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點外送平台那邊就會有單通知我們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接接了就是有這單的酬勞沒接也會有其他人接

<轉貼> 蔣任這話說得是：「.....如果我是烏克蘭總統，為了國民的安全，我絕不會高調的要加入北約(NATO)、我絕不會去招惹俄羅斯，我也絕不會去出兵打烏東，我更不會讓我的百姓曝屍街頭.....。我膽小嗎?! 不是、是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安危決定在我的做法上 .....。」 (=)(=)(=) 前台視記者蔣任憶述他深入伊拉克戰地採訪的文章，共四篇：【什麼叫戰地...】之一看了很多台灣的新聞報導，看了很多臉書上的留言，我不得不po出這篇文章，看了會很噁心、讓你很不舒服，所以您斟酌吧...。我因為新聞採訪，去過阿富汗和伊拉克，告訴各位什麼是「戰地」、戰地有什麼、戰地沒什麼；不過這只是戰地、不是戰場，戰場會更慘。先講伊拉克吧，我從進入伊拉克境內就體會到戰地沒有「法律」！從約旦邊境到巴格達有條中華榮工處修建的一千公里公路，貫穿整個沙漠。我們開車走了16個小時，這一路上發生七次其他車靠過來逼迫我們停車的事件。我請的司機是當地人，他打過第一次波灣戰爭，他帶的霰彈槍和三盒子彈就架在前座上，他還會單手上膛，然後回頭笑著說。「Arnold!」但我已經笑不出來了，我不解的問。「難到這些搶車的人不怕被抓、沒人管嗎?!」換來的是兩雙白眼！司機和嚮導。戰地是領薪水階級的人不會上班的！不管你是警察、記者，甚至是政府官員，除非你是軍人、或是領到高薪...，不然你不會去上班的，哪有什麼「班」可上?!誰會發薪水給你!? 司機告訴我戰地還有車子可以開的就一定是有錢人！不然哪有車、哪有油？所以開車子一定被搶！「被迫停下來被搶的車，男人被殺、女人被強暴、小孩被賣掉、車子被燒掉...，所以絕不能停車！」路邊就不時會出現燒黑、冒煙的車殼，旁邊就會有燒焦的屍體，一具具，甚至還有小Baby的...。戰地和戰場上一樣，沒有法律、沒有倫理道德、沒有日常、沒有生活...；槍、武器就是一切，誰有槍、誰敢用槍，誰就是老大！當時巴格達境內還算平靜，我住在國際媒體住的五星級飯店，門口就是荷槍實彈的政府軍，我們吃住都O.K。電是樓下發電機發的，一天只有幾個小時有電，柴油味充斥在空氣中，很臭，但知道整個伊拉克都沒電，就沒有人抱怨了。沒有熱水，所有飲用水都是瓶裝水，1小瓶5美元，要不要隨你！1杯咖啡10美元，比威士忌還貴！我帶了三合一，每天在一雙雙嫉妒的眼光中參加晨報。我每天一早先帶著美金去隔壁銀行換一大袋的伊拉克幣，然後繳住宿費。不收信用卡?!當然！對外通訊都斷了，怎會有信用卡。沒有手機訊號!?當然，戰地電信公司沒人上班的！其他媒體都使用衛星電話，我沒有，就四處喀油，四處借來借去的。有天吃飯時我問了其他媒體。「來了這幾天怎麼不見當地記者？」結果換來更多雙白眼！「Jeremy，你的國家如果打仗、你還會去上班嗎?!你新聞發給誰？沒有電視台、報社上班，你還在採訪...?!」當下我覺得我像白痴一樣，在寶島出生、長大的我當然不會懂這些。很多外國記者都隨身帶槍，因為這裡沒有法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一定被搶！弄得我也緊張兮兮的，還好我的老兵司機把我照顧得好好。再講一些噁心的...，電影上常看到戰爭屍體一具具的躺在地上，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戰場大部分的屍體不是完整的，都只是一部分，有手、有腳、有軀幹，或是不知名的部位，更慘的是內臟流得到處都是...，那才是主要的臭味來源。人體內的壓力大於外在，所以你身上有個小洞，血會流出來、噴出來；有個大洞、內臟會流出來...，然後蒼蠅、各種蟲子就飛的到處都是。味道傳得更遠！不會有人收屍、或整理的，都打仗了誰還跟你談衛生、清潔...?! 物資不足處處有搶劫，一整天處處有槍聲、爆炸聲，不是軍人開的槍喔，是老百姓開槍的，死了活該、沒死運氣好；這就是戰地...。平時的恩怨，在lawless時就會爆發出來，特別是政治的(親美、反美)、宗教的(遜尼派、什業派)...，統統在街上解決了。戰地沒有電視看，因為一沒電、二沒電視台。沒有報紙看，誰印、誰賣啊?!所以你聽新聞說「當地報紙、或當地電視報導」多半都不是真的！戰地老百姓生活是很痛苦的，沒有食物、沒有飲用水、沒有電、油...，什麼都沒有！所以不要相信「士氣」這件事，你三天沒吃飯了，會因為政府軍擊落一架敵機而興奮嗎?!你在家裡沒取暖凍個半死，會因為政府軍俘虜敵軍而高興嗎?!千萬不要把平時的價值觀、道德觀用在戰時...。記住！戰爭後的報復與虐待比戰爭時還殘酷的喔！戰爭輸的一方是沒有任何價值和權利的，很殘忍的。回台灣多年後我都還會被戰地的景像嚇醒，我也常會夢到那噁心的屍臭味...。我為什麼鼓勵年輕記者去現場採訪，因為你才知道什麼是事實，而不是被西方媒體誤導，人云亦云。是誰打伊拉克的？是美國人。為什麼？因為美國說伊拉克有大型毀滅性武器。武器在哪裡？不知道，因為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找到那武器...。【什麼叫戰地...】之二在伊拉克除了住宿的五星級旅館外，我最常去的是伊拉克新聞局；但、我來自台灣，和伊拉克沒有邦交，照理說我其實是非法入境的。但、我在約旦下了功夫...。在約旦也是一群記者住在一起，等混熟了就無話不聊，我注意到幾乎每天都有記者要去伊拉克，我們都會半開玩笑的在樓下「歡送」要去戰地的記者。這時的伊拉克已經快要開打了，所以並不歡迎其他國家的記者入境，特別是東南亞的記者，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小國，看待伊拉克問題就像看連續劇一樣，別人吃麵、你在旁叫熱...，就算採訪、報導了新聞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我也同時注意到歡送走的記者當天晚上就又回旅館，於是我們又半開玩笑的「歡迎」一次；一、兩天後他就悻悻然回國了...，然後又有新記者來。我會請被「請回」的記者喝咖啡，聊他被拒絕入境的過程。漸漸的我知道要入境伊拉克絕對不能走機場，那裡的海關看多了，三兩下就把你趕走。我發現約旦與伊拉克的邊界有個小關卡，那裡有駐軍，但水平不高就是了。從文化上看這兩國：約旦和伊拉克，其實他們是兄弟之邦，不是號稱、而是真正的兄弟。但強勢的哥哥搶走了歷史悠久的伊拉克，把中東唯一不產油的約旦給了弟弟，約旦不但不產油，它連水都沒有，約旦窮得要命，所有資源都靠哥哥伊拉克無償供給。約旦和伊朗一樣，都曾經是中華民國的盟邦。這樣的歷史讓伊拉克人不是很看得起來自約旦的任何事、任何人，這包括我在內。我也常去伊拉克大使館附近「閒晃」，那裡真的很恐怖，我第一次去時腿都嚇軟了，很多位人高馬大的伊拉克軍人穿著全身的黑袍，身上掛著衝鋒槍，殺氣騰騰的，站在大使館門口盯著來往的行人看，臉上毫無笑容。但是他們越氣燄高張、我就越能搞定他們，表示他們沒把我放在眼裡...。果然一個星期後我就拿到「人肉盾牌」(Human Shelter)的入境簽證。什麼是「人肉盾牌」？第一次波灣戰爭時伊拉克軍人常把外籍人士關綁在水庫、機場、軍事重地...，讓盟軍不敢轟炸。我一方面拿著人肉盾牌的簽證，但我也要小心入境後不能被人肉盾牌組織的官員抓到。我很慶幸我在申請戶照時有兩個英文名字。在旅館有人來找我，我一概否認我就是那位人肉盾牌。即使如此，我還是進不了伊拉克新聞局啊！我就在新聞局外觀察，發現有三組亞洲記者進出，我分別假裝不期而預與他們打招呼，得知他們是日本、大陸，與韓國記者。在台灣大家都說我長的像韓國人，所以我選定了韓國組合，隔天在門口我又「巧遇」他們，幾句簡單的問候引起他們注意，我就假裝一邊有說有笑的「一起」走進新聞局，門口警衛對我們黃種人顯然也懶得問了。一進新聞局問到去處，我就衝上樓頂，找到路透社的帳篷，借了衛星電話速速撥回台灣電視公司報平安，同時也展開我的伊拉克幾天的採訪工作。當時怕不怕？我怕死了。但總經理在我出發時跟我說。「沒關係，安全最重要，能不能進戰地沒那麼重要...。」聽到這裡我就火了，如果我要、沒有我做不到的！總經理可以不懂新聞，我不行！就算是戰地、我拚老命也要進去。因為之前我已進過阿富汗了。現在回想那時真是年輕不懂事... 【什麼叫戰地...】之三我初進巴格達市時還沒開戰，然後天氣還好，每天都有太陽，雖然是冬天，但不太冷。而隔壁的約旦才剛下完百年最大的雪，雪深及胸，約旦安曼市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我從旅館陽台向遠望可以看到天際的地平線，其間有很多一條條的黑煙，由下而上，似乎連接了天和地，嚮導告訴我那就是煉油廠。伊拉克的石油蘊藏量豐富，而且現代化開採，幫這個有兩河流域文化的國家成為中東最富裕、最進步的國家。石油為伊拉克帶來了現代化，也帶來了毀滅...(這是後話)。但我開始工作後，天氣就變了，沙塵暴開始。沙塵暴是發生在沙漠地區的天氣現象，由冷熱空氣交互產生的空氣流動颳起沙漠的沙形成，造成空氣混濁，能見度變低。我之前在沙烏地阿拉伯見識過那種近1小時的沙塵暴，大風暴吹襲、伸手不見五指，但來得快、去得快。可伊拉克的沙塵暴不一樣，雖然也是掀起漫天風沙，但沒有疾風，所以風沙也散不去，就弄得不見太陽，什麼都黃黃的，很不舒服。每天洗澡都可以洗出一堆黃沙，鼻子裡也多是伊拉克的領土，受不了。我記性好，所以車子進出城時我都看得到、記得住武器的種類與位置。武器是戰地最明顯得象徵，你可想見昇平日子過久了的台灣人上下班時看到捷運站出口停一部大戰車、移動式防空飛彈處處都是、十字路口架了防空機砲...，都不蓋迷彩掩飾了，那會是什麼感覺嗎?!滿城市的肅殺氣氛，人們的互動中沒有笑容、不再有禮貌，對物質的概念是誰有就誰活得下去...。很可怕的耶！每個人心裡都藏了想法、每個人家裡都藏了物資。朋友?!沒有了！所以說戰爭沒有人性。我的老兵司機帶我看了很多重點地區，他也知道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即將從東邊攻進來，他已做好我們從西邊撤走的規畫，我真感謝真主阿拉把他給了我、照顧我。戰地給你的第一印象是緊繃的氣氛，那種壓力逼得人和人會為了一點小事起爭執，這時就沒有「足夠」兩字，物資越多越好。搶案四處傳來、槍聲四處傳來，人會越來越無情、越來越殘忍。走路經過屍體就不再繞路，就捂著鼻子、眼睛不看的走過去了。美軍的A10戰機已不時出現在空中，我知道它們是為伊拉克戰車來的。表示美軍已從東邊進軍了，轟炸聲已由遠而近。我常半夜被爆炸聲驚醒，看到老司機坐在窗台凝視外面，他不是怕、而是難過，這裡是他的國家，他的國家正被不要臉的美國軍隊入侵。「90年是我們的錯，我們攻擊了科威特...。」他會難過的跟我說這些。看著他泛淚的眼睛，難以想像兩週前他開著他黃色的雪佛蘭計程車來應徵司機時，他告訴我的嚮導說他不會說英語，我當時想：也好，這樣他就不會知道我和嚮導在說什麼了。入境伊拉克的第一個晚上他帶我們去吃飯，為了感謝他、我敬了他幾次酒，他也許喝了酒很感動吧。在我的嚮導去上廁所時，司機竟然問我。「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 war?」我愣在那邊。「I have family...」然後我看到嚮導也驚訝的站在桌旁。這就是戰爭，它讓人不再信任人、即使是你身邊的人...。幾天後我決定離開了，我是人肉盾牌咧，我得更小心點。於是選了個清晨我們悄悄的上車離開，同樣的路徑回約旦，但延途看到很多武器都已被炸毀，不管是地上、或牆上都有一塊塊黑色的爆炸痕跡。特別是海珊的大皇宮，來時清楚的看到牆頭上的砲陣地，現在都沒了，院至牆上的士兵也都沒了。司機說海珊已跑掉。經過關口時我又緊張了，這時的伊拉克已是處於戰時，關口的士兵從辦公室移到外頭，人人身上都掛著步槍。搜身變得更嚴格，我出發時把路透社攝影記者幫我拍的內容都存在Betacam拍帶，我把它藏在行李箱的夾層裡。當軍人拉開我所有行李拉鍊時我嚇壞了，心裡後悔為什麼要把拍帶帶出來，但為時已晚，行李被打開，先看到裡面有兩條煙，軍人立刻哇啦哇啦叫了起來，很生氣的把我的煙丟到地上。只見嚮導一直在旁陪笑臉，說著我聽不懂的阿拉伯話。後來他撿起一條煙放回行李箱。離開時我臉都白了，水平不高的軍人會很殘忍的。嚮導云伊拉克政府已宣布因為打仗，所以所有物資都不可帶出國。嚮導騙守軍說我來自很窮的國家，覺得伊拉克香煙好抽又便宜，所以他賴皮回一條煙...，我上車時幾乎癱軟在座位上。回到約旦後昏睡一天一夜，醒的時候就喝可樂！那是我最喜歡的飲料啊！下午有人來敲門，兩位美國人，是美國軍事情報局的人，我一開門就很機警的說我剛睡醒、需要咖啡，所以我們下到一樓咖啡廳聊，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房裡的拍攝帶。他們帶了地圖，要我說出延途看到的武器、陣地和大致位置。我才不想告訴他們咧！此時我已從國際媒體知道美國是因為伊拉克不願把石油開採權給美國、而是給了法國，所以美國以「具有、並會使用大型毀性武器」為由對伊拉克開戰，並且第一個要求法國加入「盟軍」，可惡的美國人！在軍情局帶來的地圖上我胡亂的點了幾個地方，並告知我看到的武器都被摧毀了。我常在想我的那位司機現在如何了，他和他的家人還好嗎?!伊拉克一直到今天都還是戰地的...。【什麼叫戰地...】之四從約旦回台灣後我自忖我是全台灣最快樂、最感恩的人！為什麼？因為我剛從伊拉克戰地回來，我看著我的家人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在台灣生活著，沒有戰爭、沒有危害。我早上騎著機車去公司上班，沿路除了有馬路三寶外，路上沒有防空飛彈、辛亥隧道兩端沒有機關砲、路上沒有荷槍實彈的軍人，最重要的是路邊沒有死屍！放眼望去，台灣就在一片祥和氣氛中，路人有說有笑，大家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這是多美的景像啊！回到公司上班，除了報帳要我的命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的老長官白詩禮，他從一樓業務部跑來看我，不誇張，他真的是跑來看我的。他來到我座位旁，什麼都沒說，就是端詳著我，他的眼神就明白的說。「你好嗎?!辛苦了...。」我非常、非常感動白長官的舉動。但不是每件事都很高興；在我進入伊拉克新聞局樓頂上回報平安進入戰地時，外交部正在舉行例行記者會，針對各媒體要求外交部與伊拉克交涉讓台灣記者入境採訪一事，部長親自解釋台灣與伊拉克沒有邦交，所以台灣記者是無法進伊拉克的。而正當部長解釋時，一旁的電視的跑馬就是「台視記者蔣任已進入伊拉克...」，這個跑馬就像當場打了部長一巴掌，事後外交部「線民」告知，部長臉色很難看的離開記者會...。然後有記者猜測是因為台視已綠化，所以外交部私下幫蔣任入境...云云。沒想到我的入境伊拉克採訪竟讓部長無光，更讓我公司總經理被人念了...，真TMD！回國後我奉命陪同總經理赴外交部「拜會」，我當然知道就是去賠罪的。我其實思考了很久要不要拒絕出席。去了、覺得自己犯賤；不去、讓總經理臉上無光，連自家記者都管不住...。左思右想，比在入境伊拉克還猶豫！最後我還是去了，自我說服的理由是：該有的驕傲我都有了，分一點給老總吧。好事一樁淪落成各打50大板，會面改成部長請吃午餐，我則準備了一張10,000元伊拉克紙幣送給部長當紀念。那餐吃得好痛苦，三人一桌沒話說，說什麼都不對...?!說採訪成功、那就傷了外交部長；說採訪不成功、那就傷了我...。索性什麼都不說，專心吃飯，哈哈哈！喔，說到幣值，1990年前1伊拉克幣等於33美金喔！等我去採訪時1美金等於1袋伊拉克幣！由於沒有黃金，鈔票是影印機印的，當地人都戲稱這些伊拉克幣是壁紙了。我比所有沒經歷過戰爭的台灣人更珍惜現有的一切，千萬不能有戰爭，戰爭一起，什麼文明、進步、歷史...都沒了。也不要去挑釁強國，那個後果是要老百姓承擔的。從伊拉克回台灣後我幾乎不與人談在伊拉克看到的事，那不是一個健康國民應該看到的！戰爭、屍體只會在我的夢裡出現，那就夠了，噁心、殘酷、人性...，Shit！但如果我是烏克蘭總統，為了國民的安全，我絕不會高調的要加入北約(NATO)、我絕不會去招惹俄羅斯，我也絕不會去出兵打烏東，我更不會讓我的百姓曝屍街頭...。我膽小嗎?!不是、是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安危決定在我的做法上。但、我不是烏克蘭總統...。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夢想家的邏輯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後來他過世了。我說。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中產階級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約翰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