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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夢想家的邏輯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後來他過世了。我說。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中產階級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約翰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於洛杉磯

“第一先賢”俞大维抗戰期間的俞大維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俞氏家族，聲名顯赫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清正廉潔一心爲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