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新聞：記者兼大學教授 Stacey Patton 發布了一份震撼人心的聲明，談到自己曾被列入 Charlie Kirk 的「數位追殺名單」，並回憶他對自己造成的恐怖經歷。這段文字迅速引發熱議。我⋯⋯

【海納百川》二二八的誤解與真相】邵玉銘先生任職行政院新聞局局長期間，我在新聞局駐國外的單位工作，見面的機會不多，他對我的印象應該不深。我退休後，移住國外，與他更少交往。2023年，他閱讀到我寫的一篇有關228事件的文章，即透過過去新聞局的同事，囑我回台灣時與他聯絡。前年我回台灣，他邀我到他家見面，主要是談論有關228事件。他是研究歷史的學者，認為這事件對台灣造成的影響，至今仍存，因此極為重視。他帶我看他書房中成排的書架上，擺有許多有關228的書籍資料，鼓勵我深度研討此一事件。 2025年初，我寫了〈228的誤解與真相〉一文，將初稿用Line傳請他指正。他回復說：「你說的各種死亡人數沒附上註解，應加上，以昭公信。弟認為你應予以發表，可投稿中硏院近史所期刊。」我受他的鼓勵，除將文章加上遺漏的註解外，也想試投中研院期刊，但發現投稿的要求甚嚴，除文章須有一定格式外，還要附上限定字數的中、英文摘要。這非我在短期間所能完成的，於是擱置一旁，迄今未動。邵先生不幸於今年2月7日故世。從上述他與我的往來中，可看出他的一些個人特質，包括：對歷史的熱愛、對台灣政治的關切、做事的認真、對人的親和、以及對部屬的平易等。謹以這篇〈228的誤解與真相〉悼念我的長官邵玉銘先生。本文人往往會因生長環境與所受教育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他們又容易依自己的價值標準，對周遭資訊，做選擇性的接受，捨棄不符合自己成見的事項。偏頗的結果，往往成了瞎子摸象，以偏概全而不自知。我們研究歷史，應對這種易犯的錯誤，加以警惕。然而，以偏概全的「偏」，也未必全然子虛烏有，我們也應將其納入思考。這樣才能對事物有較為客觀而全面的觀察，也才能得知真相。 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因為主場在台灣，又具高度政治性，所以很容易讓後人依自己的成見來探討此事，其結論也就難以客觀。本文試圖澄清一些常被誤解的228相關事宜，再指出事件發生的關鍵因素，希望讀者對真相能有正確的了解。我們無意要以現在的價值觀，追究前人的功過是非，加以褒貶。而是希望能夠以古鑒今，汲取教訓，增進族群融洽，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一、228事件有上萬人死亡嗎？許多人對228事件的最大誤解，是事件中的死亡人數及所屬族群。坊間有衆多文字或視聽資料指稱有上萬，甚至2至3萬台灣同胞在事件中遭政府屠殺。事實上，事件的死亡人數，包括本省及外省族群在內，應不超過兩千人。李登輝總統在1995年10月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自1995年12月起至2022年1月止，接受受難者家屬賠償申請。每一死亡或失蹤者的家屬，可獲得新台幣1200萬元的賠償金（最初定為600萬元，後又追加1倍）。在長達26年的申報期間，獲得賠償的死亡案件計687人，失蹤者計181人，兩者共計868人。在這些人中，外省籍者只有一位。因為當時外省籍受難者的家屬，在事件後，多返回了大陸，不敢再來台灣，又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2條中規定賠償對象限於「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當時遭暴民傷害的外省籍受難者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據當時的政府數據，外省籍被暴民殺害者有432人，失蹤85人，共計517人。由此可知，228事件的死亡及失蹤者，本省籍加上外省籍，總共為1384人。如從寬加上可能有的漏計者，總共死亡人數也不應超過兩千人。 1947年4月7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呈給中央的〈二二八事件報告〉中提及事件中有114名軍警人員喪生。由此可見，暴亂者中有許多人持有武器，並與軍警發生過激烈衝突。說明228事件中的死亡人數，並非意味在受難者中，沒有人受到寃屈或悲慘境遇。只是指出坊間傳言死亡人數上萬之不可信。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個腐敗顢頇的機構嗎？ 228的起因，除緝警人員因取締私煙誤殺路人的導火線外，一般人更歸罪於陳儀領導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貪腐無能，施政不當，人民生活困苦，故起而抗暴，以致「造反有理」。二戰結束，台灣回歸中國時是一個遭到飛機嚴重轟炸，滿目瘡痍的島嶼。高雄港的倉庫有百分之九十受損。全港16台起重機，只有兩台可用。港內更有16艘沉船。基隆港倉庫全部受損，周邊有5艘沉船。日月潭第一及第二變電所設備全毀。全省農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還不到33％。更有甚者，1945年8月15日以前，台灣鈔票的發行額為14億，待8月15日之後，日本政府將台灣的鈔票發行額，急增至23億美元，通貨膨脹嚴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下，接收了台灣。並在行政長官陳儀要求「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的三原則下，於1945年11月開始作業。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長官公署接收台灣後，除全力修建因遭轟炸而受損的公共設施及工廠外，還有許多重大成就，茲舉數例如下：台灣光復4個月內，長官公署即有效率地將30多萬日本軍隊，以及40多萬日僑，順利地遣返日本。陳儀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想將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由於台灣被日本統治了半個世紀，居民熟悉漢文者不多，更幾乎沒有人會說在大陸通用的國語。於是長官公署從教育與文化工作著手，推行民族主義，包括：普及國語教學、增設中、小學校、建立師範學院培養師資、同時又創設台灣省編譯館，將一些國際及中國傳統名著介紹到台灣。長官公署的年歲總支出，有四分之一是花費在教育及文化事務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就由日據時代的71％增加到了82％以上。在民權方面，陳儀推行民主，開放言論自由，不干涉媒體內容，甚至對惡意汙衊他的言論，也一律容忍。他並在1946年舉辦了在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省縣市及鄉鎮民意代表選舉。他甚至允諾台灣於3年後舉行省市縣長民選。陳儀為了實踐民生主義「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原則，他毅然施行企業公營、貿易統制、煙酒專賣店等政策。由於當時台灣的政府支出，中央無力補助，需要自給自足。1947年台灣的公營事業收入佔總額的42.7％，專賣佔24.3％，稅收僅佔20％。當時如果沒有實行公營或專賣等政策，勢必要大幅提升税收以應開支，這不是戰後生活已經極為艱苦的台灣人民所能負擔。陳儀更為了減低台灣受大陸金融波動的負面影響，發行了獨立於大陸體制之外的「台幣」，自行運作。228事件發生前夕，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較10年前日治時期漲了290倍，但同一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更較10年前漲了1萬3936倍兩者相差甚遠，這就是陳儀堅持台灣在金融上與大陸切隔，自成體系的成果。為了解除佃農受地主剝削的苦難，長官公署依民生主義中「耕者有其田」的精神，於228事件發生的前一個月，公布了「台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將公有土地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耕種，政府收租率一律以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之25％為準，尚不到私人地主收租率的一半，且租期至少5年，佃農得到保障。依此辦法，政府放租了超過10萬公頃的地，承租農戶達13萬戶，佔全省農戶的22％。這個政策為後來施行的三七五減租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礎。難怪後來推行「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政策的台灣省主席陳誠對人說：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是陳儀主政時策畫設計的，他只是「執行而已」。台灣自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米價飛漲，增加了6倍，主要是因為米商大戶的囤積與走私。陳儀特別成立了「糧食調濟委員會」，採用一系列的措施，逼迫囤積及走私者現形，米價終趨平穩。長官公署為了能迅速培養大量台籍青年進入政府工作，於是成立了「省訓團」、「勞動訓練營」及「警察訓練所」三個培訓機構，使結業者能夠迴避一些需普遍遵循的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以便從速服務桑梓。 1946年4月台灣發生霍亂，導致2210人死亡。長官公署採取多種措施，歷時半年將此疫情滅跡。以上所述，當然只是長官公署的部分政績而已，其他不勝枚舉。這些作為，並非如現今台灣總統任職8年始完成的，而是僅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由此可見長官公署非但不是個顢頇無能的機構，反之，是一個有大作為的政府。但這並不是說長官公署的施政沒有改進的空間，而只是顯示當今許多有關228的言論，在提到長官公署的作為時，多是片面的指責，扭曲了事實真相。這或許是不夠了解這機構的貢獻，或許是刻意避談，同時也不能排除造謠汙衊的可能。三、228發生後，陳儀是有計畫的展開屠殺嗎？台灣回歸中國之初，中央派有兩個「軍」，約兩萬人駐防台灣，但部隊費用要由地方政府支出，這對長官公署而言，是一筆沉重負擔。此時國共在大陸戰爭方殷，政府需要軍隊，想自台灣調兵，詢問陳儀意見。陳儀的一些親信，因「擔心台灣同胞長期受日本教化，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故勸阻陳儀同意。但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台人，台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駐台軍隊遂銳減至僅約5000人。 228是台灣回歸中國後的首次動亂，事發後陳儀自然希望能夠大事化小，這對各方而言，損失都低。如以武力鎮壓，除可能治絲益棼外，對陳儀早先同意將軍隊調返大陸，也會證明為誤。他自然不會自打嘴巴地希望再由大陸派兵來台鎮壓。陳向中央呈報：「武力不能解決今日之局面，徒然引起大屠殺、大流血，惹起國際干涉，貽患無窮，故余忍辱負重，擇定和平解決之方式。」據當時駐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回憶，當事變已進入第5天，他還接到陳儀「制止採取軍事行動」的命令，指示他「應循政治方法解決」，命他「限電到即撤兵回營。」但彭見高雄事態嚴重，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違令出兵。陳儀處理228事件的基調是「和平方式」。他在事件發生的第2天，即同意台北市一些參議員的建議，由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並派公署高級官員參加。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幕僚，在一份向他呈報的「台民暴動經過及其原因之分析」中寫道：「陳長官對此事極端容忍，凡因此案被捕民衆，一律無條件釋放，死者發給恤金，傷者發給醫療費，並絕不追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當時陳儀雖是台灣的最高政軍首長，但另有許多其他單位，尤其是情治及黨部，亦能直通中央。他們多不贊同陳儀的和平手段。例如，駐台灣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3月5日在給首都憲兵司令部轉呈蔣中正的報告，就埋怨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情治單位「中統局」局長葉秀峰3月10日呈蔣中正的報告也稱：「暴徒武力日強，陳長官似尚在粉飾求全。」由此可知當時陳儀的處境極為困難，一方面試圖以和平方式平息動亂，另方面還要頂住許多迫他使用武力的強大壓力。陳儀試以和平方式應對228事件，結果反而給了𦘦事者恣意發展的空間，全省失控。「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非但沒能平息動亂，反向陳儀提出：解除政府武裝、撤銷警備總部及長官公署、政府政策需洽處理委員會同意等所謂之「四十二條處理原則」，要求陳儀全盤接受。遭陳斷然拒絕。時任陳儀機要秘書的鄭士鎔對陳儀以和平方式平息事件的努力功虧一簣，至感遺憾。他回憶說:「原先在長官（陳儀）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可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招致大軍壓境，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瞞著長官先斬後奏地造成不少冤案。」這也引起陳儀的憤怒「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 228動亂之初，陳儀於3月2日曾拍電報向中央請兵一旅來台。有些人士即緊握這點，罔顧陳儀諸多試圖和平解決的努力，指稱他玩弄「兩手策略」。其實，陳儀雖希望事件能獲和平解決，但也不可不未雨綢繆，請兵一旅，以防萬一。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長官，應有的的周全行為，兩者並不矛盾。即如一個國家增強國防，並不表示希望戰爭一樣，不能簡化的稱之為兩手策略。更何況後來事件的發展，的確比當初預料的要嚴峻得多。四、陳儀是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嗎？陳儀，1883年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熟知日本事務。他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前，曾任浙江省主席、國防部政務次長、福建省主席以及行政院秘書長等要職。由他在台灣約一年半的時間內所完成的諸多工作，可以看出他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及不畏艱難的實踐魄力。他生活簡樸，從早到晚除忙於工作外，幾無閒暇娛樂，常以「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閒空是墮落，懶惰是罪惡。」勉勵同仁勤懇任事。他任職行政長官時寫信告訴女兒：「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遂亦自忘其疲勞耳。」陳儀極為清亷，非分之財，－介不取，兩袖清風，位居政府要職數十年，但從未置產，連一棟私人宅舍都沒有。他到台灣後，不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現在總統府旁的台北賓館），而住在台灣電力公司的宿舍。近鄰常見他的日籍夫人𢹂菜籃出沒於和平東路菜市場中。當時無論敵友，幾乎無人對他的清廉有所質疑。陳儀還有一個顯著的人格特質，那就是有強烈的愛國心。1940年6月21日陳儀在自己的筆記中寫道：「矢勤矢勇，一心一德，發揮民族固有的德性，砥礪獻身殉國的精神，念念為救國而犧牲，時時作衛國的準備。」1939年4月，他寫信給妻子，鼓勵女婿從事軍醫工作。他認為女婿應該「不計地位，不論報酬，不問待遇，以極大的忍耐力，為國家民族去服務。這是中國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千載一時的機會。」他對親人選擇工作的看法，不像一般人著眼於是否對個人或家庭有利，而在是否對國家社會有益。愛國是一個抽象的詞彙，具體的表現就是愛護這個國家的人民。陳儀的愛國也反映在他不是忠於某個國家領導人，而是愛護人民。這導致他後來想與中共談和，「使人民恢復安定的生活」，「江南千百萬百姓免受災難」，結果被政府處死。不過這是後話。綜上所述，可知陳儀非但不是一個貪汙腐敗的官僚，反之，是位廉潔自律、勤奮工作，又充滿了愛國愛民情操的理想主義者。五、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是空穴來風嗎？一個社會會發生大規模的動盪，必然表示社會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對現狀十分不滿。上文陳述了陳儀操守良好、工作認真，在他領導下的「台灣省長官公署」也是一個效率高，績效佳的機構。但這並不表示人民就都滿於現況。就軍紀不佳而言，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就𠄘認：「國軍士兵，因多不受教育，十人之中，識字的不到一人，故素質不好，無可諱言。」即使陳儀本人也坦言：「日本軍人知道軍人需要人民的愛護，所以對人民極有禮貌…在台灣的日軍軍紀也良好，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的軍隊到達台灣，雖然我們自己已經認為軍紀比較不算差，但在台灣同胞的心目中，還是覺得不行。」就貪腐情況而言，雖然一些高層官員，如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專賣局長任維鈞，被指控貪汙，經調查後，都還了他們清白，但中國的吏治普遍不佳，無法與日本相比，也是事實。台灣同胞在光復後感到政府官員的表現今不如昔，並不令人意外。在任用台籍人士從事公務方面，長官公署了解此事重要，曾多方設法增加任用，也獲得一定成效。台籍公務人員在日治時代末期，佔總督府所有工作人員的55％。到了228事件發生時，台籍人士佔長官公署人員的比率，已增至74％其中尤以中高層的薦任和簡任數量，更是以10倍，甚至百倍的比例成長。但仍有許多台籍青年，尤其是知識分子，服務桑梓心切，卻因語文、資歴及名額等因素而未得如願。在民生經濟方面，長官公署的許多努力，要加以時日才見功效。一些惠民措施，也未必即時都能被人民了解。反之，由於台灣受大陸經濟波動的影響，雖使用不同幣制及貿易管制政策，仍難完全置之於外。228事件發生前夕，台灣物價上漲情況，雖比大陸要好很多，但台灣民眾感覺到的是生活艱困，心有不滿，也是自然。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台灣光復後長官公署的工作成效與一些民眾的不滿情緒，是可以同時存在的。這些不滿情緒雖然會助長228事件的發生，但非關鍵因素。六、發生228事件的關鍵因素。二戰結束前，中國土地約有一半都被日本佔領。戰爭結束，中國設立了包括台灣在內的15個受降區，由日本手中取回失地。這些地區回歸中國後也經驗了政府軍紀不良、官員貪腐、通貨膨脹、民生艱困等情事，以致有「五子登科」等貶抑詞彙出現，其嚴重性，可能更勝於台灣。但在這些地區，並未發生類似228的大規模動亂。由此可知，台灣發生228事件，必有其特殊的因素，那就是台灣在回歸中國前，被日本統治了長達51年之久。這是中國其他被日本佔領地區所沒有的特殊背景，也是發生228的關鍵因素。台灣歸還中國時，凡是51歲以下的台灣同胞，都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凡60歲以下者，對中國之了解，多相當有限。他們之中，如果有人在國籍認同上，視自己為日本人，乃自然之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日本政府在台灣首次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台灣適役男子估計約200萬人。而報名參加志願兵者達42萬5921人。最後400取1，只錄取了1020名。1943年日本再次在台灣招募志願兵1030名，報名者更多達60萬1147人。由此亦反映出當時台灣青年，已普遍視日本為「祖國」，甚至不惜生命要為天皇而戰。自1937年至1945年，台灣有超過20萬名青年曾在日本軍中服役（包括正式日籍軍人以及在軍隊中從事勞務的「軍屬」，其中有3萬多人陣亡）。這些青年，在國家認同上如傾向日本，而非祖先居住的中國，當非意外。二戰後，他們自出生起就效忠的日本政府，驟然離開台灣，取而代之的是「敵國」派來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他們對這個「外來政權」既不了解、又無感情，加上言語及某些生活習慣上的差異，自難產生認同感與效忠心。在此同時，全台十餘家報紙，為吸引讀者，「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駡，惡意醜詆。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均置之不理…此等攻擊政府之輿論為其（台胞）從來未所見，初則引為怪事，繼則信為正確，而漸啓輕視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心理矣。」在這種氛圍之下，一個緝查販賣私煙而誤傷路人的星星之火，隨即引爆為鉅大的社會動盪。事件發生後，暴徒們普遍毆打，甚至殺害，包括婦孺在內手無寸鐵的外省籍人士。由此可知，他們並非僅僅是對長官公署不滿，而是發洩一種濃烈的「仇中（國）」情緒。暴亂的人數雖然不少，發生的地點也散布全省，但參加者多半是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年輕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無業人士，且集中在都市中。其他年齡較長以及廣大農村人口與工廠工人，則多未參加。待大陸軍隊於3月8日抵台展開鎮壓後，暴動迅速平息。政府隨即展開為期約兩個月的「清鄉活動」，收回步槍2748支，手槍約200支，手榴彈3萬7027顆，軍刀3578把。可見當時民間武器之氾濫以及軍民武裝衝突之不可避免。整個事件到了1947年5月就完全結束，陳儀也被解職離台。七）結語。台灣海峽兩岸間的關係，自明朝末年起直至今日，都是一個複雜而重要的問題，攸關台灣人民及其子孫的福祉。今後兩岸關係會如何發展，實難逆料。我們研討228事件，希望能從中得取教訓，增加處理兩岸關係的智慧與能力，使台灣有良好的發展環境，人民有安樂幸福的生活，則幸甚矣！（陳兆熙/作者為前新聞局國際處處長）

（深度政經分析）中國的綠色能源雄心將給世界帶來什麼代價？ 2025年9月26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BROOK LARMER 在寮國東南部的一條偏遠山脊上，一片巨大的白色葉片破雲而出，彷彿懸在半空。葉片高聳至相當於50層樓的高度，在附近一片木屋群上方180米處旋轉著，又隱入雲中。接著又出現一片葉片，再接著又一片。雲層漸漸散開，赫然露出一排巨大的風力渦輪機，沿著山脊一直延伸到遠方。對於寮國多征地區的村民而言，這並非首次看到強大的新技術出現在他們與世隔絕的家園上空。半個多世紀前的越戰期間，美軍戰機曾在該地區投下了數百萬磅炸彈。在這個以達伶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許多小屋的支柱至今仍用美國炸彈殼製成。今年早些時候，一位部落長老用竹杖指向村前的土路說：「這就是當年的胡志明小道。」他回憶起那條由北越軍隊修建、不斷遭到美軍轟炸的隱蔽運輸網路，「炸彈像雨點一樣落下。」昔日美軍炸彈傾瀉之處，如今豎立起中國的風力發電機。在胡志明小道的同一段，一家中國國企剛建成號稱東南亞最大的陸上風電場——在這個亞洲最貧困國家之一的一處廣闊區域遍布著133台渦輪機。耗資9.5億美元的季風風電項目於8月底投入商業運營。由中國電建承建、泰國企業聯盟運營的該項目，預計未來25年可減少逾3200萬噸碳排放。然而，所有電力將跨境售予越南，此舉雖鞏固了寮國的「東南亞蓄電池」地位，為多征民眾帶來的好處卻十分有限。幾個月來，這位長老看到渦輪機和80多米長的葉片在夜間被緩慢運送上山。他出生於一個至今仍沒有通電的偏遠村莊，對這些中國製造的渦輪機體積之大驚嘆不已。但它們的確切用途卻讓他不明所以。「我看見了，」他說，「但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們是用來幹什麼的。」寮國首座風電場在中國清潔能源革命中雖不顯眼，卻凸顯了這個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如何在可再生能源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據國際能源署數據，2024年中國在清潔技術上的投資高達6250億美元，推動了一場驚人的轉型：當前全球三分之二電動車、六成以上的風力發電機、8.5成以上的電池產能均來自中國。國際能源署去年預測，十年內中國清潔技術年出口將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目前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石油出口總和。兩大超級大國正背道而馳：當美國放棄對風電、太陽能和電動車的承諾——川普政府所謂「大而美法案」削減了對這三者的支持——中國正強化對可再生能源供應鏈各環節的控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清潔能源專家米洛·麥克布萊德指出：「清潔能源領域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直擊中美大國競爭核心。美國正強化其最大油氣生產國和出口國地位，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擴展作為未來清潔技術全球製造國和出口國的實力。」中國國內的變革對地球至關重要，但其境外發生的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激增——可能對氣候和地緣政治產生更持久的影響。如今，相對低成本的中國綠色技術洪流幾乎湧向全球每個角落：曼谷、聖保羅和亞的斯亞貝巴的街頭滿是閃亮的新款中國電動汽車；巴基斯坦陽光普照的城市和阿根廷海拔約4000米的高原上鋪著中國製造的太陽能板；波士尼亞狹長的海岸、肯亞的平原，當然還有寮國東南部的高地，均散落著裝有中國巨型渦輪機的風電場。赫爾辛基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的勞裡·米利維爾塔分析顯示，去年中國向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中的191個出口了清潔能源技術，唯一不在其列的是中非共和國——這一數據令人震驚。無論背後動機如何——是中國製造商消化過剩產能，還是發展中國家尋求更廉價的能源安全路徑——這些出口已開始削減全球碳排放。米利維爾塔計算，僅2024年中國的清潔技術出口就將使中國境外的全球排放量減少1%。換言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快速擴張每年將助力避免2.2億噸碳排放，大致相當於5000萬輛燃油汽車的年排放量。「這是巨大的貢獻，」CREA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分析師米利維爾塔表示，但補充說，「但這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目標仍相去甚遠。」 25年前，中國出口經濟的支柱被稱為「老三樣」：服裝、傢具和家電。如今則是「新三樣」：太陽能、電動汽車和鋰離子電池（或許未來還會加上第四項——風電）。中國對清潔能源的興趣最初源於對沖嚴重的石油依賴——其大部分石油需經戰略上易受攻擊的馬六甲海峽運輸。但早在2010年，一批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就開始將清潔能源視為幾十年一遇的機會，既能實現經濟增長和地緣影響力，又能保障能源安全。其中有人提出，歷史上率先開發新能源技術的國家往往能夠改變全球力量平衡。十多年前，中國清潔能源企業首次開拓海外市場時，主要目標是歐美。但金融危機和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尤其是美國）迫使策略發生根本轉變。中國企業將部分工廠遷至海外以規避關稅——例如在印尼生產太陽能板——同時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新市場。「中國企業的思維極具全球性，」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院長、中國能源問題專家凱利·西姆斯·加拉格爾表示。「以中國太陽能企業為例，它們最初依賴出口導向型增長，待成本下降後才轉而滲透國內市場。」由於中國產能過剩導致價格暴跌——過去兩年太陽能板成本下降50%——各國爭相購買中國的清潔技術。一個附帶結果是：中國不再依賴美國消費者。據米利維爾塔數據，中國的風電、太陽能和電動汽車出口中僅4%流向美國。「在一個全球銷量年增30%的市場裡，」他寫道，「美國不過是個註腳。」最迅猛的增長髮生在發展中國家。米利維爾塔指出，過去四年中，這些國家貢獻了中國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增長的70%。去年，中國首次實現近半數的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流向發展中國家。儘管部分中國清潔技術企業可能無法在殘酷競爭和價格崩塌中生存，但這些出口趨勢預計將加速。「三年內，」麥克布萊德說，「中國產品進入新國家的速度和規模將遠超以往。」儘管佔據主導地位，中國仍難以將清潔技術轉化為軟實力。為實現這種轉變，一些倡導者敦促北京啟動「二戰」後美國在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的某種綠色版。但迄今為止，北京採取了更狹隘、更民族主義的策略。中國企業大多更熱衷於傾銷產品和搶佔市場，而非幫助其他國家建設本土清潔技術經濟。「中國企業只會前往有需求的地方，」喬治城大學能源與環境教授喬安娜·劉易斯表示。「它們選擇合作國家的首要依據並非外交目標。」對寮國這類財政搖搖欲墜的國家而言，中國的清潔能源項目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們提供了化石燃料的廉價替代品，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負擔途徑，以及在動盪世界中實現能源安全的機會。但在這些承諾背後潛藏著依賴的風險。在許多方面，寮國已成為其他國家與中國「走鋼絲」的試驗場：如何在受益於中國清潔能源的同時，避免過度依賴或深陷債務，以至於喪失自主能力？這個問題在寮國南部山區迴盪——當地的達伶族原住民如今要與東南亞最大風電場的那些旋轉的渦輪機分享他們的家園。細雨霏霏的多征鎮迎來了一位大人物——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此行是為主持季風風電項目的竣工儀式。那是7月初，是名副其實的季風季節，項目的中方經理在鎮上的一家餐廳安排了慶功宴，這比半小時土路車程外工人主營地的食堂檔次提升不少。風電場建設帶來的資金湧入讓這個靠近越南邊境的偏遠之地一夜之間變成了「繁榮的迷你城」：新開了一家酒店、一家中國理髮店、一家卡拉OK，以及五家燈火通明、銷售不同品牌中國手機的商店。這裡甚至還開了一家川菜館，因為開張不久，店名是用中文手寫在一塊硬紙板上、貼於店外的。但小鎮最顯著的標誌是風景如畫的水庫對面山脊上那排緩緩轉動的風力發電機。當晚，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乘坐一輛黑色豐田蘭德酷路澤來到舉辦宴席的餐館，汽車的前擋風玻璃貼有醒目的紅色「#1」標籤，車牌號碼6688取普通話「六六發發」的諧音。餐廳內13名男性（無女性在場）起身迎接老闆，眾人清一色穿著白色或藍色襯衫。匆匆用完餐後，中方員工逐一站起，用寮國威士忌向領導敬酒。值得慶賀的事有很多：裝機容量600兆瓦的季風項目最後一颱風機已在4月吊裝完成，如今133颱風機的試運行也全部結束。中國電建稱，這是中企在海外建成的最大風電場，它即將正式投入運營。「恭喜，恭喜老闆！」眾人大聲祝賀。在多征鎮西南約16公里處，季風風電項目主營地建在一座小山上，俯瞰著曾經的胡志明小道，緊鄰一座新建的500千伏變電站，輸電線路從這裡將電力送往越南。這座帶圍欄的水泥建築群，與周邊隱匿於山林的原住民村落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個由中國電建建造的營地裡，整齊排列著數排藍色金屬頂的工廠式宿舍，這裡還配備了一個籃球場，以及許多白色的豐田蘭德酷路澤。不同於周邊的村落，這裡裝有一排排泛光燈，電力供應充足。項目建設高峰期，這裡曾駐紮著數百名員工，如今隨著項目轉入運營階段，大部分人已經撤離。公司旗幟仍在仿大理石基座上飄揚，上面鐫刻著中文：「責任與效率至上」。在寮國這個貧窮的內陸共產主義國家，中國效率體現得淋漓盡致。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約書亞·科蘭茲克稱寮國為中國的「衛星國」。中國電建僅用27個月便在一片相當於曼哈頓面積12倍的山區完成了整個季風項目。在動工前，排雷小組必須清除掉越戰遺留下的未爆炸彈。施工團隊沿森林覆蓋的山脊修建運輸道路，使中國製造的風機得以長途運抵高原。即使在風雨交加的季風季節，施工也未停止，這家公司不僅面臨工程挑戰，更需謹慎處理與當地原住民的微妙關係——因為項目所涉土地是他們的聖地。在北京「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電建在世界各地承建了許多可再生能源項目，包括印尼的地熱電站、奈及利亞的水電站、智利的太陽能電站、巴基斯坦的風電場。然而，其在寮國的深耕程度無出其右。在過去30年裡，中國電建在寮國參與了150多個項目，其中包括60億美元的中老鐵路，以及耗資27億美元、在湄公河支流上修建的一系列梯級水電站。（這些水電項目因破壞環境、迫使100多個村落的原住民搬遷而引發民眾不滿。）中國電建幾乎以一己之力將寮國打造成「東南亞蓄電池」。該國四分之三的發電量（主要來自水電站）如今出口到泰國、柬埔寨和新加坡等周邊國家。季風風電項目所發電力通過70公里長的跨境輸電線路全部輸送至越南。寮國政府將從這筆交易中獲得外匯收入（部分通過特許權使用費），但問題在於：為了抵債，寮國在2021年將國家電網90%的控股權移交給了一家中國國企，使得中國掌握了所有通往國內外（包括越南）用戶的電力調度權。迄今為止，這些對外交易並未緩解寮國的債務或貧困。寮國農村人均月收入估計僅約18美元。分析人士指出，即便不存在腐敗，大部分能源收入也最終用來償還不斷膨脹的外債。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原本旨在提振經濟的昂貴基礎設施項目反而讓寮國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外債，其中約一半的債主是中國。寮國政府不僅無力償還對中國的債務，連支付利息都很吃力。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在2025年4月的一份報告中總結道：「無論是有意還是無心，中國已在寮國製造了債務陷阱。即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債務減免，寮國也無法擺脫危機。」無論北京動機如何，這個資金短缺的鄰國正日益受其影響。「債務正在對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寮國問題專家伊恩·貝爾德指出，「經濟債務已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中國去年正式接管了寮國國家電網的運營，考慮到該電網主要由中國企業使用中國技術和資金建設，這幾乎是必然結果。中國電建——該公司沒有回應採訪請求——在向寮國施壓要求還債。今年，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起訴寮國國有電力公司，要求支付5.55億美元的水電項目欠款。若寮國無法籌措資金，還將被迫交出哪些國有資產？據季風風電有限公司總經理納魯特·博卡喬恩表示，至少多征鎮的風電場不會加劇寮國債務。他稱寮國政府未參與任何貸款，也不持有項目股權。（儘管中國電建是承建主力，但它同樣不是業主）「我們認為該項目有望幫助減輕債務，」博卡喬恩表示。但他指出，在已讓渡土地（交給季風項目）、電網（交給中國）和電力（賣給越南）控制權的弱勢處境下，寮國政府未來25年可能僅獲1億美元收益，主要來自特許權使用費和稅收。這總比債務好。而且博卡喬恩相信，這個風電場向寮國政府展示了更有價值的東西：一條通往清潔能源的道路——幫助寮國實現到2030年減排60%的目標，並且對環境和社會的衝擊也比傳統的水電項目要小得多。事實上，風電產業在寮國正迅猛發展。在多征地區北部，一個裝機容量超過季風項目兩倍的新風電項目正在建設中。博卡喬恩表示，在多征現有的風電場旁邊，還有一個項目仍處於規劃中。季風項目預計將在該地區運營25年。排爆小組已對這片山地進行了作業，清除了未爆炸的彈藥。從原主營營地往前走一段路，有一片巨大的紅土地，頭戴中國電建安全帽的工人們已開始建造一棟兩層高的綜合辦公樓，作為新的運營基地。看起來，用不了多久，又將大批工人湧入——其中許多都是中國人，築起更多風能的「豐碑」。近十年前，當美中攜手推動《巴黎協定》通過時，世界曾迎來一段和諧共鳴的時刻。超過200個國家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暖化，氣候對話圍繞著共同願景、國際合作乃至全球治理展開。但這種各方合作的高峰狀態僅僅持續了不到三年，美國就在川普首屆任期內與中國打響貿易戰，中國開始確立其在清潔能源發展各關鍵領域的主導地位。「共享願景的感覺已經大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競爭的綠色能源治國時代，」倫敦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員薩姆·蓋爾說，「而這一點在中國的案例中尤為明顯。」中國將自身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描繪成對「生態文明」的關切，並有意識地推動這種承諾的全球化。習近平主席今年4月曾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會放緩。」然而，在所有看似利他的表象之下，中國轉向清潔能源同樣受到其自身對能源安全、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利益的需求所推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即將出版《中國的全球環保主義》(Chinese Global Environmentalism)一書的王立德指出，中國的綠色能源治國方略在全球關切與國家利益之間取得了平衡。他說，「中國摸索出了一套既與《巴黎協定》契合，又有助於達成所有這些國家安全目標的動態平衡。」如果這是一場全球競爭，當其中一方——美國——退賽時會發生什麼？通過逐步取消對太陽能、風能和電動車的稅收抵免和激勵措施，川普政府已經重創了計劃中的數百億美元清潔能源投資，而且讓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倒退數年、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時間。「嚴格從美中競爭的角度看，這是一記徹頭徹尾的昏招，」米利維爾塔表示。最鮮明的對比出現在8月底，美國政府叫停了羅德島海岸附近一個接近完工、造價40億美元的海上風電項目；而季風風電項目正是在那一天開始了商業運營。川普不僅僅是將清潔能源產業拱手讓給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同時還將氣候議題上的全球領導角色讓給了中國。在北京，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這是中國強化其綠色能源治國方略的絕佳時機。迄今為止，綠色技術的全球擴張主要由中國企業主導，它們尋找能夠消化其過剩產能的市場——而非出於政府構建軟實力的預謀戰略。而且，中國的大部分出口也只是設備銷售或建設服務，而非更深層次的技術轉移或製造經驗的分享。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將中國的影響力保持在商業而非政治領域是有益的。正如巴賽隆納國際事務中心的哈維爾·博拉斯所寫：「中國正在設法打造一種無需北京的笨拙宣傳的新型綠色軟實力。」但缺乏系統性的方式——可稱之為偶然的軟實力——並不足以推動世界的低碳轉型。2023年的一份聯合國報告清楚地指出了挑戰：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大約1.7萬億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才能朝氣候目標邁進，但前一年它們僅獲得了544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受這份報告激勵，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提出了一個清潔能源版的「馬歇爾計劃」。黃益平認為，只有中國具備填補這一缺口的專業能力、融資能力和生產能力。他寫道，通過分享這些工具，中國可以「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同時促進本國經濟，並加強其國際領導力」。打造一個「綠色版馬歇爾計劃」將是軟實力的終極體現，但北京似乎不願做出這樣的承諾。更糟糕的是，中國依然嚴重依賴煤炭和石油。據CREA的數據，自2015年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90%來自中國。儘管如此，查塔姆研究所的蓋爾表示，中國或可從小處著手獲益——例如出口廉價的太陽能熱水器等產品，這類設備在中國農村隨處可見。蓋爾說：「如果中國真的致力於軟實力，並推動南南氣候合作，理應大力向貧窮國家出口這些東西。」這「將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效益。然而最終落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光鮮時髦的現代項目」。他還說：「在軟實力方面，中國確實錯失了一個量級。」對於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國家來說，建立本土低碳產業是目標之一。「我從中國清潔能源技術的出口模式中並未看到宏大戰略的證據，」喬治城大學的劉易斯表示。「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低碳能源轉型中有巨大的機會發揮更大作用，不僅僅是出口太陽能、風能和其他技術，還可以幫助這些國家建立自己的綠色產業，並借鑒中國自身的綠色產業政策模式。」這一進程已開始自下而上地湧現。例如在肯亞，一家電動車分銷商據報導正從直接進口中國整車轉向在當地組裝同類車輛。此類雙贏合作既為當地創造就業、輸送技術甚至帶來利潤，又使中國製造商能夠更直接地切入充滿活力的新市場。但並非所有嘗試都能取得成功：在智利，兩家中國企業決定放棄在當地建設鋰電負極材料工廠的計劃，打擊了這個南美國家想要擺脫單純出口鋰原料的雄心。迄今為止與中國合作最成功的或許是巴西，它將於11月舉辦全球氣候峰會。即便在遭受美國懲罰性關稅打擊的情況下，巴西仍與中國企業達成了包括電動車工廠和風機組裝廠在內的多項協議。深陷債務的寮國並不具備向中國提要求的底氣。然而，就在今年春天季風風電項目最後一批風機安裝期間，據報導，寮國政府又與另一家中國企業簽署了14.5億美元新協議，由該公司牽頭建設一個1800兆瓦的清潔能源項目。即便背負沉重的對華債務——也許恰恰是因為如此——寮國作為能源出口國的角色絲毫沒有減弱跡象。距季風項目主營地僅1000多米的達多村座落在一處河灣邊。搖搖欲墜的木棧橋對岸，日常生活的儀式依然如常延續。某戶人家裡，六七名婦女正在照料母嬰二人，她們用草藥驅邪，又將經過加熱的布巾敷在產婦腹部。拐角處，一群男子與少年合力將一頭老水牛按倒在地，準備將其宰殺用於村宴。在這些傳統景象中亦夾雜著外來影響的痕跡：許多糧倉下方的支撐物是用美軍集束炸彈殼製成的。附近一棟現代兩層水泥樓正在施工，據稱房主是一名在中國電建找到了工作的村民。在附近達蘭村上方的山坡牧場，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歷史的印記。近處的牛群在坑坑窪窪的草坡上閑散踱步，悠然啃食青草，幾乎讓人忘了這些坑洞是50多年前美軍飛機投彈所留。光禿禿的山丘上，樹木和灌叢都是從彈坑裡長出來的。而越過這片瘡痍之地，一排排流線型的全新中國風機向遠方延伸，直至地平線。在這片風機陣列之下，坐落著32個村莊，約有1.7萬名居民，其中大約90%屬於少數民族達伶族人。施工期間，季風項目方疲於應對村民的各種不滿，從失去耕地到被一份項目影響報告稱為「環境神靈」受到的侵擾。達邦村的村民則對中國電建計劃在祖墳上方架設輸電線表示憤怒。在他們看來，那是安葬先人的聖地。根據博卡喬恩的說法，公司最終同意改變輸電線路的走向，以避免打擾村民所敬奉的祖先亡靈。通常，當外國承包商需要在村莊附近施工時，當地人都會舉行儀式。博卡喬恩說，公司為土地、樹木、收入和文化遺產的損失賠償總額達到130萬美元。對於這個耗資近十億美元的項目而言，這只是微不足道的支出。但對當地需求的細緻關照確實帶來一項重要成果：博卡喬恩稱，沒有一個家庭因為季風項目被強制搬遷。儘管風電場的到來令人不適應，但數百名村民在施工期找到了臨時工作，比如建築工人、廚師、保安或卡車司機。其中卡車司機的工資最高，一名村民說，月薪超過200美元，是當地平均水平的好幾倍。但4月中國電建安裝完最後一批風機後，多數崗位隨之消失。鮮有村民具備足夠教育背景或技能勝任運營崗位，不過博卡喬恩表示，季風項目仍僱傭著120名村民，從事森林保護到社區關係等各類工作。項目每年撥備逾百萬美元設立社區發展基金，幾乎成為該地區的一個微型政府，提供獎學金，教授當地人咖啡種植技術，並為最偏遠、未接入電網的村莊提供太陽能組件。公司甚至將其主營地改造為社區培訓中心。儘管如此，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當地人並沒有從這片佔據他們土地的風電場獲得哪怕一度電。在靠近公路的一個露天便利店裡，一位二十齣頭、光著腳的年輕女子正在照看家裡的生意，顧客們坐在啤酒箱搭成的木桌旁。被問及季風項目是否給村莊帶來變化時，她指向隔壁那幢破舊的木屋：「商店原來在那兒，」她說，「但生意不錯，所以我們蓋了這個新店。」這座新建的水泥屋刷了白牆，鋪了塑料地板，還添置了新的冰箱冷櫃。中國工人常常在上下工的路上順便光顧——「他們只買百事可樂和糖果，」她說——但真正讓生意興旺起來的是本地村民，其中許多人是第一次拿到現金工資的自給農戶。隨著三輛巨型卡車轟隆隆駛過，所有交談戛然而止。卡車載著從附近礦山開採的鋁土礦，目的地是越南，最終送往中國。隨後駛來一輛中國電建的SUV，一輛掛著挪威援助組織標識和美國國旗貼紙的豐田蘭德酷路澤緊隨其後。車上坐著排雷專家——在最後一枚美軍炸彈落下50多年後，他們仍在勘察這片土地上的未爆彈。他們的工作短期內是不可能完成了，因為資助此類行動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項目今年已被取消。這位年輕女子的抱負遠不止在古老的胡志明小道上經營家裡的鋪子。作為家族的首位大學生，也是當地極少數的大學生之一，她趁假期回鄉幫父母看店。她表示畢業後可能離開村莊，前往多征這樣的大城鎮或更遠的塞貢市工作。不過，就眼下而言，她有一個更簡單的願望。接觸到一些中國工程師，看到中國電建如何把最前沿的技術帶進這片未開發的高地後，她萌生了學習中文的興趣。中國廉價太陽能如何改變了非洲 2025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SOMINI SENGUPTA, GULSHAN KHAN 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幾年前，開普敦牙醫伊斯梅特·布利遇到了一個嚴重問題。預約患者來了，卻發現停電了。沒有電就意味著無法拍X光片、無法補牙、無法進行根管治療。「我根本無法工作，」布利醫生說。像布利醫生這樣的南非人找到了解決多年來困擾發展中國家電力短缺問題的辦法。由於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價格迅速下降，他們現在從太陽中獲取電力。這些不再是早期那種在農村社區為一個燈泡或電視機供電的老式小型太陽能燈。今天，太陽能和電池系統已廣泛應用於各類企業——汽車工廠和酒莊、金礦和購物中心。它們正在改變非洲最大經濟體中的日常生活、貿易和工業。這一變化以驚人的速度發生。太陽能從2019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大約佔南非發電容量的10%。南非人不再完全依賴定義了全世界一個多世紀以來電力獲取方式的巨型燃煤電廠。這迫使該國本已陷入困境的電力公用事業公司重新思考其業務，因為收入正在蒸發。開普敦「可持續能源非洲」組織的項目經理喬爾·納納稱這是「自下而上的運動」，旨在解決一個困擾數代人的難題。「破敗的系統意味著電力不可靠、昂貴，或者根本沒有電，」他說。「我們一直生活在這種狀況中。」南非的這番景象正在非洲各地出現。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引領世界的雄心。過去十年中，美國加大了化石燃料出口，中國則專注於主導可再生能源。今天，全世界的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大部分都由中國公司生產，以至於它們正在大幅降價，並拚命尋找買家。關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它們在美國和歐洲的發展，但在非洲，它們找到巨大的新市場，那裡大約有6億人缺乏可靠電力供應。根據英國能源追蹤組織Ember對2025年前10個月中國出口數據的分析，整個大陸從中國的太陽能進口量上升了50%，延續了這一趨勢。南非是中國太陽能產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但並非唯一。塞拉利昂進口的太陽能發電設備規模已超其現有總發電容量的一半，乍得的進口量也接近半數。中國將從中獲益良多。不僅是新市場，還有新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企業不只是出口產品。國有電力企業中國電建還在南非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建設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電站。目前，中國還在競標南非國有電力公司Eskom的合同，計劃新建1.4萬公里的輸電線路，這是南非在全國範圍內調配日益增長的太陽能電力所急需的基礎設施。「我們顯然無力承擔這筆費用，」南非電力與能源部副部長薩曼莎·格雷厄姆-馬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