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被蔣介石牽掛了一生的女人，1965年，周恩來把她秘密送往台灣，蔣介石和宋美齡竟親自到機場迎接。奇怪的是，此人既不是商界大老，也不是政壇名人，那她憑什麼能讓蔣介石如此興師動眾呢？ 1965年5月的⋯⋯

“第一先賢”俞大维抗戰期間的俞大維國民黨國防部長俞大維摘要：唯一非黃埔系出身的國民黨防長，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何許人也？當下的國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維先後就讀於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21歲時到哈佛大學攻讀數理邏輯，拿到博士學位後又到德國大學攻讀數學及德國哲學。取得第二個博士學位後俞大維便留在德國進行兵器及戰略研究。後來，他婉言謝絕美、德等國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國，要爲中華民族效力。俞大維是一位學貫中西的著名學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詣的兵器彈道專家。他于1933年任國民政府兵工署署長，1946年初任交通部長，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灣出任“國防部長”。1993年7月8日因病於台北辭世，享年96歲。科研前輩，“第一先賢” 由於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信息阻斷，對大陸人來說，俞大維確實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在介紹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的一段話，相信讀者朋友看了錢學森對他的高度評價，就會對俞大維這位“第一先賢”有一個總體上的認識和了解。錢學森說：“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以豐碩的成就呈顯在國人面前。”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裏，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之以熱烈的掌聲。這段顯示我國科學家尊重曆史、實事求是和嚴謹治學態度的講話，在台灣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無疑爲溝通海峽兩岸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錢學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台灣學貫中西的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先生、吳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錢學森說：第一位先賢是俞大維先生，他是以學者（哈佛大學數理邏輯博士及德國柏林大學彈道學專家）身分受邀從政，於一九三三年初擔任國府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産制造。俞氏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産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第一點，他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發展方向紮根，所以在“九一八”東北事件後、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航空兵器研究所及軍用車輛研究所等，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並協助工作相當時日，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他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第二點，他深知軍品的品質，關系到整體的戰力，必須提升制造能力，建立軍品規格與檢驗制度，於是在各兵工廠設立工具、樣板工廠，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由各研究機構，會同兵工署技術幕僚，訂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機械産品的圖樣法規，並建立産品驗收制度，再由驗收零件成品，進而作配裝半成品檢驗，再進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第三點，他深知工業管理經濟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導工業，掌握效率的重點在成本會計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軍火彈藥生産的成本會計制度，全國各生産工廠及大企業多紛紛仿效，在當年重慶大後方蔚爲風氣，對我國工業水准的提升有深遠的影響和助力。當年留學歐、美及日本等國的理工學人專家，國內各大學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參加國防科技研發及武器彈藥生産工作爲報國之志，並引以爲榮！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戰爆發，俞氏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以及未受獎的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等人均曾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廠及相關的研究機構打下了堅實的兵器設計與制造本領。錢學森接著說：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産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所領導的一群技術工人們的集體傑作成果。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我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錢學森的講話不僅告訴人們俞大維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訴人們，中國大陸取得“二彈一星”的偉大成果，得益於後來到台灣的俞大維等先賢前輩們精心培育的人才。俞氏家族，聲名顯赫俞大維，祖籍浙江紹興鬥門，1897年生于湖南長沙，從小在湖南長大。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1905年總辦長沙開埠事宜，1906年補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補江西吉南贛甯道。民國後，俞明頤曾擔任過中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的董事。母親曾廣珊，系曾國藩的孫女。俞大維曾任台灣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多年。子俞揚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爲妻，有俞祖聲爲後。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學者、國立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俞大維與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連續同學七年。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維與陳寅恪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俞大維的長子俞揚和生於德國，是空軍軍官學校第16期畢業生。20歲時，在美國完成飛行訓練，回到中國，參加對日作戰。他參加空戰三十多次，最後壹次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不能再服役，就離開了空軍，擔任民航駕駛員。清正廉潔一心爲國與國民黨政府的其他軍政要員相比，俞大維最可貴的是清廉。美國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傳中對國民黨政府諸多要員頗有微詞，但卻多次以各種例子來稱贊俞大維廉潔公正，知識廣博。二戰時期美國駐重慶記者西沃道克·懷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國》中多次批評國民黨政府官員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的清正廉潔。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黨政府購買德國軍械事宜，十分認真，又十分清廉，被國民黨任命爲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采購外國的軍需物資，直至回國以後。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回扣（那時叫“傭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更是數不勝數。爲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采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工廠生産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國民黨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爲他准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以後，立即平靜地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這話讓工廠的上層人士大吃一驚。他們只知道俞大維諳熟軍械，精通外語，舉止儒雅，辦事認真，卻不知國民黨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潔的官員，感動得不知說什麽好。他們希望交下這個朋友，但又不敢貿然送禮，工廠向政府報告此事，並提出申請，最後由瑞典政府贈他一枚勳章。回國後俞大維對此事緘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後人們才有所知曉。目光遠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采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學習。他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爲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人才爲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正如錢學森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召開的表彰研制“二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位科技專家大會上代表受獎人員所致的答謝詞及感言中講的那樣： “今天我們能交出這樣一張成績單，要特別感恩和懷念三位先賢前輩，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均系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俞大維不僅重視培養人才，而且善於發現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寬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訪、用、信、敬、宥五個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訪，求才必先多方訪察，慧眼識珠，擇優而用；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敬，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禮賢下士，引爲知己；宥，即部下有過，盡量予以教育，曉以大義，促使其提高認識，吸取教訓，更好地工作。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屢教不改，都盡量地予以原宥寬恕，給他們反思和改正的機會。他堅持善待人才，反對因瑕棄瑜，體現了他容才的胸懷和氣度。他曾對上司陳誠提及宥才的重要，對人才和部屬不必計較小過。淡泊名利恪盡職守 1928年，國民政府初步統一全國，開始注重軍隊現代化。兵工署署長陳儀去德國考察，請俞大維回國任職。1929年6月俞大維返國，任軍政部參事。1930年5月，俞大維第二次赴德，任商務專員，負責采購軍備，並專門學習軍事，包括兵器制造、戰役分析，尤其是彈道學。他用德文寫了四十多本筆記，說：“這兩年學到的比哈佛三年學的還多！” 1932年，俞大維回國。1933年，他擔任兵工署署長並兼任兵器教官，陸軍中將。兵工署負責軍火制造及維修等。俞大維就任後，首先籌建新廠，加強生産能力，積極在德國大量采購機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開發體系。成立理化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彈道研究所、精密機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學研究所、炮兵技術處、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處等，高薪聘請外國專家來華教導，同時在國內延攬人才隨專家工作，使武器研發在中國紮根。如“兩彈元勳”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孫家棟，黃緯祿和火箭專家徐蘭如、沈正功、謝光選等人均在俞大維領導下的兵工機構學到了寶貴的知識，打下了堅實基礎。再次，建立標准化生産和檢驗制度。要求産品的零件能夠互換。俞大維兼技術司長，會同各研究機構，制定各項軍品的規格及圖樣法規，加強制造能力與産品精度。並建立零件、半成品檢驗，進而建立整套質控制度。選定從德國毛瑟槍改制的中正式步槍爲制式步槍，性能優越，堅固耐用，適合中國人體型。輕機槍則選定捷克式輕機槍，構造簡單，拆裝方便，故障甚少。重機槍選用德國馬克沁機槍，性能優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種步機槍口徑均爲7.9毫米，彈藥通用，簡化生産與補給。當時日軍三八式步槍和機槍的射程與殺傷力均不如中國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經過四年准備，國軍已有數十個步兵師更換了新的制式裝備，所制武器精確性不遜于列強，並且適合中國人體能。1937年，抗戰爆發。八年抗戰中，俞大維自豪的是軍火供應從不匮乏，無人抱怨“彈藥沒有了”，當然這是指輕武器的彈藥，中國當時不能生産重武器。俞大維壹生淡泊名利，始終把自己視作“老百姓”，他曾說：“我是個普通人，過著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舉個例：我到北港媽祖廟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簽、蔔卦、磕頭，我也跟著向媽祖磕頭，有人就笑我：‘你是學科學的，爲什麽也相信這一套呢？’我只簡單地告訴他：‘因爲老百姓磕頭，我也是老百姓。’” 書生領軍一幹十年 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維爲“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介石卻任命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實屬罕見。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鍾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多次，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爲上高登島，他被吊車吊上懸崖峭壁。台灣軍人給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膽。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反對任人唯親，堅持任人唯賢；他說：“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譬如溫哈熊和我一樣，並非黃埔系統，且與孫立人在維吉尼亞軍校先後同學，又做過孫的部屬，曾有人二度征詢我意見，我都力薦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難有出頭天。” 1993年初，俞大維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俞大維駕鶴仙逝，終年96歲。去世前俞大維立遺囑，將藏書分爲兩類：軍事科學書籍全部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書籍全部捐贈台灣大學圖書館。據統計，僅捐贈台灣大學的書籍就有7000余冊。終生不忘“知遇之恩” 縱觀曆史，君臣上下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親密無間如唐太宗李世民與著名诤臣魏征那樣的典型極爲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官武將勾心鬥角，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介石與俞大維的關系卻是個例外。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爲人生目標。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准則，老夫人說：“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爲俞大維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一生中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辍。” 他一生淡名利、重倫理、講情義、盡職守、辨是非、有擔當的高貴品質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和工作擔任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期間，由於蔣介石對德國的軍械裝備、軍隊訓練及有關業務都十分贊賞，而俞大維正是這方面的青年專家，自然被蔣認爲是可用之才。於是，俞大維爲了回來爲國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異國的感情，帶著稚子獨自離開德國，回到祖國。俞大維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一直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裏，一定會認爲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介石見面機會多，但談話次數極少。第一次與蔣介石正式談話是在漢口，蔣介石與俞大維談兵工署撤退的有關事宜。蔣介石看到俞大維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條不紊，又絕無政治野心，因此對他十分放心。此後，蔣介石便放手給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統統由俞大維全權處理，不予幹預，俞大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設想和形勢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漸建成一個生産、研制、開發新武器的基地，培養了不少人才。俞大維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感到蔣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沒有在他身邊安排一個親信暗地監視他，或對他多方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視察並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軍械庫。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境地——接受任務，則擔心母病；婉拒調派，則有負公務。此時，他忽然想起西晉時晉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寫給晉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陳情表》，於是俞大維仿照李密也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蔣介石另派他人。蔣介石不但沒有怪其“抗旨”，相反，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蔣介石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時和最好的診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使俞大維對於蔣介石的恩德終生難忘，以至在蔣介石撤離大陸時俞大維毫不猶豫地隨行前往。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在大陸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蔣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披露，他的辦公室與蔣介石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這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對俞大維外，蔣介石對任何下屬也沒有如此信任過，所以俞大維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要報“知遇之恩”，要“士爲知己所用”。蔣介石去世以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常常感動得在場的謁陵群衆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最後一段是：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吊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赙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由此可見俞對蔣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維始終未加入國民黨，也從未對任何人談及個中緣由。俞大維退休後，曾有一位台灣要員拜訪他，要介紹他加入國民黨，他平靜地從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學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維一直生活在台灣，對兩岸關系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幹戈。還說，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爲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如果俞大維先生健在，看到海峽兩岸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看到兩岸堅冰逐漸消融，看到兩岸人民的交往日趨頻繁，看到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前景，憑他對中華民族的滿腔熱忱和無比忠誠，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好文分享請耐心看完一篇中華民國近代史，特將簡體字翻譯成繁體字分享。臺灣將星凋零史：寧死不台獨以下文章來源於血鑽故事，作者血鑽故事編輯部本文授權轉載自血鑽故事 ID：xuezuangushi 2020年3月30日，臺灣當局前“行政院長”、國民黨元老郝柏村辭世，享年101歲。4月10日，他被安葬于臺灣五指山軍人公墓的特勳區，這片地原來是高爾夫球場，但因為終年大霧在1981年被改建為軍人公墓，共有從士兵到上將的九個墓區。特勳區的二十五個墓位已經用了十九個，要想在身後進這個區，必須滿足“生前獲頒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或有其他足資矜式之忠烈行為者”等條件，何應欽、薛岳、顧祝同、湯恩伯、劉安祺、方先覺、劉玉章等將領就安葬于此。雖然在臺灣生活了七十年，但郝柏村的蘇北口音一直沒改過，只是能聽懂他的臺灣人越來越少了。國民黨中經歷過抗戰的統派人物所剩無幾，在統派式微獨派橫行的今日，回望將星們的昨天，恰是為了兩岸的未來。少小離家 1938年抗戰正酣，熱血青年從軍報國，19歲的蘇北小夥郝柏村到南京報考軍校，被錄取為黃埔第十二期炮科生，而18歲的師範學生韓濟華則從鄭州跋涉到湖南，考入當時遷到長沙的陸軍機械化學校，成為戰車學生隊第三期的學員。在年底的廣州戰役中，郝柏村所在的車隊遭到日軍戰機掃射，他身旁的駕駛員當場犧牲，自己也滿頭是血，所幸並無大礙，直到晚年在醫院照CT時才發現頭骨上嵌了一塊細小的彈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人都被編入遠征軍入緬作戰，炮兵學校畢業的郝柏村任駐印軍炮兵第一旅二營六連連長，唱著《裝甲兵進行曲》的韓濟華任戰車團1營副排長。中國遠征軍戰車營士兵 1944年，滇西大反攻打響時，郝柏村被調回重慶陸大學習，戰1營的排副韓濟華開著戰車和日軍打肉搏戰，在比人還高的蘆草林中，“一發榴霰彈打過去，草叢下就是一堆敵屍”。在印度受訓于美軍時，韓濟華他們被教導：戰車攻擊應以步兵開道，遠距離射擊敵軍。但在原始森林的實戰環境裏，用步兵開道就是送死，所以戰1營自創了戰車開道的“沖、軋、碾”戰法，一旦發現日本兵，就開著戰車“沖”上去，狠狠地“軋”毀敵人的工事，“碾”爛敵人的肉體。戰車衝鋒在前，沒有步兵協同無法收容俘虜。據韓的戰友回憶，“不留活口”是弟兄們的共識，面對跪下來投降的日軍，他們只能握起機槍，閉著眼睛掃射，心裏想著南京被日軍屠殺的同胞。抗戰勝利後，炮兵參謀郝柏村被陸軍總司令顧祝同調到身邊，出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上校隨從參謀。顧祝同是郝的蘇北老鄉和黃埔前輩，對這位小老弟心生信任，這一調動也改變了郝柏村的軍旅生涯。而升任戰1連連長的韓濟華卻沒能更進一步，這位在戰場上碾軋日軍的老兵無法適應鞠躬哈腰的官場，雖然領導裝甲兵的“天下第一連”多年，卻始終升不上去，最後以中校軍銜退役。 1949年底，國民黨大勢已去，蔣介石接連從重慶退到成都。12月10日，蔣氏父子坐著“中美號”飛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赴台，自此與大陸永別。同一天，郝柏村也跟著顧祝同從成都飛到海南島佈防，並在一個月後到達臺灣。那一年，200萬軍民渡海遷台。幾年後，郝柏村和韓濟華先後得子，兩人的兒子長大後都成了影響臺灣的風雲人物，郝柏村的長子是臺北前市長郝龍斌，韓濟華的第六子是去年大選輸給蔡英文的高雄市長韓國瑜。郝龍斌和韓國瑜黃埔一夢 1949年5月，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頒佈戒嚴令，拉開了臺灣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代。為了安置跨海而來的百萬軍民，政府在各處興建房舍，軍眷家屬按兵種聚居，每個社區有幾十到上百戶人家，這些遍佈全臺灣的社區被稱為眷村，一共有886個。剛住進眷村時，家家戶戶枕戈待旦，韓濟華他們家的椅子都是用竹子做的，因為蔣介石說“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很多老兵對此深信不疑，認為自己不會在這個孤島久住，一定能打回家鄉。退守臺灣的蔣介石每天都在反思，抗戰勝利後“榮列”世界四大巨頭的自己何以慘敗至此，他的心腹、黃埔建校時的炮兵教官陳誠說，“1934年沒能剿滅朱毛紅軍是千古恨事。” 蔣介石老蔣自己總結的原因是，主政二十年來罔顧民生，以致在淮海戰役裏，老百姓推著幾百輛獨輪車給解放軍送傷患。所以掌台之後，國民黨就宣稱“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台理念，推行土改，把公家的地分給佃農，實行“三七五減租”。隨蔣來台的將軍們命運迥異，嫡系親信的被堪以重用，旁系聽話的被委以虛職，過節功高的只能幽閉軟禁。嫡系中最重要的人物非陳誠莫屬，這位從黃埔時期一路追隨蔣校長的幹將到臺灣後歷任“省主席、‘行政院長’和‘副總統’”等要職，作為二號人物，除了治理內政，他還要面對美國的挑撥，對於“美國託管臺灣”的陰謀，陳誠堅決反對，“少數野心分子勾結國外不肖之徒，從事獨立託管活動，是臺灣的隱憂和危機。” 1965年，陳誠因肝癌逝世，老蔣極為悲痛，按最高級別發喪，親筆寫下挽聯：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吊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蔣介石參加陳誠的追悼會臨終前，陳誠寫下66字遺書，對反攻大陸隻字未提，老蔣權衡之後，還是批准照原文發佈了，“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 另一位嫡系胡宗南則讓人唏噓，他是黃埔一期的大學長，入校時別人20歲，他已經28歲了。歷經東征、北伐、抗戰和內戰，深得蔣校長信任，是黃埔學生中的第一個軍長，第一個兵團總指揮，第一個集團軍總司令和第一個戰區司令長官。淞滬會戰中，任第1軍軍長的胡宗南帶著兩個師4萬人，頂著日軍的炮火守了六周，他日夜巡視，“官兵見之，無不感奮”。打到只剩下1200人的時候，胡宗南準備提槍頂缺，得知戰況的顧祝同這才調兵換防。 1945年9月，胡宗南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身份到鄭州，接受日軍第12軍團司令官鷹森孝的投降。戰事連綿，他直到1947年50歲時才成家，結婚辦酒席的地點竟是在延安的窯洞裏，當時正值內戰，他的部隊剛“打下”了延安。胡宗南與夫人葉霞翟 1950年，在西昌苦守三個月的胡宗南死也不肯上飛往臺灣的最後一班飛機，誓要戰死沙場，參謀長羅列強行把他架了上去。撤到臺灣後，46個“監察委員”對他發起彈劾，理由是他身邊出了熊向暉、陳忠經、申健三大紅色間諜，委員們上書斥責：“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置乖方、貽誤軍機最巨之胡宗南”。最後，蔣校長出面護住了愛徒，一句話終結了彈劾案，“如果不是胡宗南，我怎麼出得來？如果不是胡宗南，你們怎麼出得來？” 彈劾案後，胡宗南要求去大陳島打遊擊，接連婉拒了“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的職位，1959年退役後定居臺北。三年後的大年初七，因心臟病住院的胡宗南見了蔣介石最後一面，“掙扎起身、眼含熱淚”，三天后，猝然故去。陳、胡之外，黃埔總教官何應欽幹了兩任“國防部長”，黃埔四期悍將胡璉則任防衛司令駐守金門，但因為在視察時怠慢了蔣經國，始終沒升到“陸軍總司令”。老蔣重用黃埔系是為了反攻大陸，後來明白反攻無望，就全力護送小蔣接班。胡適曾經勸過追隨兩蔣赴台的政治人物，“一分為二，一派保守，一派開明，彼此良性競爭”，這個建議無果而終，也埋下了國民黨沒落的種子。孤島明山日據時期，臺北近郊的草山地區被選為臺灣的八景十二勝之一，有“臺灣的箱根”之稱。1950年，忌諱落草為寇的蔣介石把草山改名為陽明山，以紀念自己尊崇的思想家王陽明。 “山西王”閻錫山的最後十年就是在陽明山邊的菁山上度過的，他在臺灣當了九個月的“行政院長”，多次在公開講話中痛陳國民黨的腐敗和拉幫結派，雖然是一片苦心，但卻惹得老蔣大為不快，“我自己說可以，但你閻老西不能說”，終於被逼得交了辭呈。卸任後，這個一生精打細算、被稱為“錢鬼子”的山西軍閥徹底不問政事，在臺北住了半年就搬到了山上，用從大陸帶過來的兩箱金條買了地，蓋了窯洞建了農場，每天鋤草種地，跟秘書口述自己的想法，出版了一本《三百年的中國》。晚年閻錫山對閻錫山來說，蔣介石不是自己的領袖之選，但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沒有一個人能堪當大任，中原大戰時他和馮玉祥、李宗仁沒能推蔣下臺，後來就只能擁蔣上位了。看到自己曾經的心腹大患變得與世無爭，蔣介石多次上山看望閻錫山，還派人給他裝了軍用電話。 1960年5月的一天，閻錫山因感冒轉為氣管炎住院，下午心臟病發，全力搶救無果去世，時年78歲。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老蔣送了一塊匾額，上書“愴懷老勳”，閻錫山自己生前所作的挽聯則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曾經坐擁山西的閻錫山沒能葉落歸根，而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小諸葛”白崇禧也被老蔣清算，在臺灣的十幾年裏一直被特務跟蹤監視，他的五子白先勇說，父親在二二八事件中救了很多臺灣人，頗受尊敬，老蔣怕他功高震主，跟台籍力量勾結。對小學生訓話的白崇禧二二八事件對今日的臺灣意義深遠，1947年2月，國民黨緝查員在臺北市查緝私煙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一死一傷，後續處置失控使事件擴大為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攻擊，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逮捕鎮壓，造成大量民眾傷亡。高雄議員彭清靠帶著人去和軍隊談判，被五花大綁關了起來，被釋放後理想破滅，他的兒子彭明敏後來流亡海外，在九十年代返台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被稱為台獨教父。 3月，蔣介石派白崇禧到台宣慰“暴動事件”，在16天裏，白崇禧救下了很多被判死刑的學生和鄉紳，還上書彈劾老蔣的愛將陳儀。白崇禧認為老蔣對他還算重用，但聽不進他的意見，最遺憾的就是內戰中的四平街戰役，如果聽他的建議乘勝追擊，就不會丟了東北。蔣介石也承認四平街戰役是他最大的錯誤，但一想起桂系“李白”老想把自己趕下臺就心生怒氣。到臺灣的白崇禧被蔣邊緣化，只給了一個回教協會理事長的職位，日子過得孤寂落寞，唯一的樂趣就是擺弄家裏的30盆素心蘭。1963年，白先勇去美國留學，父親到松山機場送別，剛毅堅忍的白崇禧在舷梯下老淚縱橫，父子一別，成為永訣。白崇禧和兒子白先勇兩年後，這位35歲完成北伐，身騎白馬第一個進北平城的廣西軍人在臺北病逝。1969年，和他在台兒莊並肩指揮大破日軍的戰友兼老鄉李宗仁在北京故去，桂系就此落幕。說起台兒莊大捷，就不得不提另一位在臺灣終老的地方軍將領，西北軍的孫連仲。電影《血戰台兒莊》有一幕，時任第二集團軍司令的孫連仲給官兵開動員會，把李宗仁特批的10萬大洋發給大家，有個軍官向他報告：“長官，眼下咱命都不要了，還要大洋幹什麼。留著這點錢，等抗戰勝利後，別忘了，給咱立塊碑就行。” 無牆不飲彈，無土不沃血。那場大戰後，孫連仲不願再聽到“台兒莊”三個字，跟隨他多年的參謀、副官和弟兄們都犧牲在那片焦土裏。他的末子孫鵬萬回憶，父親從未跟家人提及他打仗的經歷，自己是在成年後才得知爺爺的戰功。 1945年，孫連仲作為平津地區受降主官，在故宮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禮。看著歡呼雀躍的民眾，孫連仲強忍著眼淚在日軍投降書上簽字，腦子裏全是抗戰八年在他身邊犧牲的將士們。在故宮太和殿受降儀式上簽字的孫連仲入台後，內戰中屢戰屢敗的孫連仲被老蔣罵“內戰外行”，給了一個戰略顧問的虛職，後來當了臺灣網球協會的會長，有一回在日本比賽，天皇的皇子也去了，代表臺灣領獎的孫連仲仰著頭，拿起獎牌就走，沒鞠躬致謝，把皇子晾在當場。從軍隊退役後，孫連仲在臺北開了家餐館，兒孫輩無一人從軍從政，長孫孫大強被稱為臺灣的美式餐飲教父，他在八十年代把麥當勞等多家洋速食引進到臺灣。1990年，孫連仲在臺北去世，享年98歲。孫連仲 2005年，孫連仲的兒子孫鵬萬和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來大陸訪問，他們在台兒莊戰役舊址參觀時，一位八十歲的老人突然哭著抱住了他，原來孫連仲當年的指揮所借用了他家的房子，老人說，“你父親當年走的時候，說要帶我去當兵，這一晃就過去了70年。” 為雪國恥身先去，將軍空老玉門關。青天落日 1975年4月5日夜，臺北驟降暴雨，突發心臟病的蔣介石經搶救無效，於23點50分在士林官邸去世，享壽88歲。出殯那天，不少眷村老兵跪在路邊，目送駛過的靈車痛哭，“老‘總統’死了，誰帶我們回家啊！” 護送遺體的車隊經由臺灣通車不久的高速公路，到達桃園縣大慈溪湖，將陵寢暫厝於此，遵照遺囑，待大陸“光復”後再行奉安。十三年後，小蔣去世後也沒入土，把靈櫬暫厝桃園縣頭寮賓館，“以待來日‘光復’，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宣佈組黨，接到彙報的蔣經國沒有派人鎮壓，因糖尿病行動不便的他坐在輪椅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一年後的7月14日，臺灣中視電視臺播放“政令宣導字卡”：“‘蔣總統’今宣佈明天零時解除戒嚴令”，38年的戒嚴時代終結了。解禁 1987年，小蔣邀請12位地方父老茶敘，他在會上說：“我在臺灣住了四十年，是臺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離開家鄉三四十年的人，沒有人不想家的，這是人情之常。政府對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視，應樂觀其成。”當年11月，臺灣宣佈開放大陸探親。 1988年元旦過後十二天，蔣經國因大量吐血倉促離世，法定繼任者是“副總統”李登輝。但是，仍健在的宋美齡發來信函，指示要延緩決定接班人，一時間風雲再起。在事關黨主席人選的會議上，國民黨大佬們噤若寒蟬，沒人敢打破僵局。這時，一個本沒有發言資格的副秘書長站了出來，大聲哭訴應該依法選人，說完就拂袖而去，他就是時年46歲的宋楚瑜。宋楚瑜的發言獲得了其他委員的回應，李登輝成為臺灣第一個本省出身的領導人。李登輝接任後，解除了兩個人的軟禁，一位元是被監視居住了33年的“中國軍神”孫立人，另一位是策動西安事變，改變歷史進程的張學良。孫立人將軍是抗日時期為數不多的留美軍官，他率領新編三十八師揚威緬甸戰場，在仁安羌大捷中，以一個團不滿一千人的兵力擊退數倍於己的日軍，救出七千英軍、數百西方記者和傳教士，受到英美兩方的嘉獎，被稱為“東方隆美爾”。孫立人于印度檢閱新一軍新38師部隊 1947年，受到黃埔系排擠的孫立人被調到高雄鳳山訓練整編撤退到臺灣的國軍，其中就有郝柏村，孫立人回憶，“郝柏村我是有印象的，他很有國家民族觀念。在鳳山訓練時成績很好，學科、術科很好，我大部分給他A+，全陸軍只有他一人，那時他是中校吧！” 1955年，為了鞏固權力，老蔣和小蔣策劃了孫立人兵變案，以“密謀犯上”的罪名解除了孫的職務，判處“長期拘禁”在台中市寓所。解禁後，有老部下想替他平反，但被孫立人拒絕了，“我自認從來未曾造反、何來需要平反之說？” 戎馬半生的孫立人最思念的就是安徽老家，他委託老部下潘德輝在回鄉探親時，到安徽廬江代他祭祖，當看到部下帶回的掃墓儀式照片時，激動地要向潘行跪拜大禮。 1990年，潘德輝再度受託回鄉商談遷葬事宜，返台時，孫立人已到臨終時刻，陷入昏迷狀態的他喃喃地說了最後一句話：“為什麼到今天才回來，我等你好久啊！” 晚年孫立人與友人在臺灣被軟禁的前三十年裏，東北少帥張學良連遠眺大陸的機會都沒有，他和“小妹”趙一荻住過新竹的竹井溫泉、高雄的西子灣和臺北的自建屋舍。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36歲，他在回憶錄裏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70歲的時候，報社的朋友向他求字，他寫了一首李商隱的《無題》相贈，“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收到字後，朋友感歎，“少帥老了，他思鄉了。” 張學良 80歲那年，蔣經國准許他到金門島參觀，張學良一上島就直奔架在海岸的高倍望遠鏡，鏡頭裏，廈門近在咫尺，“這麼近啊，像是一步就能跨過去。”當晚，他在信裏引用于右任的詩句，“葬我于高山之巔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90歲生日，張學良重獲自由，朋友們在圓山大酒店給他辦壽宴，一番熱鬧過後，他對趙四小姐說，“我還是想我自己的大陸故土，還是懷念東北，自九一八後，我就沒有回過東北老家。” 2001年，100歲的張學良在夏威夷去世，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他的東北老家。客從何來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引起了很多外省人的不滿，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個春節過後，國民黨內以李登輝為首的本省派，就跟以參謀總長郝柏村為代表的外省派展開政治角力，被稱為“二月政爭”。政爭的結果是外省派敗北，國民黨部分力量出走組成新黨，郝柏村雖然被任命“行政院長”，但被迫脫下軍裝，失去了對軍隊的掌控，地位穩固的李登輝開始走向台獨的不歸之路。李登輝與郝柏村為了對抗台獨，郝柏村批准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臺灣的海基會和大陸的海協會促成了兩次“汪辜會談”，這是1949年後兩岸民間代表在獲得官方授權下的首度正式接觸，達成了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在1998年的第二次汪辜會談中，臺灣代表團裏有個戴眼鏡的大學教授在上海看完京劇《鎖麟囊》後感慨道，“兩岸關係也會向劇裏的男女主角一樣，歷經破折終成神仙眷侶”，她就是時年42歲的蔡英文。九十年代的臺灣政壇紛繁混亂，走上舞臺的民進黨不斷掀起島內的對立情緒，還是“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曾掀桌抗議郝柏村，還高喊“軍閥”，郝柏村則高呼“打倒台獨”，面對民進黨“立委”的質詢，郝柏村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接受台獨，這是我的良心。” 陳水扁質詢郝柏村父輩在前，作為外省老兵郝柏村和韓濟華的後代，郝龍斌、韓國瑜感到了身上的責任，都參選了“立法委員”。高中畢業後，韓國瑜在馬祖的西莒島當了六年兵，由於表現突出，第二年他就被升為上尉排長。像他父親一樣，韓國瑜對自己的兵仗義慷慨。退伍前，韓國瑜考上了大學，他碩士論文自述部分的一首詩讓人印象深刻，“天心即我心，俠義藏胸襟。殺惡便是善，劍出鬼神驚。” 軍中服役的韓國瑜還是新人委員的那幾年，韓國瑜被跟他對立的民進黨稱為“黑幫”和“吵架王”。在臺灣，退伍軍人被稱為榮民，1993年5月，民進黨當紅人物陳水扁在討論榮民議案時說了一句“養榮民等於養豬”，台下的韓國瑜青筋暴起，他手插著兜若無其事地走上前去，突然掀翻了陳的桌子，一個巴掌就把對方打翻在地。事後，陳水扁在醫院躺了三天。後來，“立法院”裏再也沒人拿榮民開過玩笑。剛直的個性讓韓國瑜受到老榮民的支持，但沒有心計也讓他無法在派系林立的政治鬥爭中脫穎而出，2002年，韓國瑜宣佈退出政壇。和韓國瑜相比，郝龍斌的從政經歷順利許多，他當過兩屆“立法委員”和環保署長，並在2006年擊敗民進黨的謝長廷，當選臺北市長。選舉結果出來後，郝龍斌跟父親郝柏村說：“報告總長，我把山頭打下來了。” 郝柏村對兒子說，“什麼都許，就是不許台獨。” 郝柏村和兒子郝龍斌在市長任上，郝龍斌強硬對抗陳水扁的“去中國化”和“去蔣化”，陳水扁把“中正紀念堂”改為“臺灣民主紀念堂”，郝龍斌就把用來遮擋“中正紀念堂”的幕布拆了，還先發制人，把“總統府”前的廣場改成了“反貪腐民主廣場”。 2018年，61歲的韓國瑜重出江湖，宣佈競選高雄市長。民進黨嗤之以鼻，因為二十年來國民黨沒在這裏贏過一次。但是，沒有包袱的韓國瑜從網路打起，靠直播造勢，口無遮攔卻直達民心，一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跟著禿子發大財”就讓無數市民以票相許，韓國瑜大勝18萬票，深綠之地一夜逆轉。去年，韓國瑜代表國民黨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郝龍斌上陣力挺，父輩無緣相識的兩人站在了一起。雖然選前民調偏低，可是結果仍然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韓國瑜輸了二百多萬票，蔡英文繼續連任。這結果在意料之外，卻也是情理之中。自從將星凋零的國民黨被李登輝分裂以來，它越來越難與走民粹路線的民進黨抗衡，進退失據之間，已經到了懷疑立黨之本的地步，今年初大敗之後，甚至還傳出要去掉黨名裏“中國”兩個字的建議。上個月，101歲的郝柏村走了，有人說以後國民黨裏連敢說“我是中國人”的人都沒有了。一片沉默中，老黨員洪秀柱站了出來，她邀請新上任的黨主席江啟臣對談，在她的追問下，江啟臣說出了那句久違的話，“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句話並非孤臣之言，臺灣有近四成的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是這些人的聲音一直以來都被民進黨刻意埋沒。七十年前，將軍和士兵跨海而去，無垠山川變成窄窄眷村，有人在孤島終老，有人兩鬢斑白時才回到市鎮改貌、親友故去的家鄉。郝柏村回鄉祭祖退役後，郝柏村六度率子孫回鄉祭祖，18歲離家，80歲回鄉，鹽城郝榮村的孩子圍在他身邊，好奇地看著這個滿口鄉音的老頭，“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100歲時，郝柏村在回憶錄裏寫下自己最後的心願：兩岸和平統一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END 本文作者：東木褚，血鑽故事研究員。重點研究方向：東亞，北美。部分參考文獻： 1.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 2.霍安治，《韓濟華的抗戰裝甲兵歲月》 3.白先勇，《白崇禧將軍身影集》 4.新京報，《我們家是一部抗戰濃縮史》 5.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好文推薦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及“圈閱”公眾號觀點。文中所用圖片來源於原微信號及網路，如有侵權，煩請告知，即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