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台灣人民往何處避戰？總統府今天(9月26日)召開第一次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議，聚焦「民力訓練暨運用」、「戰略物資盤整暨維生配送」、「能源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社福醫療及避難設施整備」、「資通⋯⋯

揭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面紗！ Yehrong Pan 寫於 2014年2月6日星期四上午9:51 作者：段文勇　廣東汕頭　文化傳播有人主張：“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 那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究竟是宗教團體還是政治集團呢？若望文生義，“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應該是一個宗教團體，然而，長期以來，它卻是一個掛羊頭賣狗肉，以“政治信仰”取代“宗教信仰”，力主台灣“獨立建國”的反動政治集團。它靠國外敵對勢力的豢養長大，充當國際反華勢力在台灣的代言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被稱為“黨外大本營”，如今則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主力軍。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普世長老教會及改革宗教會”的分支。其歷史根源可以上溯至1865年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醫生在南部及1872年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博士在北部所開展的宣教工作。日據時代，馬偕拜見日本占領軍總督奈木西典後，台灣南北基督長老教會遂“與日本在台的軍政府建立友善的關係。尊定日本基督教會（長老會）與台灣長老教會之間長期合作關係的基礎。”台灣長老教會成為“台灣人與日軍之間的和平使者”。1944年4月29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被並入在台北幸町教會新成立的“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日本投降，該團解散。這期間由於受到台灣人民的抵制，其發展比較緩慢。台灣光複後，尤其是蔣氏敗退台灣後，該會獲取國際教會和其他勢力的資助，通過開辦醫療、傳道、教育、社會服務等方式，結合發放美國救濟物資，籠絡民心，一步步在全台灣各地立下教會的根基，並藉著中會、大會、總會（PCT）的設立，逐漸走向組織化、自主化的階段。1951年3月，在台當局的支持下，南北兩個不同源的長老教會合併成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其規模迅速擴張，組織也愈加完善。台南神學院於1948年複校，由黃彰輝出任校長（達18年）。黃氏不但積極地從事“神學教育革新”，也開始有計劃地培育台灣本地的“神學”研究人才出國深造，接受培訓後回台作為骨幹。在“神學理論”方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給人洗腦的兩大法寶：“實況化”、“根植化”。認為，上帝應該是動態的、是活生生的上帝。因此“教會”所傳講的“福音”也應該具有“時代意義”。前人經驗到的上帝是過去的上帝，人若膜拜過去的上帝則無異於偶像崇拜，換言之，人們必須時時刻刻在現世生活中去體驗上帝的存在與啟示。這就是他們推行的所謂“實況化”（contextualize）的概念。“根植化”是將“福音”借用傳統文化做為媒介表達出來，也就是將既定的傳統西方神學穿上“本土文化”的外衣，使“福音”或“神學”更有親切感。因此，“根植化”強調的是“福音”與“文化”和諧共處，“文化”本質上依然處於“工具性”而非“主體性”的地位；而“實況化”除了著重“福音”的根植外，更企圖在變遷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中，“找尋上帝動工之處”（seeking where God is at work）並積極參與其中。這兩大法寶恰恰也洩露了他們的政治目的。其活動經費來源，依據該會自己的坦承，“以1958年度為例，總會經常費的主要來源包括全省各中會負擔金、總會紀念主日獻金、外國宣教母會補助金、後援會、雜收入以及前年滾存金等，1962年度又增加了各事業機關的負擔金。所謂的‘中會負擔金’與‘事業機構負擔金’指的是各中會和事業機構每年必須繳交部份的年收入繳交至總會，以作為總會推動各項事工的費用，至於負擔金繳交的比率和額度則依各中會和事業機構的教勢或財力的不同，由總會統一評定。　 “在國外母會或其他教會的補助款的部份，此時期國外教會對於總會經常費的補助可分為三大類：總會補助款、各機關單位補助款和特定宣教事工。除了總會經常費用外，長老教會各委員會或所屬事業機構若有特別的事工推動，還可以提出特別會計預算，這些部份的需要母會亦會提供。從1951年到1966年度為止，總會來自國外教會（包括英國、加拿大母會、美國歸正教會、美國傳道歸正會、基督教教育協會、美南差會等。）的補助金占總收入的 40%左右，1967年度開始，為支持‘新世紀宣教運動’和婦女宣幹事的設立，這兩年外國補助金占總會總收入的比例也提升到 50%左右。” 1970年，“本土意識”很強的高俊明出任“台灣長老教會”總幹事（在任長達20年之久）。次年10月台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島內各種思潮紛紛湧現。“台灣長老教會”覺得羽翼漸豐，形勢有利，開始利用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及廣泛的海外關係，率先公開挑戰國民黨權威。1971年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當時在國際上給台當局造成很大的壓力。1977年，中美兩國著手準備建立外交關係，該“教會”於 8月16日，發表了更具震撼性的“人權宣言”，明確主張台灣“獨立”。 198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社會在各方面都已經逐漸開放，包括戒嚴、黨禁的解除，報禁的開放、“憲法”修改、“總統”直選等。處於這樣快速變遷的情境下，長老教會為了統整內部對先前諸多聲明與告白的共識與認同，另外也要更清楚地向社會大眾說明教會的“信仰”內涵，統領“國人”的思想，於1985年4月11日通過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對於教會觀、鄉土觀、人權以及社會責任（奪取政權，管理“國家”）等“台灣基督教倫理”都做了相當明確地宣告：簡言之，“長老教會”認為，人權來自上帝，不但擁有不可侵犯的尊嚴和才能，也有管理世界萬物的權利和責任，因此，個人有權利運用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來實踐這項天賦的人權。既然“教會”與“基督徒”負有管理世界的責任，那麼當“教會”處於困阨的環境中便不能退縮，特別是社會中有壓迫與不公義的情事發生時。相反的，“教會”應該積極地投入社會關懷的工作中，使受壓迫的人獲得釋放，並向世人宣告上帝公義與慈愛的“國度”已經降臨，使現世的社會成為一個公義、平安、喜樂有盼望的社會。經歷“美麗島事件”的震蕩之後，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降生。 1995年7月，李登輝為了阻止汪道涵先生訪問台灣，破壞了汪辜會談成果，迫不及待的拋出了“兩國論”。台海關係驟然緊張。是年10月21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配合李的演出，又“適時”的發表所謂“新而獨立的台灣聲明”，赤裸裸地和盤托出了他們的“理想國”藍圖。 2000 年，陳水扁“黃袍加身”，出掌台灣。他一邊玩弄“四不一沒有”，一邊由其主導的民進黨政府瘋狂推行“法理台獨”、“去中國化”和各項“公投”，把兩岸人民推向戰爭的邊沿。選在連戰先生、宋楚瑜先生、鬱慕明先生相繼訪問大陸之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2005年2月21日發表“公義與和平宣言”。（是年10月，李登輝再次訪美，在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演講，通篇稿子以“台灣民主”討好美國人，攻擊台灣泛藍陣營“聯共制台”，是“引清兵入關”。） 2006年8月，陳水扁弊案爆發，“紅衫軍”百萬人“倒扁”，運動觸發各界連鎖反應，宗教界也開始表態。佛光山開山宗師星雲法師投書媒體，指出“扁若自動辭職也算清高”，不必把下台看得太嚴重；他甚至具體建議可由呂秀蓮繼任大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前總幹事高俊明則發表聲明挺扁，誣蔑倒扁行動已“激化藍綠對立”，“使中國有隙可乘”。他“護扁”心切，率先在台南發起靜坐，抗議“紅衫軍之亂”。高俊明認為，反貪腐沒錯，但應該對所有政黨一視同仁，而不應該只針對陳水扁，這樣的“反貪腐根本是另有目的”。9月2日，他一改平日的“溫文爾雅”，在集會上面目猙獰，聲色俱厲地嚴辭批駁之前與其私交甚好的施明德是“嚴以待人寬以待己好色又貪財，根本自己才是貪腐的代表。”對於施明德寫好遺書的說法，高俊明則是呼籲施明德收回。高俊明說：“假使施明德現在死了，我想台灣歷史會給他一個名稱：賣台集團第一號勇士。” 2007年2月11日，民進黨政府的“台灣郵政”宣布將在“二二八”當天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發行首枚“台灣郵票”——“二二八紀念郵票”，並舉行首日戳活動。據透露，陳水扁於2月9日晚在“官邸”舉辦餐叙活動，不無賣弄的說，每年的二二八都應做些事情。像是在去年二二八那段時期，“國統會”及“國統綱領”終止運作及終止適用。今年的二二八，“正名”後的“台灣郵政”將發行“二二八紀念郵票”，郵票的圖樣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當晚受邀餐叙者包括“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國安會秘書長”陳唐山、台大名譽教授李鴻禧、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考試院長”姚嘉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在內的十餘人，過程中談到了二二八事件60年、“正名運動”、台美關係等話題，廣泛地交換意見。後來，趙建銘因“台開案”東窗事發失業後，“長老教會”所屬的台南新樓醫院不顧外界觀感，主動提供崗位幫其“解決生計問題”。再後來，民進黨下台，扁家“洗錢案”事發，陳水扁“溫暖之旅”的重要去處就是各地“長老教會”。高俊明等“牧師”也常光臨扁家，帶領他全家一起禱告。可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帶領人民終結外來政權”的陳水扁格外“體貼”。與此相反，“長老教會”對任何改善兩岸關係的行為都極為仇視。陳雲林會長一行赴台，在民進黨發動的“圍城行動”中，“台灣長老教會”帶頭圍攻他們下榻的圓山飯店，製造事端。由此觀之，在台灣社會政治舞台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不僅從不缺席，而且總是“獨”領風騷，並與國際反華勢力心有靈犀，聲息相通，扮演了並將繼續扮演幕後策劃和台前主導的不光彩角色。蒙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頭上的神秘面紗，還是輕輕地摘下來吧！（2009年4月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