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蘇丹凌晨2點06分，希望早上醒來能收到你的信息，暫時再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艾芬前所未有的训斥去年12月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海鲜做事的。紧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将近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录了一段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当天下午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20，医院发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慌，要追责。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能外传。一天后，1月1日晚上11点46分，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一下。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话就打来了。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严厉的斥责。当时，谈话的领导说，「我们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某某某主任批评我们医院那个艾芬，作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你是专业人士，怎么能够没有原则没有组织纪律造谣生事？」这是原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号人一个个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20号，钟南山说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门要戴口罩。外围科室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8个人之一被叫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我就不能回答了。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是很矛盾的。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很荒谬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1月1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抢救；1月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22楼，江学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1月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告诉我的。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4000多号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感觉我感同身受。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活着就是好的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诉你真话，1月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1523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3倍，其中发烧的有655个人。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观。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还有的病人家属来了，说要一张床，我的爸爸在汽车里面不行了，因为那时候地下车库已封，他车子也堵着开不进来。我没办法，带着人和设备跑去汽车里去，一看，人已经死了，你说是什么感受，很难受很难受。这个人就死在汽车里，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一位老人，老伴刚在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她的儿子、女儿都被感染了，在打针，照顾她的是女婿，一来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联系呼吸科给收进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个有文化有素质的人，过来跟我说谢谢医生等等的，我心里一紧，说快去，根本耽误不了了。结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谢谢虽然几秒钟，但也耽误了几秒。这句谢谢压得我很沉重。还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监护室的时候，就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你永远见不着了。我记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来交班，我说我们来照个相，纪念一下这个大年三十，还发了个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没有说什么祝福，这种时候，活着就是好的。以前，你如果有一点失误，比如没有及时打针，病人都可能还去闹，现在没人了，没有人跟你吵，没有人跟你闹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然来的打击击垮了，搞蒙了。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属有很伤心地哭的，因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属也不会说医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医生说，唉，那就快点解脱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这时候每个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一天发热门诊门口的排队，要排5个小时。正排着一个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应该是很讲究的一个中年女性，可是没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护士、医生来去扶她。 1月30号我早上来上班，一个白发老人的儿子32岁死了，他就盯着看医生给他开死亡证明。根本没有眼泪，怎么哭？没办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个外来的打工的，没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没有确诊，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张死亡证明。这也是我想要去呼吁一下的。在急诊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没有诊断、没办法确诊的病例，等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能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的家庭一些安抚，我们的病人很可怜的，很可怜。「幸运」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打倒我，这也和我的经历、个性有关。 9岁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想着长大了当个医生去救别人的命。后来高考的时候，我的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专业，最后考取了同济医学院。199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了中心医院，之前在心血管内科工作，2010年到急诊科当主任的。我觉得急诊科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把它搞成这么大，搞得大家团结起来，做成这个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这个集体。前几天，我的一个护士发朋友圈说，好怀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诊，那种忙跟这种忙完全是两个概念。在这次疫情之前，心梗、脑梗、消化道出血、外伤等等这些才是我们急诊的范畴。那种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确，针对各种类型的病人都有很通畅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做，出了问题找哪一个。而这一次是这么多危重病人没办法去处理，没办法收住院，而且我们医务人员还在这种风险之中，这种忙真的很无奈，很痛心。有一天早上8点，我们科一个年轻医生跟我发微信，也是蛮有性格的，说我今天不来上班了，不舒服。因为我们这里都有规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说好安排，你到8点钟跟我说，我到哪里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对我发脾气，说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领导的急诊科放回社会，我们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为作为医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说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诊科主任，你该怎么办？后来，这个医生休息了几天后，还是照样来工作。他不是说怕死怕累，而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下子面对这么多病人感到很崩溃。作为医生来说，特别是后面很多来支援的医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这种情况懵了，有的医生、护士就哭。一个是哭别人，再一个也是哭自己，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感染。大概在1月中下旬，医院的领导也陆陆续续地都病倒了，包括我们的门办主任，三位副院长。医务科科长的女儿也病了，他也在家里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儿战斗吧，就是那种感觉。我身边的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点半，我们倒的第一个医生，他说主任我中招了，不烧，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会儿，隔离病房负责的一个责任护士，告诉我说他也倒了。晚上，我们的护士长也倒了。我当时非常真实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因为倒得早，可以早点下战场。这三个人我都密切接触过，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结果一直没倒。全院的人都觉得我是个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会抑制这些病毒在肺内沉积。我总觉得我们做急诊的人都算是有情怀的人——在中国的医院，急诊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当中应该是比较低的，因为大家觉得急诊，无非就是个通道，把病人收进去就行了。这次抗疫中，这种忽视也一直都存在。早期的时候，物资不够，有时候分给急诊科的防护服质量非常差，看到我们的护士竟然穿着这种衣服上班，我很生气，在周会群里面发脾气。后来还是好多主任把他们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给我了。还有吃饭问题。病人多的时候管理混乱，他们根本想不到急诊科还差东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摆一大排，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热门诊的微信群里，有医生抱怨，「我们急诊科只有纸尿裤……」我们在最前线战斗，结果是这样，有时候心里真的很气。我们这个集体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线。这次，我们急诊科有40多个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个群，本来叫「急诊生病群」，护士长说不吉利，改成「急诊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没有很悲伤、很绝望、很抱怨的心态，都是蛮积极的，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那种心态。这些孩子们、年轻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这次疫情过后，国家能加大对急诊科的投入，在很多国家的医疗体系中，急诊专业都是非常受重视的。不能达到的幸福 2月17号，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那个同济医院的同学发给我的，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说：幸好你传出去了，及时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没有李文亮他们这8个人，知道的人可能就会更少。这次，我们有三个女医生全家感染。两个女医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个女医生的爸爸、妈妈、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个人感染。大家都觉得这么早就发现这个病毒，结果却是这样，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代价太惨重了。这种代价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我们「急诊加油群」里，大家经常会交流身体状况，有人问心率总在120次/分，要不要紧？那肯定要紧，一动就心慌，这对他们终身都会有影响的，以后年纪大了会不会心衰？这都不好说。以后别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游，他们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还有武汉。你说我们武汉是个多热闹的地方，现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静静的，很多东西买不到，还搞得全国都来支援。前几天广西的一个医疗队的护士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昏迷了，抢救，后来人心跳有了，但还是在昏迷。她如果不来的话，在家里可以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出这种意外。所以，我觉得我们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经历过这次的疫情，对医院里很多人的打击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几个医务人员都有了辞职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干。大家之前对于这个职业的那些观念、常识都难免有点动摇——就是你这么努力工作到底对不对？就像江学庆一样，他工作太认真，太对病人好，每一年的过年过节都在做手术。今天有人发一个江学庆女儿写的微信，说她爸爸的时间全部给了病人。我自己也有过无数次的念头，是不是也回到家做个家庭主妇？疫情之后，我基本上没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帮我照顾孩子。我的二宝都不认得我了，他看视频对我没感觉，我很失落，我生这个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时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还一直喂奶的，这一次也断了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点难过，我老公就跟我说，他说人的一生能够遇到一件这样的事情，并且你不光是参与者，你还要带一个团队去打这场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等将来一切都恢复正常以后大家再去回忆，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 2月21号早上领导和我谈话，其实我想问几个问题，比如有没有觉得那天批评我批评错了？我希望能够给我一个道歉。但是我不敢问。没有人在任何场合跟我说表示抱歉这句话。但我依然觉得，这次的事情更加说明了每个人还是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因为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必须要有人，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不同的声音，是吧？作为武汉人，我们哪一个不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以前过得那种最普通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的幸福。我现在觉得把宝宝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个电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过，到现在来说都是一种幸福，都是不能达到的幸福。這篇對武漢中心醫院急診主任艾芬的專訪，遭到中國境內網管不斷地狂刪，但是中國網民不斷地猛貼，用各種方式流傳。艾芬是武漢第一位把新冠病毒往上呈報的人，也是把第一個消息散出去的人。結果，中國共產黨把整批第一線醫師的專業擔心與警告壓了下去。事情就變成今天這樣子。這篇文章不能沈掉，不然對不起當時他們的勇敢吹哨，也要讓世人知道，這筆帳要找誰算。 =============== 《发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文｜龚菁琦编辑｜金石摄影｜尹夕远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同意采访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点，大约半小时后，3月1日凌晨5点32分，她的同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维持。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讨论。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

2018年最感人的一個真實故事（薦讀）國學與智慧文化 10月10日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