笃定地轻轻点点头。“快实现了。” 他告诉我这几十年来，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发明了一种射波刀，已经试验成功了，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治疗上百万的病人。他还用此机器人给史蒂夫乔布斯做过成功的手术，延长了他几年的生命。我请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说：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术，换句话说，就是动同样的手术但不需要切开病人的身体，用射线切除体内恶性和良性的肿瘤。手术时间短暂，无痛苦，安全性远超出传统手术，且没有恢复期，做完手术病人立刻复原。他最近还发明了专门做脑部手术的机器人ZAP-X，第一台安装在美国，第二台安装在了中国北京的301医院，已经马上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临床试验。他频繁去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演示，讲课，培训及一切有关的事项。他又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脑外科手术，人脑的精密使得手术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ZAP-X就是专门为治疗颈部以上的脑肿瘤发明的，此机器人极精准，由电脑控制，比他过去的射波刀在技术上有了质的提高，设备体积小，容易安装，价钱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设备，是本世纪医学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说：“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脑肿瘤不用再开颅了？” 他点头。 “真的吗？”我又问。他笑了，又点头。“真的。” “你太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来中国？”我有点激动。 “因为中国的脑肿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区，比如中国的东北，脑瘤发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经有个非常好的员工，想起来就让我很难过。他少年时住在东北，后来患了脑胶质瘤，动完手术大夫都没有把他的脑壳合上，为了下一次复发时再度手术。后来他过世了。”我说。约翰说：“99.9%的病人还不知道ZAP-X，目前这是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需要一个宣传和教育的过程，需要时间，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扯无数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将改变固有的医疗生态链，这是最难的，因为无数医患间的利益尽在其中。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人类医学的方向，就像是电脑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亚马逊会改变实体店，奈非会改变好莱坞院线。” 他拿出手机，找出了ZAP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台非常梦幻闪着深邃紫光的半圆形设备，照片里设备的旁边还站着四个人，有当年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艾德勒，郭台铭和软银的孙正义。我惊叹地说：“ZAP看着很漂亮啊，你是如何发明的？太不可思议了！” “ZAP绝对性感，她很性感。”约翰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爱人。他很平和地接着说：“开始时只是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从ABC的第一笔做起，一点一点，一步又一步，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就是这样。嗯，梦想……,一年救治 400万个病人，那就是我的梦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说些什么，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清晨5点50分，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分开前我俩互加了微信，留了电话号码，彼此叮嘱不要再断了联系。我看见有人举牌来机场接他，他走到出口时还回头跟我挥了挥手。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在公司开会，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约翰发过来的，他说他在首都机场等飞机，晚上飞回美国硅谷。我回复说你的节奏也太快了吧，我还准备倒完时差，请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鸭呢。中产阶级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联网上查看约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来是个名人。约翰艾德勒，他不仅是顶尖的脑神经外科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射波刀机器人的发明家，是美国《 Cureus》医学科学杂志的主编，是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他还永远努力渴望做一个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职位，觉得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总是好奇，人类历史上这些天才们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连做好一件小事都觉得困难，可你看看他们：达芬奇，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数学家，解刨学家，甚至还会造大炮打仗。再看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不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更过分的是那些跟咱们同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乔布斯和马斯克们，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们这些奇人中的一个。不过，艾德勒没有那么遥远，他触手可及，你问什么简单幼稚的医学的问题，他都会迅速地回复你。当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写的一篇案例文章，讲述了他发明射波刀的过程，仔细读完，被深深地触动。，他的研发过程一直短缺资金，四处筹钱，不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还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钱包。无数次地面对失败，面对冷落，面对承诺的背叛，更甚之的还有被羞辱，被他人称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没有放弃，一生一世地坚持，真是有铁一般的意志。文章里总结的那些教训和反省文字，读来令人莞尔，但也有点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诚实： * 创业时不可能做好所有的准备，冒险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坏事。 * 尽管机会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运气更重要。 * 当生活给你柠檬时，你就挤柠檬水。 * 不要低估三个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无权选择，但要提防失去价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 时间不会等待。 * 坚持你的所爱。后来我和约翰常常隔着大山大海地在空气中聊几句。我说读了他的段子，让我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华说服他们，就尽量混过去”。说完，我乐，他也乐。他说富兰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学时，他曾获得富兰克林奖学金。他还说，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全凭个人努力考进了哈佛大学。从年轻时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仔细地多遍地研读过富兰克林理论，老实说，觉得特小儿科。他的那些穷查理格言就类似是中国给孩子读的三字经：“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之类的人伦义理，跟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一摸一样，是普世的。他说的都是绝对实用主义的大白话，让中产阶级通过勤俭，奋斗，诚实，帮助他人，算小账，赚钱，致富，从而进入精英阶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惧威权，相信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非固化。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两部分不同人组成，一部分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有世袭背景的上流社会，另一部分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或财富而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员。过去两三百年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嘲讽后者庸俗化的美国佬新形象，这些中产阶级学会了精英们高雅的谈吐举止，也保留着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我是一个学艺术，并受浪漫主义影响极深的人，从很小的年龄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贵呼唤，所以富兰克林这种缺乏激情，过于平淡，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精打细算的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的哲学，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可你敢说这些智慧超凡的科学家，政治家们不够深沉吗？尽管他们的价值观简单到了令人感觉是世俗的肤浅，哪里比得上咱们中国文化里诸多夫子们那些高深和话中有话的奥秘，更谈不上去比较欧洲哲学思潮中各种精湛崇高的理论了。然而，就是这种具有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朴素实用主义被推崇备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国精神。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本色，双脚牢牢地踩在地上。他们少了贵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对待社会问题开明灵活，尊崇努力和奉献精神。就像很多好莱坞大片里刻画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小小老百姓，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嘴里不会说大道理，更不高贵，他们低调，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种危难中，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释放人性的光辉，随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会漫无边际…… 总之，是约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医生的责任 2020年疫情期间，我被困在洛杉矶哪里都去不了，约翰说他也被困在了硅谷，每天担忧北京的ZAP。他邀请我去亲眼看看他的设备，于是我打完了疫苗就开车6个小时去了北加州湾区。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达了ZAP公司。约翰先带着我参观了各个部门，我看到的都是专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我熟悉的电影公司差别巨大。我还见到几位中国员工，其中跟我交谈的一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释了很多原理。最后，我亲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设备ZAP-X，令人惊艳，很神奇的感觉。约翰和我在设备的旁边留了影，我俩儿都还戴着口罩。之后，他说出去走走，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湾散步。我说你已经是这么著名的医生了，收入这么高，你是为了钱吗？为何劳民伤财给自己找这个一辈子的麻烦？他说常人很难理解脑科手术大夫每天要面对的，那时常是生与死的选择，他经历的最大快乐是看着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们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哭得比逝者的亲人们还要伤心，无法自已，家属们反而不断地安慰他。他说：“我无数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中美关系这么差，你把最好的设备带去中国难道就不怕美国人恨你？中国人也同样会恨你。” 约翰愣了一下。“我是医生，我的第一责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认识不认识，对我来说都一样的。而且，中美只是竞争伙伴，不应该愚蠢地相互仇视。”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怎么这么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和金钱荣誉无关，也是对至今没有得到最佳治疗的数百万癌症患者的责任。我统计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万的肿瘤患者，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确实觉得我有责任。”他很轻声地说。有人被封为英雄是因为他杀死了多少敌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敌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吗？我的脑海里倏地闪过这个念头。 “我是个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愿选择这么难的事，但我不做就没人会去做。没办法，命里注定的，无法推卸。实在太累了。”他又说。我问：“谁是ZAP公司的投资人？” “A和B轮投资人是郭台铭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点吃惊。“坊间对郭台铭的负面新闻消息颇多，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专横跋扈，贪婪无情的资本家。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顿了一下，“郭台铭是少数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有钱人，也许他表面上不那么温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只追逐更快地获得更多的金钱，并不觉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们随时会违背承诺。” 他接着说：“我认为富人对社会有付出的责任，获得大量金钱的人，需要真诚地付出，否则就没有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与延续。” “同意，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当代人也许就看不到今天的米开朗基罗。” 我点头。此时，我对郭台铭举手加额。那天有微风，海岸边开着艳黄色的加利福尼亚的罂粟州花，细细的花杆被风吹得摇弋，那动感愈发显得漂亮。我们沉默地走，各自想着心事。约翰看我盯着那些花儿看，紧张地说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规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里好笑。最后，我说：“我帮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来。“你又能帮什么？” 是啊，我又能帮什么。我既不是有钱人，投资商，也不是科学家，工程师，说到底，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声：“不知道……” 是的，我无法为他做什么，但他却有可能帮助我们。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咱们的家人，朋友，同学，亲戚，老师……,不幸罹患了肿瘤，而又到了束手无措时，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的希望。所以，请记住这个名字：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