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有收藏價值哦，博物院裡的這些珍品可以說是價值連城呢，因為在古時期青銅器可不只是祭祀用品那麼簡單😌你知道嗎？這些青銅重器在當時可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徵，貴族們透過青銅器的形制、紋飾和數量來彰顯自己的⋯⋯

楊渡 · 故宮國寶是這樣來到台灣的：飄洋過海，兵慌馬亂，當年趕下多少人，才能平安抵達。今天竟然可以在承平時打破。這是什麼道理？破也要見破的，壞也要找人驗證是原物，不能被盜賣了！〈#國寶大遷徒〉／楊渡 1948年12月22日，一艘船悄悄的從南京下關出發，航向台灣。這是一次秘密行動。由蔣介石親自下令，讓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派出來軍艦中鼎輪來載運。中鼎輪是一艘登陸艇改裝的運輸艦。前一天下午，在下關裝船的時候，幾個單位都派人來了，他們要親眼看著每一個箱子裝上船，再派自己單位的人親自押著箱子，到台灣去。這些箱子的數量，總計是：故宮博物院320箱，箱裡有3409件文物；其中古物295箱，圖書18箱，文獻7箱。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了去倫敦參加藝術展的80箱珍品。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則有220箱。同時運送的，有中央圖書館的珍本書60箱，這次主要是以明朝以前的刻本、校本、手抄本為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120箱，它擁有最珍貴的甲骨與金石古文物。此外還有外交部重要各國條約檔案60箱。各單位都派出自己的押送人員，負起完全責任。故宮派了莊尚嚴、劉奉璋、申若俠，中央博物院派了譚旦冏、麥志誠，其它單位也都派了專人。想不到的是，12月21日，箱子要裝上船的那一天，海軍人員聽說有船要開到台灣，竟帶著妻兒眷屬，一起先趕到了碼頭。這些眷屬的層級都不低，否則不會知道這麼機密的船要開，船上的工作人員不知如何阻止，就全部放任他們上了船。等到文物到了碼頭要上船的時候，人都已經上去了。他們各自尋覓地方，攤開被褥，席地而臥，屈身而眠，閉目養神，如入無人之境。整個甲板上，竟然已經無一處空隙。前來巡視文物押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上船一看，文物船竟變成了難民船，而軍隊紀律竟渙散如斯，整個人都氣白了臉，他以杖叩地，敲打了好幾下，連呼：胡鬧，胡鬧！他把史語所的押送同仁找來，問了幾句，就匆匆驅車離去。他直接把車子開到海軍總司令桂永清的辦公室。這時，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也打了電話給他的同學──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周憲章，他們是留英同學，有一些交情。桂永清知道事態嚴重，機密押送變成公開行程，文物船變逃難船，而且海軍眷屬竟然先逃，這說出去能聽嗎？更何況此事鬧不好會傳到蔣介石那裡去，事態嚴重，桂永清只好親自上船處理。他一個個去勸導，希望眷屬以國家文物為重，此船乃是特別指令，只運送文物，不得搭載無關人員。經過一番疏導，海軍眷屬才逐一離開。但他們恨得咬牙切齒，要他們自己好自為之，跟文物不相干的人一個都不許上船。結果本來有幾個押送文物的人竟也不能上船了。全船除了航行人員與押送人員及眷屬之外，就是文物。這整個過程顯示出：隨著三大戰役的失敗，國民黨大勢已去，連海軍的高層都想先把眷屬送走，更何況其它人。從北方的戰場出來的難民，擠滿了南方。而稍稍有經濟能力的難民，正擠滿了碼頭，帶著金條，想購買一張船票而不可得。事實上故宮、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的文物南遷，早在1948年11月10日，就開始討論了。當時杭立武眼見東北敗戰，華北失利，就連絡了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等四個單位的人，包括了：杭立武、朱家驊（教育部長）、王世杰（外交部長）、傅斯年（代表中研院史語所）、徐鴻寶（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等人，一起到行政院長翁文灝的官邸，舉行會議。這幾個人都是故宮博物院的理事會成員，舉行會議討論南遷，也是有鑑於抗日戰爭時，故宮文物從北京遷徒到四川，一路險象環生，付出許多代價，最後才平安抵達各地暫放。抗戰勝利後，又花了很長時間才把古文物慢慢復員，大部份運到了南京，還有一部份出國參加倫敦藝術展，想不到內戰激烈，如果要遷徒，也不是一時三刻就可以做到，得提早籌劃。對故宮文物與中央圖書館善本書，本來有人建議仿照抗戰模式，往四川山中運，以避免戰火的波及。但蔣復璁認為，對付日本那種現代化重武器，運到山溝溝裡，日本確實打不進去。但是對從山中出來的共產黨而言，運去山中剛好是「甕中捉鱉」。所以他主張最好運到台灣。會議中，教育部長朱家驊表示方中央圖書館的文物一併遷台，而傅斯年以史語所的身份表示，史語所的文物有甲骨、青銅器等也隨同遷台。既達成共識，遂決定由翁文灝報請蔣介石。蔣介石也同意了，並表示能搬運就儘量搬運。於是整個文物南遷的事，就這樣展開。從12月10日開會，到各單位自衛開會決定何者為精品，何者要搬遷，何者要留下，以及如何裝箱等，一直到12月21 日就能出發，其實時間非常短，可見各方已感覺到時局的急迫了。此時北方的淮海戰役雖然還在打，但勝負已分。不僅文物，連海軍的人都知道，再不走也來不及了。第一批運台的文物在12月22日從南京出發，26日抵達基隆，27日清晨才開始把箱子卸下來，立即上火車，傍晚開車。在先遣人員的引導下，文物運到了楊梅火車站附近通運公司的倉庫，暫時存放。但是楊梅的倉庫不大，放了第一批就快滿了，還是得先找一個可以儲存的地方。於是先遣人員南下台中，看中了這裡氣候乾燥，台中糖廠也有很大的倉庫可以用，才終於定下來。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從南京開船，故宮博物院有1680箱，其中古物496箱，圖書1184箱，〈四庫全書〉正是此中最重要的寶貝。由於此次是向船公司包船，所以運行順利。等到第三批要運送時，已是1月下旬，此時蔣介石剛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北方戰局大敗，人心惶惶之際，民間商船都被調去轉運軍需品，已無法租到商船了。不得已，只好再求助於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桂永清指派「崑崙號」擔任這個任務。「崑崙號」是一艘三千噸的船，但它還在其它地方出軍事任務，行程必須保密，船到碼頭也不能停留，必須立即上貨裝船，所以文物得先運到碼頭等候。此時南京正是冬日，寒風蕭瑟，冷雨霏霏。然而碼頭已堆滿了各方運來的逃難物資。國寶文物的箱子無處擺放，只能露天放在碼頭上，擺在一堆雜物中，勉強用油布先蓋上，以避免雨水淋濕。淒風苦雨中，運送的文化人目睹國寶淪落至此，不禁想起李後主的詩：「最是倉皇辭廟日」，內心感到無限悲涼。 1月28日，正是農曆除夕前一天的小年夜，崑崙號到達港口時，船長宣佈只停留二十四小時，必須立即裝船。不料工人卻以過年為由，拒絕加班搬運。幸好，碼頭工會已先拿了訂金，不能反悔，再經過軍警的疏導，還加發「新年特別獎金」，工人才開始搬運。不料，正在裝船的當下，海軍總司令部方面的人聽說有船要開往台灣，竟連夜打包，攜家帶眷，擁到了碼頭，拼命衝上船去。軍艦人員眼看都是熟人，無法阻止，就放開了。本來船上的前艙就裝了其單位的物資，餘地最多可容納五百多箱，而後艙又被眷屬佔據，就沒有空間了。杭立武急了，眼看交涉無效，再打電話給總司令桂永清。桂永清到船上本來是想勸導眷屬的，卻不料這些眷屬一看桂永清來了，一家老小竟都跪下來，放聲大哭起來。此時南京已經非常危急了，逃難人潮擠滿了碼頭，再多的金條都買不到船票，他們把這個機會當做最後的希望，既然拼了命才登上船，如何肯下去？桂永清看著自己多年的部屬家人，淚眼相望，只能搖著頭說：「把艦上所有官兵的臥艙都開放了吧。」他只能設法儘量容納了。然而即使甲板、餐廳、醫務室都堆滿了，還是不夠。碼頭上還有許多箱件上不來。艦長眼看再沒辦法了，唯有宣佈停止。未能上船的，故宮有728箱，中央圖書館有28箱只能交給留守的人帶回。封艙後，船快開了，杭立武突想起來，還有四箱寶貴的文物。那是抗戰時期，汪精衛赴日本時，拿去贈送給日本天皇和皇后的禮物，計有：翡翠屏風、白玉花瓶、清玉花瓶等玉器，抗戰勝利後，好不容易才收回這些有紀念意義的文物，總共有四箱，他趕緊跟艦長交涉，才終於上了船。這一艘船不是專運文物的，因此繞行好幾個港口，走了二十四天才到達基隆。這已是最後一批了。這些文物有的屬於外交部、中研院史語所，都陸續歸還，唯有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的文物，有些善本書後來歸給中央圖書館，其餘大部份文物則由故宮典藏。這些文物到了台灣之後，先存放在台中糖廠的倉庫，後來擔心戰爭空襲，再轉到霧峰靠山邊，名為北溝的地方，建了一個庫房。後來因海內外來參觀的人多了，每一次都得由故宮人員拿出來展示，掛上觀賞，再收起來，非常不便，於是籌劃在台北市近郊的外雙溪建長期展覽館。1965年，新館完成。由王雲五擔任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蔣復璁任院長。中間又歷經幾任院長，盤點文物、組織改革、改建擴建，終成現在的模樣。在戰爭烽火中流離遷徒，飄洋過海的中華文化瑰寶，終於有一個長期展示的地方。至於歷經戰火而遷徒來台的文物有多少價值呢？2013年，米芾的畫作〈深山夜雨〉在紐約的拍賣會上亮相，起拍價是3000萬美元。而故宮有米芾的作品七十一件。更不必說朗世寧的畫作動輒上億，而故宮有六十四件。其它的無價之寶更難以估計。但最重要的是，一個外國研究者說的，他認為，因為故宮在台灣，擁有了中華文化的精髓，才能擺脫一個閩南邊陲的位置，而有了中華文化的代表性，成為文化的中心。一個日本記者則從軍事的角度指出：由於故宮，中共便不至於用核子彈打台灣。因為沒有一個中國政權敢於瘋狂到摧毀自己的文化瑰寶。從這個觀點看，故宮反而成為台灣和平的保護神。後代的我們，對生存於戰火的暴風雨中，在流離失所之際，還時時刻刻想到文物與文化保存的先人，不得不感到深深的敬意和感念。（引文出自楊渡《有溫度的台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