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共有3起事件涉及ChatGPT，2個與半導體設備有關，1項與會議內容有關。設計晶片設備的事件中，三星半導體事業暨裝置解決方案（Device Solutions）部門的員工於操作半導體測試設備下載⋯⋯

《台灣半導體產業強勢崛起的背後》眾所周知，半導體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巔峰，支撐起現代科技、國防、民生等方方面面，是一個國家科技、工業、國防實力的後盾和基石。從1987年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即耳熟能詳的台積電）創立至今，30年的時間里，台灣半導體產業從落後中國，到超越日本、歐盟、韓國，與美國並駕齊驅，短短30年，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生根並茁壯成長，最終領導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譜寫了一部台灣經濟轉型史。這一切僅僅是技術的轉移那麼簡單？為什麼與美國關係更密切的日本、韓國、歐盟反而被台灣甩開，是美國獨厚台灣，願將獨門技術只給台灣嗎？顯然，過去中國媒體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簡單的歸結於技術引進，設備引進，只是一種宣傳的說辭，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為何會反超中國，原因究竟在哪裡？本文將從歷史和研發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一、從落後到領先： 1957年，北京電子管廠通過還原氧化鍺，拉出了鍺單晶。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機部十局第十一所開發鍺晶體管。當年，中國相繼研制出鍺點接觸二極管和三極管（即晶體管）。而此時的台灣在微電子技術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一片空白。 1959年，天津拉制出硅（Si）單晶。1962年，天津拉制出砷化鎵單晶（GaAs），為研究制備其他化合物半導體打下了基礎。同年，中國研究製成硅外延工藝，並開始研究採用照相製版，光刻工藝。這時候的台灣仍是一片空白。 1963年，河北省半導體研究所製成硅平面型晶體管。隔年，該單位又研制出硅外延平面型晶體管。 1965年12月，河北半導體研究所召開鑒定會，鑒定了第一批半導體管，並在中國首先鑒定了DTL型（二極管――晶體管邏輯）數字邏輯電路。1966年底，在工廠範圍內上海元件五廠鑒定了TTL電路產品。這些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主要以與非門為主，還有與非驅動器、與門、或非門、或門、以及與或非電路等。標誌著中國已經製成了自己的小規模集成電路。 1966年，Microchip在高雄設立高雄電子，從事晶圓封裝，台灣第一次接觸到半導體技術。此時，台灣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已嚴重落後於中國。唯一的半導體工業還是外商掌握著經營權與主導權。 1968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製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MOSIC）。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電路的序幕，並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第24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製成功NMOS電路。之後，又研製成CMOS電路。 1970年代，IC價高利厚，需求巨大，引起了全中國建設IC生產企業的熱潮，共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建成，四機部所屬廠有749廠（永紅器材廠）、871（天光集成電路廠）、878（東光電工廠）、4433廠（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所建廠主要有：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上無十四廠、上無十九廠、蘇州半導體廠、常州半導體廠、北京半導體器件二廠、三廠、五廠、六廠、天津半導體（一）廠、航天部西安691廠等等。猶如今天中國新一輪半導體跟風潮。 1972年，中國第一塊PMOS型LSI電路在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研製成功。1973年，我國7個單位分別從國外引進單台設備，建成北京878廠，航天部陝西驪山771所和貴州都勻4433廠。 1967～1970年，德州儀器、飛利浦、捷康、三洋、摩托羅拉等在台灣建廠，引進半導體封裝技術，為台灣的半導體封裝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此時的台灣，仍舊沒有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也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然而，轉折點很快就迎來了。 70年代初，台灣政府以半導體產業為產業轉型突破口，為發展集成電路投入一千萬美元啓動基金，並且在1974年兩個推動性的組織先後成立： - 9月，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所） - 10月，海外華人在美國成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 1976年，工研院電子所與美國RCA公司達成了技術轉移協議，開啓了CMOS 領域的大門，台灣從RCA引進全套技術及生產管理流程；1977年，引進IMR的光罩技術；1978年，電子所建立了實驗工廠和示範工廠，而後首批由台灣本土製造的IC產品問世。但此時的台灣，已經落後中國10年以上，在產能上又嚴重不足，面對中國以國家意志攜技術、產能優勢發展半導體工業，台灣看似必敗無疑。 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所使用的電路為中國科學院109廠（現中科院微電子中心）研制的ECL型（發射極耦合邏輯）電路。��1982年，江蘇無錫的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IC生產線建成驗收投產，這是一條從日本東芝公司全面引進彩色和黑白電視機集成電路生產線，不僅擁有部封裝，而且有3英吋全新工藝設備的芯片製造線，不但引進了設備和淨化廠房及動力設備等「硬件」，而且還引進了製造工藝技術「軟件」。這是中國第一次從國外引進集成電路技術。第一期742廠共投資2.7億元（6600萬美元），建設目標是月投10000片3英吋硅片的生產能力，年產2648萬塊IC成品，產品為雙極型消費類線性電路，包括電視機電路和音響電路。到1984年達產，產量達到3000萬塊，成為中國技術先進、規模最大，具有工業化大生產的專業化工廠。而在台灣，1981年，聯華電子成立，民資佔30%、官方佔70%，成為政府研究機構將技術移轉到民間部門的首個案例，也是IC技術走向民間的第一步；隨著中國引進日本技術打造的742廠投產，此時的台灣引進RCA公司的制程已經完全被中國超越，買來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比財力，台灣遠不及中國，如此下去台灣半導體工業永無出頭之日。1983年，工研院電子所實施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以合作方式推進DRAM與SRAM技術的研發，由於當時的台灣能力不足而最終功虧一簣。台灣半導體產業面臨著全盤覆滅的危險。痛定思痛，台灣由此下定決心，走自主研發之路。 1982年10月，中國國務院為了加強全國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領導，成立了以萬里副總理為組長的「電子計算機和大規模集成電路領導小組」，制定了中國IC發展規劃，提出「六五」期間要對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改造。 1986年，電子部廈門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七五」期間我國集成電路技術「531」發展戰略，即普及推廣5微米技術，開發3微米技術，進行1微米技術科技攻關。有了國家意志的強力支持，中國各地開始了半導體產業挖人、招商引資和大興建設之路。由此帶動中國半導體技術迅速發展：1988年9月，上無十四廠在技術引進項目，建了新廠房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外合資公司――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1988年，在上海元件五廠、上無七廠和上無十九廠聯合搞技術引進項目的基礎上，組建成中外合資公司――上海飛利浦半導體公司。 1987年，工研院電子所與飛利浦合作成立台積電，張忠謀創造性的提出了專業代工模式來運營此工廠，由此，台積電成為全世界第一家專業的晶圓代工廠，IC產業的一種新分工形態出現，這也標誌著台灣IC製造技術從此生根。Intel當時積極尋求部分制程的海外代工，這是台積電成功的一大契機。隨著聯電、台積電的相繼成立，外資為主的下游封裝業，以及本地企業為主的上游設計、光罩業和中游製造業。從而大批海外IC人才紛紛回流創業，大批IC公司特別是設計類公司不斷興起，華邦、華隆微、德基半導體、旺宏、硅成、威盛、民生科技等不同細分領域的半導體企業也逐漸湧現了出來。在商業模式創新下，幾乎是一夜之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雨後春筍般顯露出頭角，官方的工研院積極扶植起的台積電與聯電也羽翼漸豐，宛如今日的台灣生技醫藥產業。與此同時，在中國，1989年2月，機電部在無錫召開「八五」集成電路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加快基地建設，形成規模生產，注重發展專用電路，加強科研和支持條件，振興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戰略。��1989年8月8日，742廠和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無錫分所合併成立了中國華晶電子集團公司。1991年，首都鋼鐵公司和日本NEC公司成立中外合資公司――首鋼NEC電子有限公司。但此時的中國半導體產業已經浮現隱憂。隨著規模日益擴張，生產嚴重過剩，政策扶植下的產業發展空有匹夫之勇，一腔熱情搞建設，卻從未有理性的反思與合理的規劃。隨著一條條產能的開出，中國的國家意志不僅沒有讓中國的半導體工業走向強大，反而一步步住進重症監護室中依賴於補貼輸血才能勉強應付龐大的生產線運轉，過量的產能讓各地頭痛不已。反觀台灣，半導體產業雖發展緩慢，但步步為營，沒有躁進也沒有狂熱，看清自己的位置，從商業模式創新開始，拿到了半導體產業的入場券和第一桶金。此刻，兩岸間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已有定數，中國半導體逐步開始沒落，並從此開始一蹶不振的20年。二、超越歐洲、日本：（圖一）1990半導體全球十強 1990年代半導體是兩個半國家的工業（兩個是指日本、美國，半個是指歐洲）。從上圖也能明顯看出，1990年全球半導體公司排名，前三甲皆是日本企業。歐洲則有一家飛利浦公司上榜。圖二（2005半導體全球十強） 15年後的2005年，同樣的榜單，日本廠商頹態初現，歐洲廠商則勢力大增。此時的台灣依舊是默默無聞，耕耘著自己的技術與供應鏈。在這15年里，台灣相繼成立三大科學園區，制定半導體技術自主研發規劃，逐步從飛利浦手中拿回台積電股權（過去台積電是飛利浦持股50%的真·外企），並打造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構建產業聚落，以及完整的產-官-學-研利益共同體。這時的台灣，半導體設備仍嚴重依賴進口，上游矽晶圓也是外資控制，台灣僅僅是中游的製造上進入第一梯隊而已。很快，台灣便相繼成立了國家實驗研究院，下轄多個與半導體技術相關的國家實驗室，同時軍方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也加入了戰局，和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一道扶植起台灣的半導體企業，現今全球最大的GaAs/GaN半導體代工廠商穩懋科技即是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技術轉移的成果。隨後中央研究院也投入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由此，台灣半導體小企業成為了台積電、聯電、聯發科、日月光等大廠的供應鏈成員，而他們又聯合台灣官方的研究機構、民間大學、企業本身和國際合作夥伴一道組成集團軍，蛻變後的台灣半導體產業爆發式發展已經是指日可待。由圖三可見，台灣當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基地，其晶圓產能高居全球第一，幾乎是中國的2倍。已發展為當之無愧的「硅島」。圖四、2016年全球半導體20強榜單，在十年脫變成長後，台灣已有3家企業進入全球半導體產業20強，上榜企業數量與歐盟、日本持平，同列全球第二。圖五、與此同時，台灣的半導體產值逐年攀升，2016年已達到7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世界霸主美國。圖六、此時的台灣，在半導體各領域都已經站上全球第一梯隊，從產業鏈最上游的矽晶圓產能，台灣已是全球第二，儘管與日本廠商還有不小差距，但環球晶圓的發展勢頭很猛，公司未來持續並購同業擴大產能意願強烈。圖七、在IC設計領域，全球前十大IC設計廠商，台灣佔據3席，分別是聯發科、聯詠科技、瑞昱半導體。這些IC設計領域的廠商依託台灣先進的半導體制程工藝技術，未來仍有很大發展餘地和空間。圖八、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圖九、在晶圓代工領域，前十大廠商，台灣佔據4席，分別是台積電、聯電、力晶、世界先進。全球半導體代工份額有7成以上被台灣廠商壟斷。三、引領未來發展：圖十、ISSCC是「IEE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的縮寫，是世界學術界和企業界公認的集成電路設計領域最高級別會議，被認為是集成電路設計領域的「世界奧林匹克大會」。2018年ISSCC大會上，台灣共有16篇論文入選，數量僅次於美國與韓國，居全球第三。（中國無一論文入選）圖十一、早在2015年，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即領先美國Intel、IBM技術聯盟和比利時IMEC，率先展示全球首個5nm菱形電晶體技術樣品。圖十一、十二、在半導體核心設備：光刻機、原子層沈積系統和刻蝕機領域，台灣皆有獨家技術，可以實現完整國產化，這些技術不僅意味著台灣具備整個設備研發、製造能力，還意味著可以自主對舊機台進行升級改造，避免反復購置新設備，還可以對採購國外的設備進行二次改良，在國際大廠的技術上更進一步，從而奠定制程上獨步全球的技術與良率。垂直堆迭晶片（3D-IC）具備輕薄短小、低功耗與多功能的優勢，半導體產業已於2010年正式進入3D-IC世代。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儀科中心將累積40年研發大口徑光學系統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曝光機鏡頭模組的設計開發，在台北國際光電展中，特別展出全台第一套在地化、自主設計製造的步進式光刻機投影鏡頭之光學元件。該光刻機鏡頭是以等倍率透過逐步重複（步進式：step and repeat）的方式進行晶圓的曝光，除可應用於 3D-IC 製程中的曝光設備外，所建立的技術亦可開發各種需要曝光投影製程（例如 PCB、LED 和 LCD）的曝光設備，廣受廠商青睞。目前台灣自主研發的3D-IC光刻機已獲得台積電、美光半導體、聯電採用。台積電已在10nm工藝的SRAM元件試產上驗證了台灣國產光刻機的優異性能，目前正在進行為期18個月的可靠性和良率測試。 IC晶片是由結晶矽(在其上製作電晶體等各種電子元件)及絕緣層所構成，目前半導體廠製作3D IC主要是以「矽穿孔3D-IC」技術，將兩塊分別製作完成的IC晶片疊放，並以垂直的導線連通上下兩層晶片，兩層IC之間的距離約為50微米。��台灣利用自主研發3D-IC光刻機技術發展的「積層型3D-IC」技術則可在第一片晶片的絕緣層上，直接製作第二層結晶矽薄膜以及其上的IC。突破了長久以來「積層型3D IC」的製作瓶頸。此技術可將結晶矽薄膜磨薄到僅0.015微米厚，因此兩層IC之間的距離僅0.3微米(絕緣層的厚度)，是矽穿孔3D-IC技術50微米的1/150。 �積層型3D IC一向被稱為「三維積體電路的聖杯」，現在由台灣率先開發出來，研究團隊並已成功於單晶片上整合及堆疊邏輯線路、非揮發性記憶體及SRAM，相關成果撰寫成兩篇論文，發表於2013年底舉行的「國際電子元件會議」(International Electron Devices Meeting, IEDM），且被IEDM大會選為公開宣傳資料(publicity materials)。台灣研發的積層型3D-IC技術，已成為國際重要的技術指標。圖十三、台灣研發的光刻機Window薄膜，紫外光區反射小於0.5%，優於荷蘭ASML採用的德國蔡司產品，已經被TSMC（台積電）試用。圖十四、十五、目前台積電即將跨入10nm以下時代，市面上包括過去台灣研發的設備都不再適用。為了保持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台灣國家實驗研究院為台積電研發了新一代的原子沈積系統，該系統主要是用於下一代的10nm以下制程，並且直接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供貨給台積電，並不會賣給第三方公司。該技術堪稱是台積電的一大秘密武器。圖十六、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除了大量國產設備廠商外（本文僅介紹三大核心設備和部分廠商），還有大量科研機構和廠商合作研發的各種獨家定制生產設備，例如台積電和工研院合作的納米微粒測量系統、微波退火系統，台灣聯電與工研院合作的晶圓瑕疵檢測系統，台灣穩懋與中山科學研究院合作的8英吋SiC晶圓MOVCD機台，台灣晶元光電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的中大尺寸與高均勻度鍍膜MOCVD機台等其他競爭對手無法商業購買的設備。此外，國際大廠也紛紛將生產、研發、設計中心設立在台灣。目前，國際知名半導體設備大廠在台灣均有深入的佈局，最為積極的當屬ASML、應用材料、科林研發。其中光刻機的龍頭ASML更是已經把新的製造中心設在台灣，台灣亦是ASML第一次在荷蘭之外，設立研發、製造基地。據ASML台灣高層介紹，目前ASML所有的8英吋曝光設備及部分12英吋曝光設備的關鍵模組均由台灣製造中心量產，而且ASML還將量測設備等產品的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圖十七、去年，ASML看好台灣本土半導體設備大廠漢民微測在量測設備上獨步全球的技術實力，斥資1000億收購漢民後，進一步擴大ASML產品線及在台研發、製造業務。目前，ASML總部也聘請大量台灣半導體人才，包括ASML全球副總裁游智瓊，全球卓越創新中心總監趙中榛等。全球第二大半導體設備商科林研發執行長馬丁．安斯帝思（Martin Anstice）日前抵台接受台灣當地媒體的訪問時宣佈，將擴大在台零組件採購，同時將首度在台灣本土製造最先進的半導體製程設備，這也是科林研發首次將新設備拉到海外製造，並選定台灣為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Martin Anstice基於商業機密，不便透露在台組裝相關細節及機型，但坦承會以最嚴苛的標準，並擴大向台灣合作夥伴採購零組件，並建立完善的半導體設備供應鏈。這也是科林研發繼去年在台成立半導體製程設備整建中心後，擴大在台佈局的一項重大決策。半導體及顯示器設備大廠美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近日在南科園區舉行台南製造中心新廠興建工程的動土典禮，將投資30億元，因應客戶對液晶顯示(LCD)十代以上大型面板 (2940mm x 3370mm) 生產設備及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設備的高度需求，預計2018年10月啓用。目前台灣供應鏈已成為半導體設備大廠的關鍵合作夥伴。例如荷蘭ASML光刻機，其全球研發中心實際早已經設立在台灣，並且把全球製造中心也搬到了台灣。ASML光刻機可以說幾乎是100%的台灣血統。現在ASML的EUV光刻機鏡頭就是委託台灣團隊設計的。其光刻機關鍵模組代工也在台灣完成，由台灣帆宣科技公司負責。而ASML光刻機的光罩、EUV Pod也全部由台灣公司家登精密提供。ASML光刻機電源系統由台達電子獨家供應，真空腔體則由台灣千附實業公司獨家壟斷。此為ASML新一代的量測系統Yield Star也全數搬到台灣生產，其絕大部分零組件均是台灣帆宣科技負責，一部分零組件則有鴻海旗下的京鼎精密負責代工。台積電的10納米和7納米量產時間可能會非常接近，台積電與聯電實際身後是有大量軍事研究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支持的，也不是單打獨鬥的，同理英特爾也是一樣的，如果5、7納米以下的競爭真的讓台積電獲得優勢，使英特爾真的在2020左右輸掉最大半導體獲利廠商的地位，那就是美國半導體科技輸掉了。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當前台積電已經在淨利潤和市值上雙殺英特爾，台灣在半導體領域崛起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按照中國部分媒體和「分析人士」空口無憑的說辭，台灣半導體技術完全是歐美施捨，那麼美國何以會容忍台灣半導體廠商一部部壓在自己頭上還笑臉以技術相送？不知道特朗普知不知道，原來自己的國家如此愛台灣，這哪兒是美國優先，按照中國媒體邏輯這分明是台灣優先嘛。本文以事實說話，歡迎轉發，請注明版權：鄭凱夫首發。特此聲明：如用於出版或產業分析、研究及其他商業目的需徵得本人許可。 2018.2.5鄭凱夫

這篇文章雖長，各位一定要讀！大陸《反外國制裁法》蘊含的玄機這篇文章的目的，在當前中、美互鬥的進程中，闡明了中國一方，拋出「魚死網破、破釜沈舟、同歸於盡」的玩命對撞式的狠招。在「反外國制裁法」的內容𥚃，其涉及之廣，我看了之後，清晰的感受到，中國的玩法是：「我捨車馬炮，換你將士相」，也可以去解釋成：「我寧願犧牲一條小腿，來砍掉您閣下的雙臂」，現實的數字會說話；美國「企業界」每年在中國賺取的三千億「純利潤」，如果因為這個「反外國制裁法」而泡湯，依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而言，其窒息效果之嚴重，不言而喻。這還只是惡果中之一個而已。這也是中國公佈此法之後，美國白宮、國務院、商業部連續四次，聯絡、示好、善意北京的根本原因。要玩？就玩大的，從前中國人是「光腳的」的年代，都不怕「穿鞋的」，何況現在中國人穿的鞋，絕對不比別人的鞋子軟，了不起大家砍腳，都當瘸子，可是！中國人水𥚃來、火𥚃去，千年靱性，吞在腹中，蓋有年矣！而美國承受得了如此大刧乎？請閱原文！- - - -老朽讀後有感。這篇文章雖長，各位一定要讀！大陸「反外國制裁法」蘊含的玄機來源：財經自媒體來源：貓哥的視界 1 《反外國制裁法》出台這幾天一直在外面跑，現在才有機會坐下來講一講最近的熱點——《反外國制裁法》。這個法案出台首先是為了彌補我國法律體系的一個短板。 2019年，在偉創力扣押華為物資的事件中，我國相關的法律的短板暴露了出來。 2019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將華為及其子公司列入「實體名單」，禁止華為及其子公司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購買美國技術產品及服務，偉創力隨即停止了與華為的合作。 5月17日，華為就派了幾十輛貨車前往偉創力的珠海工廠，準備將那4億多人民幣的華為物料和設備運出來。偉創力珠海工廠卻突然接到來自其公司高管的指令，稱根據美國出口管制的相關法律法規，偉創力不能將這些華為擁有物權的設備和物料放行。這一舉動當場驚呆了所有在場華為的人員。 5月29日晚，珠海偉創力曾在表面上恢復過華為手機生產業務，但其過程幾經反復，要求華為承諾各種保障條件，最終的結果就是全面停止生產。直到6月中下旬，偉創力才同意將華為物料及設備陸續歸還，但條件是—— 將這些物料及設備轉運給一個不屬於美國「實體清單」涉及到的華為及其68家關聯企業的第三方，中間產生的一切費用由華為自掏腰包。一個在中國的企業，因為一條美國的法律，單方面終止了合約，同時拒不退還物資，而我們卻沒有對應的法律去制裁，這簡直令人憤慨！這個事件之後不久，商務部就出台了《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 規定凡是從事破壞中國國家主權完整、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擾亂中國市場秩序的外國實體，中方均按此規定實施制裁。說實話，商務部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多少有點臨時應急規定的意味。在中國擴大改革開放並且倡導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貿然應用《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進行報複製裁，在國際上容易授人以柄——因為這個清單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現在問題來了，在2年之前國家層面就已經意識到——要對抗美國的長臂管轄霸權主義，我國缺乏相應的法律手段進行反擊。那麼在此之前，我國為什麼不迅速制定相應的法律？為什麼直到2021年6月10日，我國的《反外國制裁法》才終於面世？原因其實很簡單，在過去的中美博弈中，中方的基本策略就是管控雙方衝突不擴大不失控！而這個《反外國制裁法》威力太大——這個我們後面來談。那為什麼現在又出台這個威力巨大的法律呢？因為美國最近幹的事情太過分，已經嚴重挑戰了我們的底線！給大家梳理一下最近中美博弈的脈絡。 2 釋放的信號在5月之前，美國白宮高管包括貿易代表戴琦以及財政部長耶倫都還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當時曾經有媒體試探戴琦的口風——中美貿易問題什麼時候再談。戴琦很傲慢地表態，等時候對了，再談。潛台詞就是等到中國扛不住美方施加的巨大壓力之後，中國自然會求著上門找美國談的。但是，美方等到的卻是自己經濟出了大問題。 5月12日，美國經濟數據公佈，美國物價指數CPI大超預期達到4.2%。於是這票美國白宮高官坐不住了。從5月中旬開始，先是戴琦，然後又是耶倫，紛紛主動找中方商談—— 目的就是一個，迫不及待希望中國站出來接盤美聯儲瘋狂印鈔的成本，大規模增持美國國債。很明顯，中方斷然拒絕了美方的要求。於是，惱羞成怒的拜登政府瘋狂加碼了對中方的攻擊。包括—— 一個是將59家中國企業拉黑；一個是讓情報部門在90天內提供新冠病毒溯源報告，潛台詞就是給中方下達了一個90天的最後通牒；最後一點也是最嚴重的，6月6日，美國三名參議員搭載美國軍用運輸機降落台灣！這件事不但已經嚴重地踐踏了紅線，而且選取的時間也非常的過分—— 現在對於中國正是慶祝建黨百年誕辰之際，是我們至關重要兩個100年的第一個100年。美方偏偏在這個時候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踩紅線！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方被逼著放出了大招！這個大招就是《反外國制裁法》。很多人對這個法律的理解層面還比較淺，在我看來，中方這個法律釋放的信號強烈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楊主任的那句名言——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對中國說話。那麼這個法律釋放了什麼信號呢？兩個。 ——其一，中方已經做好了不管控雙方衝突的準備！ ——其二，中方已經做好了升級打擊手段的準備！毫不誇張的說，《反外國制裁法》一旦實施就是掀起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給大家捋一捋這個法律蘊含的玄機。 3 無死角趕盡殺絕列舉幾個關鍵條款。我們先逐條解釋一下關鍵條款的含義，再整體闡述它們的系統性含義。第四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制定、決定、實施本法第三條規定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的個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第五條　除根據本法第四條規定列入反制清單的個人、組織以外，國務院有關部門還可以決定對下列個人、組織採取反制措施：（一）列入反制清單個人的配偶和直系親屬；（二）列入反制清單組織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實際控制人；（三）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的組織；（四）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和組織實際控制或者參與設立、運營的組織。 ——這是毫不含糊地擴大反制裁法律的打擊範圍！除了「直接」制定制裁中國法案的人員與組織，連「間接」制定制裁中國法案的人員與組織也納入範圍。不但列入清單的個人會被制裁，包括這個人的直系親屬、配偶甚至包括投資的企業，工作的單位統統也在制裁範圍之內。簡而言之一句話，一人被制裁，不但全家遭殃，還殃及名下的企業以及工作的企業。 360度無死角趕盡殺絕！國外有些政客總是喜歡打著反華旗幟撈取政治資本，現在好了，反華是綁上全家人來承受中方的雷霆打擊！中國現在或許綜合實力還不如美國，但是中國真要開動國家機器打擊反華政客，試問誰能抵擋中國國家機器的碾壓？這兩條旗幟鮮明表達了中方已經做好了不管控雙方衝突，準備放手大乾一場的決心！ 4 「壓艙石」作用第六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按照各自職責和任務分工，對本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的個人、組織，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採取下列一種或者幾種措施：（一）不予簽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二）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三）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四）其他必要措施。 ——這一條，特別是第二項「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太狠了！給大家講一個基本概念。二戰之後，除了伊朗80年代政變之後曾查封、凍結過美資財產，還沒有一個國家敢這麼幹過！原因很簡單，美國是全球頭號強國，查封、凍結美資財產基本就是宣佈與美國處於敵對國狀態，過去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承擔與美國成為敵對國的代價。伊朗是第一個吃螃蟹的國家，付出的代價是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從中東富得流油的國家一落千丈，成為中東產油國最貧窮的國家。我們站在美國的立場來看，美國很霸道也很強勢，過去也曾經查封凍結過其它國家的資產，不過都是小國，比如伊朗、朝鮮等等，欺負了也就欺負了。中美關係這一兩年急劇惡化，美國也沒敢採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中國的相應企業，包括美國恨之入骨的華為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出台的《反外國制裁法》白紙黑字地列出了這條手段，清晰無比地向美方傳達了中國將主動升級對美方的打擊手段！這種升級的方式還是最狠最不留餘地的查封、扣押、凍結資產的手段！這裡補充一點基本資料。截止到2020年美國在華資產有飛機、設備約700億美元、股票3300億美元、直接投資1.5萬億美元、創投與熱錢約3500億美元，合計共有2.25萬億美元。而中國在美國資產目前沒有準確數據，估計應該大幅度低於2.25萬億美元這個水平。大家想一想，如果中國出台反制清單，並且依法查封、扣押、凍結美資一大筆資產之後，按照美國現在國內的政治氣候，會有什麼結果？在極端民粹主義的綁架下，在美國共和黨右翼勢力的鼓譟之下，拜登政府恐怕會身不由己地採取更極端的對抗措施。屆時中美可能就會發生彗星撞地球的大碰撞！關鍵是，既然中方出台這樣的法律那就一定做好了最壞情況的準備，那麼拜登政府做好了最壞情況的準備嗎？所以說，一個理性的人發起火來是最可怕的。拜登在我們百年建黨大慶之際踩台灣紅線挑釁，中方同樣可以用反制扣押、查封美資財產來逼宮—— 梭哈，你敢不敢？當然，中方出台這個條款還有更深層次的意圖。這個意圖就是—— 在華賺的盆滿鉢滿的美資你們必須動起來！過去我們一直說，中美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站在美方的立場，這個壓艙石分為兩個方面—— 一個是美方每年對華出口1300億美元，一個是美資每年在華銷售超過5000億美元，利潤超過3000億美元。過去中美貿易戰中，中方加增對美稅，只是動了一下美方每年對華出口1300億美元這塊蛋糕。中方出於管控衝突烈度的考慮，一直沒有去碰美資每年在華銷售超過5000億美元、利潤超過3000億美元這塊最大的蛋糕。但是近一兩年，中美關係急劇惡化，這一票在中國賺得盆滿鉢滿的美資在大多數時候都冷眼旁觀，根本沒有發揮應有的「壓艙石」的作用！一方面在中國賺得手軟，一方面卻不積極壓制美國國內日趨惡化的反華政治氣候。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所以，出台本條第二款就是嚴重敲打這票跨國美資—— 媒體輿論、院外遊說集團、政治獻金該搞的趕緊搞起來，今天不捨得出血充分發揮「壓艙石」的作用，未來中美關係繼續惡化，首當其衝的就是你們倒霉！ 5 蘊含的玄機第七條　國務院有關部門依據本法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作出的決定為最終決定。第八條　採取反制措施所依據的情形發生變化的，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暫停、變更或者取消有關反制措施。 ——這兩條乾淨利落，斷絕了某些人一切幻想。國務院做出的反制決定就是「最終決定」！你們找法院打官司起訴都沒用！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幡然悔悟，讓「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暫停、變更或者取消有關反制措施。」第十條　國家設立反外國制裁工作協調機制，負責統籌協調相關工作。 ——這一條很重要，國家一旦出台反制措施，就會立刻建立制裁工作協調機制，比如成立相關工作小組，在國務院的層面協調各個部委，包括海關、銀保監會、國土、稅務等等來落實制裁措施。簡而言之一句話，國家機器開起來，對制裁對象進行無情打擊。第十二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國家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的歧視性限制措施。組織和個人違反前款規定，侵害我國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我國公民、組織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其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第十四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執行、不配合實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這一條很霸氣。注意！「任何組織和個人」不但包括在中國境內的組織與個人，也包括中國境外的組織與個人。對於中國境內的組織與個人執行中國政府的法律當然沒有問題，那麼對於不在中國境內的組織與個人，這個條款就是逼著它們選邊站—— 是執行美國的決定，還是執行中國政府的決定？如果境外的組織與個人選擇執行美國政府的決定，那麼，它將面臨中國政府的打擊—— 最壞的情況就是成為反制清單的一員，連累全家以及名下企業與工作單位。中國不但是現在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還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大國，誰敢保證自己全家以及所在的企業永遠不會與中國發生聯繫？ 6 《反外國制裁法》實施後果通過對以上條款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出台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態度異常強硬，某種意義上中方也是下了最大的決心，不懼與美國展開一場波及全球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現在推演一下，一旦中方落地實施《反外國制裁法》會有什麼後果。其一，製造業案例眾所周知，因為美國禁令，所以目前基本上全世界芯片製造業都不能給華為代工，包括我們的中芯國際。現在有了這個《反外國制裁法》，現在華為完全可以申請，讓中芯國際給自己代工。按照《反外國制裁法》第十二條規定，中芯國際只能執行，那麼中芯國際就有可能面臨美國的報復，比如升級對中芯國際的制裁，對中芯國際斷供相應設備。然後中芯國際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相關美資企業繼續執行設備供應合同，美資企業不執行中國法院判決，就會被國務院列入反制清單，後果絕對是災難性的。到了這個地步—— 或者美資去遊說美國政府網開一面，或者就面臨丟失中國市場甚至破產的命運（因為在華資產被查封扣押）。其二，金融案例。去年美國因為香港問題對香港特區政府官員進行制裁，制裁的結果以特首林鄭月娥為例—— 竟然沒有一個銀行敢給林鄭開展金融業務，所以，林鄭發工資只能是現金，上街買東西也只能帶現金。有了這個《反外國制裁法》，首先中資銀行就可以給林鄭開展金融業務，那麼中資銀行就可能面臨美國的報復性制裁，最嚴重的情況就是美國將中資銀行踢出SWIFT系統，讓中資銀行喪失所有的海外業務。美國如果敢這麼幹，中國也可以將美資銀行納入反制清單，然後就會查封、扣押、凍結美資銀行在中國資產。真到這個地步，中美差不多就是處於掀桌子的地步了。通過這兩個案例的推演，我們可以看到，一旦中方落地實施《反外國制裁法》，美方也強硬不退讓，最後發展的結果一定就是噴著鼻息狠狠迎頭相撞！所以，這個時候為了避免一場世界性的災難，是一定要一方作出妥協的。那麼會是誰妥協呢？ 7 反擊的曙光 6月9日，在《反外國制裁法》二審草案通過審議之後，拜登突然簽署命令，解除了對微信與TIKTOK的禁令，這是明顯主動降溫的舉措； 6月10日，在《反外國制裁法》立法通過當日，美國商務部部長再次找我們商務部長通話； 6月11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主動找我們楊主任通話。我看了一下布林肯與楊主任通話的新聞稿。除了楊主任堂堂正正地闡述中方立場，布林肯有個表態很重要——美方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布林肯這個表態其實也就是變相給中方保證，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美方不會在台灣問題上踩紅線了。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美方高官連續4次約中方通話，從貿易代表、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到國務卿輪流打了一通電話。由於美國國內經濟形勢越來越不好（5月CPI繼續大超預期達到5%），所以美方不但心態急躁而且招法也顯得凌亂。先是貿易代表與財長找我們談，沒談攏，然後拜登來一波極限施壓，結果中國出台《反外國制裁法》硬懟之後，美方立場明顯軟化—— 前倨後恭，典型一副紙老虎做派。《反外國制裁法》不但是中美博弈的一個威力巨大的武器，而且注定對中美未來較量產生深遠的影響。它的出台表明瞭中方強大的意志，不但對美國，對於一票美國僕從國也具有巨大的震懾作用，它將刺穿拜登所謂聯合盟友對中國施壓的幻想。還是那句話，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今年阿拉斯加會談是中美博弈一個巨大的轉折點。從楊主任擲地有聲說出那句名言「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對中國說話」開始，中方已經逐漸向美方展示出強大的意志以及放手一搏的決心。如果我們把中美博弈比喻成上甘嶺戰役，那麼《反外國制裁法》的出台讓我們在這場戰役中已經看到了反擊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