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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

轉傳：催人淚下的愛情絕唱 ——《阿里山的姑娘》詞作者鄧禹平的淒美愛情故事 2019年12月7日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啊。高山長青，潤水長藍。姑娘和那少年不分呀，碧水常圍著青山轉唉。這首出自著名詩人鄧禹平筆下的歌曲曾讓千百萬歌者為之動情。然而，誰又能想到，這首被傳唱百年不衰的愛情歌曲《阿里山的姑娘》，實際就是作者本人真實的愛情寫照！這份被林海音、羅忠鎔、席慕容見證並為之歌頌的愛情故事最終以波瀾跌宕的淒涼結局留下千古遺憾，令不少熟知他們的人扼腕長歎！雖然《阿里山的姑娘》這首歌背後的故事至今鮮為人知，但我們相信，海峽兩岸那份濃濃的情感依歸牢不可破﹗ 「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啊……」這首出自著名詩人鄧禹平筆下的歌曲，早已傳遍華人世界。然而，誰又能想到，這位出生在四川的著名詩人，在寫出《阿里山的姑娘》的時候，根本沒去過阿里山呢？郎才女貌惹人羨鄧禹平出生於四川省三台縣三元鎮，從小聰明好學，深得老師和同學厚愛。抗戰爆發後，東北淪陷。東北大學被迫遷往四川三台縣。當時正在三台中學讀書的鄧禹平有幸接觸到了東北大學許多抗戰積極分子。在這些積極分子的影響下，鄧禹平逐漸明白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很快，在他的帶領下，三台中學成立了學生劇組，由鄧禹平負責編劇、排練和演出。這天，劇團為前方義演募捐。正要開演時，演主角的演員突然以無錢為由而罷演。鄧禹平氣憤地站了出來：「他不演我演！劇團是為抗日演出，不能討價還價！」在大家贊許的目光下，鄧禹平登上了舞臺。演出獲得極大成功。演出結束後，劇團的演職人員將鄧禹平團團簇擁著，給他倒水、擦汗。突然，一束帶著馨香的玫瑰遞到他面前。鄧禹平接過玫瑰，看見一個女生那雙羞澀中夾著敬佩的眼睛。兩天後，鄧禹平帶著畫板來到學校後面小山坡前寫生，他意外發現那晚向他送花的女生正坐在他平時畫畫的地方，長長的秀髮如一抹流瀉的瀑布悄然無聲。女生對他的到來並不吃驚，好像心中早已計算出這種結果。兩人老朋友似地無話不談。女生叫白玫，出生在三台縣城一個富庶之家，在學校女生部讀書，比鄧禹平低一級。「你怎麼知道我要到這來？」鄧禹平滿腹疑問。白玫告訴鄧禹平，自從他主辦學校的黑板報《墨潮週刊》後，她就是他忠實的讀者，他的才華和他幽雅的風度吸引了她。尤其在幾天前的那場演出中，他冒險救場更讓她對他刮目相看。才華橫溢又貌不出眾的鄧禹平成為校園風雲人物後，追求他的女性不乏其人。鄧禹平卻一向目不斜視，令不少追求者聞之卻步。如今，這個從未向他表露過心跡的女孩讓他緊閉的心扉怦然而動。他叫白玫坐在前面的草坡上，拿起畫筆認認真真地勾畫起來。半小時後，一幅素描躍然紙上。他將畫取下交給白玫：「留個紀念吧！」白玫小心地將畫收藏起來。由於家庭貧困，鄧禹平唯讀到高二就休學了，到南城小學代課教音樂和美術。白玫常到學校去看他，為他買去他喜歡看的進步書籍。每次，當白玫將一摞摞書籍遞在鄧禹平手中時，鄧禹平總是難為情地說：「玫，又讓你破費了……」白玫婉兒一笑：「只要你喜歡看……」鄧禹平緊緊抓住白玫的手，幾滴熱淚從眼角流下…… 1944年春天，鄧禹平離開三台來到重慶，去報考中央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看著心愛的戀人即將遠去，白玫默默地流淚不止。鄧禹平為她擦去眼角淚珠：「不論是天涯海角，我都等你……」汽車要開走了，鄧禹平揮手向戀人告別。突然，白玫快步沖上車門，將一根嶄新的手絹塞在他手中，又扭頭跑下車去。鄧禹平展開手絹，一朵剛剛繡好的玫瑰，紅得吐豔，紅得滴血。鄧禹平抬頭望去，白玫的影子已漸漸遠去，他小心的將手絹藏好，隨著汽車嗚嗚的笛聲淚眼朦朧…… 忠貞不渝的愛情絕唱鄧禹平沒有想到自己如此幸運！ 1944年的重慶，雲集了中國大部分文藝界名人，且大都是沖著報考中國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的。但鄧禹平又是幸運的，儘管有300多人前來競爭兩個名額，他還是以其非凡的才華獨佔鰲頭。他把這一喜訊寫信告訴了白玫。半個月後，他收到了白玫的回信。信中，白玫除了給予他更多鼓勵外，說得最多的是心中默默的相思。夜裏，鄧禹平輾轉難眠，披衣為白玫寫信：「玫，請不要為我擔心，我會照顧好自己的。雖然天各一方，我心依舊在你身邊……」鄧禹平個子矮小，不能演主角，最多只能演一些配角。這對一心要幹出一番事業的鄧禹平來說，無異於兜頭一盆冷水。於是，他乾脆不再沉溺於一味要求演戲，將自己大部分精力放在詩歌和書畫創作上。短短兩年時間，他寫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稿，畫了厚厚一疊各種素描。 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後，白玫專程去重慶看望鄧禹平。在重慶這段時間，是兩人最開心的日子。為了和心愛的人在一起，白玫瞞著父母，悄悄報考了重慶女子師範學校。很快，白玫來到重慶讀書，和鄧禹平相聚了。白玫和鄧禹平的戀情被白家人知道後，他們竭力反對兩人的婚事。認為白玫一個大家閨秀，憑什麼嫁給一個窮書生。為了達到阻止兩人相戀的目的，白家人以父母病重為幌子將白玫騙回三台，強行她與一位富家公子訂婚。如夢初醒的白玫堅決不同意父母為他選下的婚事。父母的態度強硬而粗暴：「這事由不得你！」白玫沖進臥室，抱著鄧禹平的照片哭得肝腸寸斷：「禹平，我不能沒有你。我的心早已和你在一起。我是死也不會另嫁他人……」晚上，父母又來到白玫的臥室，勸導女兒和鄧禹平分手。白玫呆呆地望著父母的背影絕望了！此時此刻，她多麼希望鄧禹平能來到身邊，帶著她一起遠走高飛。突然，她腦子裏閃過一絲意念，如果自己真的死了，丟下鄧禹平咋辦？他肯定會發瘋的！我不能死，我要去找自己的心上人！白玫悄悄推開窗子，踩著凳子從窗口跳了出去。兩天後，白玫疲憊不堪地來到重慶。但令他想不到的是，鄧禹平已到了上海！原來，電影廠要遷回上海，鄧禹平本想帶白玫一起到上海，久等不見白玫歸來，只得和電影廠的人乘船走了。「白玫，我本想留下來等你，但望斷秋水也不見你的身影。我只好暫時離開你了，相信我們很快會見面的！」白玫捧著鄧禹平給她留下的信痛哭失聲：「老天爺，你為什麼這麼捉弄人啊！」秋風乍起，山城的夜色燈光零落，白玫獨自徘徊在朝天門碼頭直到天亮。 1947年7月，白玫師範畢業，不等學校舉行畢業典禮，她就迫不及待地要去上海。碼頭上，她正準備買票時，收發室交給她一封信。她拆開一看，是鄧禹平寄來的。鄧禹平告訴她，電影廠拍攝《阿里山風雲》，劇組要到臺灣去拍外景，拍完後很快就會回來：「玫，一葉扁舟載去了我的哀與愁，我們越離越遠了……但是，無論在什麼樣環境下，我都不會放棄我們的理想和追求！不要著急，我們很快就會見面的……」海天永隔斷腸人鄧禹平沒有想到這一去竟成永別！遼闊的臺灣海峽波險濤惡，四十多人的劇組經過漫長的海上歷程後，來到臺灣。鄧禹平在戲中扮演一個次要角色，顯得很清閒。一天，導演張徹找到他：「禹平，大家都說你是鬼才，《阿里山風雲》已拍了一半了，還沒有歌詞，你來寫兩首歌詞吧。」鄧禹平爽快地答應了。可是寫什麼呢？鄧禹平一時無從下筆。他沒到過阿里山，不知道阿里山到底是什麼樣。夜裏，鄧禹平獨自在燈下苦苦思索。無意中，他拿出白玫的照片，想起他們在家鄉的山泉邊嬉戲的情景，想起他們在學校後面的山坡前吟詩作畫的點點滴滴。那一抹清澈的泉水，白玫醉人的微笑影子一樣閃進他的腦海。他突然領悟，祖國的河山不論什麼地方，都是青山綠水，家鄉的風光雖不能代表阿里山的美景，卻能以窺斑見豹的方式展現祖國山川的秀麗。他頓時靈思如泉，揮筆寫下「高山清，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啊……」寫好後，他反復吟頌，覺得十分滿意，馬上叫醒正睡夢中的張徹，將歌詞交給了他。張徹一看，拍手叫好，披衣為其譜曲。天亮時，曲譜好了，兩人在輕輕的吟唱中迎來了曙光。鄧禹平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他揮筆給白玫寫信，告訴她，電影馬上就要拍完了。到時，他就會回到她身邊，和她生生死死在一起！《阿里山風雲》剛拍到一半時，上海解放了。上海解放的消息傳到臺灣後，劇組的人全慌了，大家顧不上拍戲，紛紛準備要回上海和家人團聚。人心已散，公司只好作出回上海的打算，派人去買機票。中午，買機票的人回來了，帶給大家的是喜悅中夾著失望。只有不到十張飛機票。頓時，不少人開始去哄搶機票，沒有去搶的人卻在一邊暗暗流淚。一個女演員哭得肝腸寸斷：「我要回上海，我要見我兒子……」導演張徹站了出來：「大家都不要吵。我理解大家的心情。說實話，誰不想回上海與親人團聚？但飛機票只有這麼幾張，是去是留不能由我們個人的意志來決定。為了保證合理分配機票，我們只有採取抓鬮的方式來決定。抓著了就回上海，抓不著，就留下吧……」四十多個紙團放在一個小碗裏，人們爭先恐後地將手伸向碗裏。幾秒鐘後，有人大哭，有人大笑。鄧禹平將紙團拿在手上，久久地不忍拆開。他害怕紙團上的符號讓他的夢想永遠留在臺灣。見所有的人都將紙團拆開了，鄧禹平才慢慢地將紙團打開。他將眼在紙團上迅速一掃，心頓時變得像紙團一樣空白。「老天爺啊，你為什麼要這樣啊？！」鄧禹平捂著臉哭了起來。張徹走到他身邊：「禹平，不要難過。等下次機會吧……」「下次，還有下次嗎？！」鄧禹平激動得不能自製。抓著鬮的人要回上海了，鄧禹平和所有沒有離開的人去機場相送。他給每一個回上海的人都囑託，要他們給遠在四川的白玫帶話，叫她等他，他一定會回來！飛機龐大的機身騰空而起，載去了遠在他鄉的親人的問候，也將鄧禹平心中的夢想一點一點地擊得粉碎。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回上海的夢一天天地徹底破碎了。鄧禹平終於明白，他和白玫今生今世，只能是咫尺天涯了！血淚編織的《世紀絕戀》無法和戀人在一起，白玫在重慶找了一份教書的工作暫時呆在那裏，期盼著和鄧禹平相見的那一天。一天晚上，白玫正準備去睡覺，有人敲門找她。那人一進屋，什麼也不說，只掏出一張手絹給她。白玫一看，這不正是她當年送給鄧禹平的那只手絹嗎？她意識到有不幸的消息要降臨到她身上，她迫不及待地追問來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來人還未說話，就已泣不成聲：「鄧禹平回不來了……」白玫一驚，拽著來人的衣服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來人將在臺灣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啊——！」白玫如遭雷擊一般呆住了。「禹平，你為什麼不回來啊……你把我一人留在這兒做什麼啊……」「禹平讓你等他，他一定會想辦法回來的！」來人臨走時告訴她。白玫在屋裏睡了三天三夜。突然而降的災變像巨石一樣擊碎了她心中美好的希冀。她呼喊著鄧禹平的名字，一遍遍地將他們在一起的回憶在腦海裏重播。突然，她想鄧禹平不可能不會回來的，也許這是來人在騙她，說不定鄧禹平此時正在從上海到重慶的輪船上呢！她跌跌撞撞地朝碼頭跑，從晨曦高照一直等到暮色西沉，一葉葉小舟都已扯帆倦航，她仍不肯回去。時間在平靜中如流水一般過去。鄧禹平始終沒有消息。白玫的容顏一天天地憔悴，鬢角的華髮已寸寸相逼。有人勸白玫，鄧禹平是不會回來了，乾脆找個人嫁了算了。白玫輕輕地搖了搖頭：「不。我要等他。他會回來的。」再說滯留臺灣的鄧禹平左等右等，一直無法等到回大陸的機會。為了排解心中那份對戀人的牽掛，他只好將濃濃的思念在文學藝術上傾瀉。他以「夏狄」、「雨萍」等筆名，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以及《我送你一首小詩》、《我的思念》、《傘的宇宙》、《下雨天的週末》、《除非》、《並不知道》等大量歌詞，在全球華人中傳唱。其中，《我送你一首小詩》傳到大陸，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後，引起極大轟動。鄧禹平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就，使他成為臺灣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新星，各種文藝大獎頻頻降臨到他頭上，「小神童」、「鬼才」美譽滿天飛，曾得到臺灣一些政界要人的青睞。一次，何應欽率領「道德重整會」代表團到歐洲訪問，指名要鄧禹平前往。鄧禹平的才氣驚動了蔣經國。蔣經國找到鄧禹平，要他在他手下的一個青年團體裏作文化幹事。鄧禹平懷著報效國家民族的原望投在蔣經國門下，只想將一生報負盡力施展。但他沒想到的是，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和高深的文學造詣，引起了他人的嫉妒。鄧禹平看透了其中的一切，頓時信心全喪。儘管蔣經國仍許與他不少誘惑，他依然拂袖而去。失業後的鄧禹平窮困潦倒至極。有時，他窮到連房租都付不起。在他最困難的時候，他幾乎一周有六天是在第一個演唱《高山青》的張茜茜女士家裏吃的飯。這時候，他心中更多的是對遠在海峽對岸的戀人的深切呼喚：我差小雨來敲你窗/我差輕風來按你的門鈴/我差思念來牽你——入我的夢！詩寫好了，他獨自而歌。歌畢，又大哭大笑。然後鋪開大紙，將心中無法排解的憂愁盡情地在宣紙上潑灑。一堆黃土埋風骨是著名作家林海音將鄧禹平的愛情故事推向一個淒美的高潮。 60年代末，鄧禹平在臺北舉辦個人畫展。這天，一位氣度不凡的中年女士來到鄧禹平的畫前，仔細地觀賞著一幅幅畫。她就是林海音。突然，林海音在一幅長髮少女的側面特寫前立住了，細細地品味著作者絕妙的構思和高超的技巧，以及畫上那長長的詩句：千斟佳釀不能醉我/萬罐糖蜜不能迷我/若要我怡然酩酊/除非你那淺淺的酒窩…… 林海音來到鄧禹平面前，微笑著問道：「您能告訴我這畫中的少女是誰嗎？」鄧禹平沉吟著沒有回答。這時，有人悄悄告訴他，此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林海音時，鄧禹平頓時熱淚長湧。他像找到知音一樣向林海音講述了畫中的少女正是他20年前的初戀女友白玫。林海音聽完這天方夜談般的故事後唏噓不已。她告訴鄧禹平，她正暢銷海內外的長篇小說《曉雲》中的主人公曉雲也是這個樣子。林海音激動地說：「鄧先生，難為你這樣為白玫相守。您有什麼需要我幫您做的嗎？」鄧禹平淒然一笑：「我想見白玫。您能幫我嗎？」林海音黯然搖頭。「要是我以後這部書再版的話，我一定用這幅畫來做封面！」 1982年，在朋友鐘光榮的幫助下，鄧禹平終於登上了阿里山。在看到阿里山秀麗的景色時，鄧禹平再次萌生回大陸和白玫相聚的願望。 1983年，鄧禹平中風後住在臺北空軍醫院，林海音多次前往醫院看他，為他捎去他愛看的書籍。一天，林海音又到醫院去看他，問鄧禹平有不有需要她幫忙的事。鄧禹平囁嚅良久，淚流滿面地說：「我和白玫相隔40餘年，恨今生不能相逢。這幾十年裏，我為她寫下了數百首詩，卻無法讓她看到。我只有一個願望，在我臨死前能將這些詩結集出版，我死也瞑目了……」林海音難過地用手揩掉眼角的淚珠，用肯定的口氣說：「你放心，我一定為您辦好這件事。」當時，林海音是臺灣純文學出版社主持人，在答應為鄧禹平出詩集後，為了讓鄧禹平最後一本詩集更精美，更能表現他和白玫綿延一個世紀的愛情悲歌，她又去聯繫了大名鼎鼎的席慕容和楚戈，請他們為鄧禹平的詩集作畫。二人欣然應允。楚戈雖然在病中，也抱病將一幅幅畫精心畫好，交在林海音手上。很快，詩集《我存在，因為歌，因為愛》出版了。這部凝聚著鄧禹平一生情結的小集子很快在臺灣引起巨大轟動，成為臺灣當年十大暢銷書之一。當病中的鄧禹平看到這本裝幀精美的詩集時，他抓住林海音的手感慨萬千：「如今我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了詩。如果沒有了詩，也許早就崩潰了……」詩集出版後不久，林海音意外地收到了一個來自大陸的包裹。 1984年，時任中央音樂學院教授的作曲家羅忠鎔（鄧禹平中學同學）前往澳大利亞講學後，觀看了一場音樂會。在回使館途中，他隨手拿起音樂會的樂譜翻看。在翻到《高山青》（臺灣稱該歌曲為《高山青》）時，他突然看見詞作者是鄧禹平！事隔40年，羅忠鎔一直以為《高山青》是臺灣民歌，沒想到竟是自己的老同學所寫。羅忠鎔看著鄧禹平的名字熱淚長流。40年不見，他無法得到鄧禹平的片言隻語，如今，心中那份對老友的思念強烈地撞擊著他的心。他一口氣向海外友人寫了十多封信，探訪鄧禹平的下落，也給林海音寫了一封。不久，林海音回信了，將鄧禹平在臺灣的近況告訴了他。羅忠鎔拿著林海音的信，風塵僕僕從北京回到三台，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白玫。望著手中的信，白玫一次次哽咽難語：「禹平，你還活著，你還活著……」當夜，羅忠鎔、白玫焚香沐浴，由白玫彈奏鋼琴並演唱《高山青》，羅忠鎔則在一旁指揮。高亢優美的旋律在狹小的房間激情飛越，深深地鐫刻在答錄機薄薄的磁帶裏……當他們最後一次錄完《高山青》時，東方已是晨曦高掛。白玫撫摸著手中的磁帶，一遍又一遍喃喃自語：「禹平，你聽聽，這是我的聲音。40年了，你還能聽出來嗎？」林海音匆匆拿著錄音帶和信來到鄧禹平的病床前。此時，鄧禹平已深度昏迷。林海音輕輕地在他耳邊呼喚著：「禹平，你的女友白玫給你來信了。還給你唱了歌。你聽聽吧。」鄧禹平的身子輕輕地動了一下。林海音打開答錄機，《高山青》的旋律靜靜地在病房迴旋。錄音放完了，鄧禹平仍一動不動。但林海音發現，鄧禹平的臉上，已是熱淚長流！而這熱淚，也是鄧禹平最後一次為自己最親愛的人所流下的幸福之淚，仿佛在為他們淒美的愛情作最後詮釋。這天是1985年12月21日，鄧禹平在親人的聲音中悄然離開了他十分眷戀的世界。白玫是在廣播裏聽見鄧禹平去世的消息的。她沒有哭，而是默默地讀著鄧禹平臨終前留給她的詩：化我的思念為白雲片片/飄過平原/飄過高山/飄到你的頭頂、窗前/默默地投給你/我那愛的詩篇/一千遍/一萬遍…… 1988年，了無牽掛的白玫在憂思成疾後一病不起，不久也追隨鄧禹平而去。高山依舊常青，澗水依舊常藍，傳遞是不斷地、美好地對愛情的謳歌，我想那紛亂的時代能有如此感人至深的愛情，物欲橫流的今天卻難見這樣的守望，他們相思的痛苦也有相愛的甜密，只是在那高山碧水間一曲嘹亮的情歌帶我們去祝福，祝福所有海峽兩岸的愛情都能像這歌聲中唱的一樣美滿。（孫才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