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坤正
我終於找到第一號鏟子超人
去年 10 月 8 日,我在《財訊》寫〈鏟子超人如何在台灣誕生?〉。那篇文章我寫得很篤定:寫結構、寫群眾、寫台灣社會的善意如何被點燃,如何擴散成幾十萬人次的民間救災潮。
但我心裡始終有一個缺口。
我沒有見到「第一個鏟子超人」——不是後來被命名、被報導的那群人,而是那個在第一天、第一時間,沒有劇本、沒有動員、沒有任何身份可以依靠的時候,就自己買了一張車票、拿起鏟子走進泥巴裡的人。
我想知道的,不是英雄故事。
我想知道的是:那個念頭怎麼來的?
昨天下午,在林森北路永盛公園附近,一間 店面裡有24 小時的蘇記便當店,還有一個滷房研制所滷味攤,一對父子就在這裡經營他們的小生意。
昨天,我終於把這個缺口補上了。
我坐在一間開了四十年的店裡,坐在我對面的,是蘇進雄,以及他的兒子蘇睿丞。
蘇爸爸說自己十五、十六歲就在這一帶討生活,林森北路以前聲色喧囂,打架翻桌都見過,二十四小時營業是那個年代的習慣,也是他看世界的方法:再亂的地方,也有秩序;再複雜的事,也可以被人熬成簡單。
我開口先把我的「學術腦」端上桌。我告訴他們:以我查過的國際研究來看,災後會出現自發救災的平民潮,全球其實不多見。紐西蘭地震、卡崔娜颶風,都有類似案例,但多半很短暫,政府軍隊一進場,民間就退了。
我說:台灣不一樣。光復那次從「玩泥巴」開始,後面連鎖反應,人次可能五十萬、六十萬。這個現象很罕見,而我想從源頭開始——你們,就是源頭。
蘇爸爸聽我講完,點點頭,語氣很淡,像是在說一件早就過去、但一直留在心裡的事。
他說:「我覺得那天最關鍵的,是我們跟宗教的隊伍錯開了。」
我愣了一下。這句話,後來成為整個訪談最重要的伏筆。
是「錯過」:台北車站那三十秒
那天原本他們跟慈濟的師兄師姐約好一起去光復。集合、時間、車次都講好了。結果陰錯陽差差了幾十秒——火車開走了,人也散了。
對大多數人來說,故事到這裡就會結束。
因為所有合理的理由都出現了:算了吧,跟不上隊伍了;人都走了;我們又不是什麼單位;去了也不知道要幹嘛。
但蘇爸爸說,那一刻,睿丞看著他說:「爸,那我們再買一張票就好了吧?」
就這麼一句話。
再買一張票。
沒有任何宣言,沒有任何情緒鋪陳。
下一班車,他們上了。
蘇爸爸說到這裡笑了一下,那種笑不是得意,而像是在回想:如果那天沒有錯過那班車,今天就不會有「鏟子超人」這個詞。
因為如果他們跟著宗教隊伍走,身上有背心、有編組、有顏色,有一整套既定路徑,那他們很可能只是「跟隨者」。
但錯過之後,剩下的只有兩個人、一支手機、一把鏟子,還有一個最素的身分:一般人。
蘇爸爸說得很直白:「你有「相」,就動不了。你選這個「相」他不喜歡,你選那個「相」他也不喜歡。「無相」,大家才都可以進來。」
我那一刻突然懂了:
真正的引爆點,不是他們做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而是——他們在沒有任何組織可依附的情況下,還是去了。
四個便當:救災的第一個動作,是把肚子顧好
他們到花蓮後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人、不是去報到,而是去買便當。
四個。
一人兩個,坐在花蓮火車站把便當吃完,吃得很飽。理由很簡單:他們知道到光復可能沒東西吃,先把自己顧好。能自己準備的就自己帶。
這個細節我特別記了下來。
因為那不是英雄語言,而是生活語言。
你如果問「第一號鏟子超人準備進花蓮光復前一刻的心情是什麼?」,很多人會期待是一句很漂亮的話。
但在蘇爸爸這裡,它的理由很樸素:先吃飽。
先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
先讓自己撐得住,才有資格去幫別人撐。
火車上的雨鞋、圓鍬、水桶:那支影片其實很冷靜
轉車往光復的路上,車廂的氣氛慢慢變了。
睿丞說他看到車廂裡零零散散的出現一些人:穿雨鞋的、扛鏟子的、推推車的、提水桶的。大家沒什麼多話,但彼此知道目的地是一樣的。
相館的泥巴「很乾淨、很香」:第一戶人家的第一鏟
他們下車,走進光復。
第一戶,是相館。
蘇爸爸一邊比手勢一邊說,泥巴差不多到小腿,牆上都是水痕。然後他突然用了很奇怪的形容詞:「那個泥巴很乾淨,甚至有點香。」
我知道他不是在談氣味。
他在談一種「事情還來得及」的感覺。
你走進那個場景,如果你覺得一切都完了,你會退縮。但如果你覺得「還來得及」,你的手就會開始動。
睿丞拿起手機說:「爸,我拍一下。」
那支後來爆炸性傳播、被無數人說「我就是看了這支才去」的影片,其實一點都不煽情。
沒有音樂,沒有口號。
只有一句話——像一種咒語,又像一種指令:
「買一張到花蓮光復的車票,
來找一戶喜歡的玩泥巴,
晚上再買一張車票回家,
洗澡睡覺,
就是這麼簡單。」
影片發出去半小時,Threads 按讚破50萬。
蘇爸爸說,睿丞邊挖邊剪,二十分鐘剪完,回頭給他看。他看著看著竟然有點眼眶熱,因為那不是技巧,而是「當下那股靈性」——他用這個詞,說得很認真。
而更關鍵的是:那句話把門檻壓到最低。
你不需要加入任何組織。
你不需要懂救災專業。
你甚至不用承諾自己要變成什麼樣的人。
你只要做一件很小的事:去、挖、回家。
把複雜的事情全部簡單化。
蘇爸爸說:「我們做生意就知道,複雜的事情如果你能弄得簡單,就會有力量。」
我聽到這裡才真正懂:
這不是一支「號召影片」,而是一份「可執行的說明書」。它不是在叫你感動,它是輕聲低語跟你說你也可以。
他們挖著挖著,看到一個阿伯坐在路邊哭。蘇爸爸走過去,用台語跟他說話,大意是:「不要哭啦。明天、後天,會有很多人來。」
他自己也承認,那句話不是預測,是安慰—因為看到人哭,你就想讓他先活下去,先撐過今晚。
但神奇的是,那句話後來真的成真。
他們第一天挖完就回台北。
因為「當天來回」是蘇爸爸刻意設計的——不是為了省事,而是為了把事情變成每個人都做得到:時間有限也沒關係,你挖三個小時就回家。不要把救災想成要投身一個月,不要把它變成壓力。
第二天、第三天,他們再去。
然後就看見人潮爆了。
蘇爸爸說第三天不是可怕,是震撼。他跟睿丞「邊走邊哭」,哭到只剩一句話:「這樣就夠了,這樣就夠了。」
那個「夠了」不是停止,而是一種明白:火已經點起來了。
而最讓他感動的,是回程。
他描述一個畫面:光復車站地板上,坐滿九成是年輕人——漂亮的女生、很帥的男生,身上髒兮兮,不好意思坐椅子,就坐地上。大家不太說話,也不太滑手機,眼光凝視著遠方,像是在享受一種純粹的滿足:施比受更快樂。
上了火車也一樣。
很多人累到直接睡著,陌生但很放心的席地相互倚靠,是那種「做完一件自己從沒想過能做到的事」的沉睡。
他說看到那一幕,他覺得「台灣是有希望的」。
我聽到這裡,心裡有一個很深的撞擊:
如果沒有去過現場,你很難相信「集體的善」可以長成這個樣子——不吵、不炫、不宣誓,只是安靜地完成。
亂中有序:分工、洗雨鞋、便當、車隊、卡車、沙灘車
我問他們:前面兩三天人突然暴增,慈濟師兄師姐年紀大、人力有限,怎麼可能 handle 兩萬人?到底怎麼運作?
睿丞說,慈濟有做初期整合:車站前面排隊、分流、帶到佛祖街、中央路等比較需要人力的區域。溢出的人,就自己去找事做。
蘇爸爸則說得更貼切:「事實上不會亂,亂中是有序的。真正有心的人會去找事情做。會亂的是太閒的人。」
他講得像哲學,但你在逐字稿裡會看到,這個「有序」是怎麼長出來的:
• 有人開始固定「不下場挖」只做補給:手保持乾淨,餵水、餵麵包、餵抽菸、幫忙拿工具。
• 有人專門洗雨鞋,洗到洗出一個共同體的儀式感。
• 有居民送便當、有攤車、有附近店家,有些供給你根本不知道從哪來,但它就一直出現。
• 後面甚至出現遊覽車隊、計程車、卡車司機、開貨車的朋友,各種專長的人自動補位。
這些不是靠命令出現的。
它們是靠「需要」長出來的。
警報與恐懼:兩萬人如果真的遇到溃堤怎麼辦?
聊到中段,蘇爸爸忽然提起另一個情緒:恐懼。
因為他們遇過一次警報—不是實際溃堤,但那種「真的要下來」的感覺,讓人瞬間想像:兩萬多人如果夾在山旁、水真的下來,會怎樣?
睿丞說他當下最先做的是「把訊息搞清楚,告訴大家」,因為恐慌比泥巴更致命。蘇爸爸則用他一貫的語氣說:「放心,老天爺會守護。正念會守護。」
那一段話對我來說不是宗教感,而是心理學:一個人若長期做一件無所求的善行,他面對危機時會比較不被恐懼吞沒,他會把自己固定在一個可以行動的狀態。
恐懼出現了,但沒有摧毀這個行動。
它反而讓很多人「學到一課」:善意必須有界線,收尾必須交給專業,時間拉長會更危險。
所以蘇爸爸很坦白地支持:後面該讓政府、軍方、專業單位接手收尾。「開頭跟收尾最重要。你沒辦法收尾,就沒完沒了。」
你問我力量哪裡來?他說:無色、無相、把複雜弄簡單。
我最後問他們:你們有想過會變成五十萬人次嗎?那力量到底從哪裡來?
睿丞把問題丟給爸爸。
蘇爸爸回答得像一句公式:
「要引動台灣的善念,那個點要無色彩。」
沒有黨派、沒有宗教、沒有組織的制服。
因為一旦有「相」,人就開始挑:我喜不喜歡你?我信不信你?我是不是你們那一邊?
無相,才能讓每個人都把自己放進去。
而他更深一層的說法,來自他三十多年做的事——奉茶,亞洲形上觀音山揹水隊。
他說他們在各個台北觀音山、陽明山的山頭奉茶,不收捐款、不成立基金會、不靠任何政黨贊助。一年有二十萬人喝到那杯水,三十多年上千萬人喝過。你也許不捐錢,但你把「感恩」喝進去了,那顆種子會在心裡發芽,等到有一天有機會,就會動。
他還補了一個驚人的例子:他們團體沒錢,卻在山上放了四十多組 AED,全部戶外放置,每週巡檢、定期更換耗材,居然都沒被破壞。這不是講功德,是在講一件事:台灣的社會信任與公共素質,其實比我們自己想像的更高。
所以當你用一句「買票去、挖三小時、買票回家」把行動的門檻降到最低,那個已經存在台灣的「善意的能量」就被點燃了。
那能量不是來自於鏟子超人這一群人。
是台灣人長期累積、但平常沒有出口的善念。
蘇爸爸說:「不要把它弄複雜。複雜就有立場,複雜就有目的。大家喜歡簡單。」
我把這句話記得很深。因為它不只是救災的方法論,它也是一種社會心理:當一個社會願意相信陌生人、願意讓善意在公共空間流動,善就會擴散成運動。
而那一場光復的鏟子超人運動,某種程度上就是:
台灣人用自己的身體,重新確認了一件事。
我們,還能相信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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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用自己的身體,重新確認「我們還能相信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