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獻堂對中國的幻滅余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劃歸中華民國統治。次年八月臺灣社會賢達組織「光復致敬團」赴中國訪問，該團不但祭祀黃帝陵，也面見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在會面時由林獻堂代表臺⋯⋯

好文分享請耐心看完一篇中華民國近代史，特將簡體字翻譯成繁體字分享。臺灣將星凋零史：寧死不台獨以下文章來源於血鑽故事，作者血鑽故事編輯部本文授權轉載自血鑽故事 ID：xuezuangushi 2020年3月30日，臺灣當局前“行政院長”、國民黨元老郝柏村辭世，享年101歲。4月10日，他被安葬于臺灣五指山軍人公墓的特勳區，這片地原來是高爾夫球場，但因為終年大霧在1981年被改建為軍人公墓，共有從士兵到上將的九個墓區。特勳區的二十五個墓位已經用了十九個，要想在身後進這個區，必須滿足“生前獲頒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或有其他足資矜式之忠烈行為者”等條件，何應欽、薛岳、顧祝同、湯恩伯、劉安祺、方先覺、劉玉章等將領就安葬于此。雖然在臺灣生活了七十年，但郝柏村的蘇北口音一直沒改過，只是能聽懂他的臺灣人越來越少了。國民黨中經歷過抗戰的統派人物所剩無幾，在統派式微獨派橫行的今日，回望將星們的昨天，恰是為了兩岸的未來。少小離家 1938年抗戰正酣，熱血青年從軍報國，19歲的蘇北小夥郝柏村到南京報考軍校，被錄取為黃埔第十二期炮科生，而18歲的師範學生韓濟華則從鄭州跋涉到湖南，考入當時遷到長沙的陸軍機械化學校，成為戰車學生隊第三期的學員。在年底的廣州戰役中，郝柏村所在的車隊遭到日軍戰機掃射，他身旁的駕駛員當場犧牲，自己也滿頭是血，所幸並無大礙，直到晚年在醫院照CT時才發現頭骨上嵌了一塊細小的彈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人都被編入遠征軍入緬作戰，炮兵學校畢業的郝柏村任駐印軍炮兵第一旅二營六連連長，唱著《裝甲兵進行曲》的韓濟華任戰車團1營副排長。中國遠征軍戰車營士兵 1944年，滇西大反攻打響時，郝柏村被調回重慶陸大學習，戰1營的排副韓濟華開著戰車和日軍打肉搏戰，在比人還高的蘆草林中，“一發榴霰彈打過去，草叢下就是一堆敵屍”。在印度受訓于美軍時，韓濟華他們被教導：戰車攻擊應以步兵開道，遠距離射擊敵軍。但在原始森林的實戰環境裏，用步兵開道就是送死，所以戰1營自創了戰車開道的“沖、軋、碾”戰法，一旦發現日本兵，就開著戰車“沖”上去，狠狠地“軋”毀敵人的工事，“碾”爛敵人的肉體。戰車衝鋒在前，沒有步兵協同無法收容俘虜。據韓的戰友回憶，“不留活口”是弟兄們的共識，面對跪下來投降的日軍，他們只能握起機槍，閉著眼睛掃射，心裏想著南京被日軍屠殺的同胞。抗戰勝利後，炮兵參謀郝柏村被陸軍總司令顧祝同調到身邊，出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上校隨從參謀。顧祝同是郝的蘇北老鄉和黃埔前輩，對這位小老弟心生信任，這一調動也改變了郝柏村的軍旅生涯。而升任戰1連連長的韓濟華卻沒能更進一步，這位在戰場上碾軋日軍的老兵無法適應鞠躬哈腰的官場，雖然領導裝甲兵的“天下第一連”多年，卻始終升不上去，最後以中校軍銜退役。 1949年底，國民黨大勢已去，蔣介石接連從重慶退到成都。12月10日，蔣氏父子坐著“中美號”飛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赴台，自此與大陸永別。同一天，郝柏村也跟著顧祝同從成都飛到海南島佈防，並在一個月後到達臺灣。那一年，200萬軍民渡海遷台。幾年後，郝柏村和韓濟華先後得子，兩人的兒子長大後都成了影響臺灣的風雲人物，郝柏村的長子是臺北前市長郝龍斌，韓濟華的第六子是去年大選輸給蔡英文的高雄市長韓國瑜。郝龍斌和韓國瑜黃埔一夢 1949年5月，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頒佈戒嚴令，拉開了臺灣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代。為了安置跨海而來的百萬軍民，政府在各處興建房舍，軍眷家屬按兵種聚居，每個社區有幾十到上百戶人家，這些遍佈全臺灣的社區被稱為眷村，一共有886個。剛住進眷村時，家家戶戶枕戈待旦，韓濟華他們家的椅子都是用竹子做的，因為蔣介石說“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很多老兵對此深信不疑，認為自己不會在這個孤島久住，一定能打回家鄉。退守臺灣的蔣介石每天都在反思，抗戰勝利後“榮列”世界四大巨頭的自己何以慘敗至此，他的心腹、黃埔建校時的炮兵教官陳誠說，“1934年沒能剿滅朱毛紅軍是千古恨事。” 蔣介石老蔣自己總結的原因是，主政二十年來罔顧民生，以致在淮海戰役裏，老百姓推著幾百輛獨輪車給解放軍送傷患。所以掌台之後，國民黨就宣稱“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台理念，推行土改，把公家的地分給佃農，實行“三七五減租”。隨蔣來台的將軍們命運迥異，嫡系親信的被堪以重用，旁系聽話的被委以虛職，過節功高的只能幽閉軟禁。嫡系中最重要的人物非陳誠莫屬，這位從黃埔時期一路追隨蔣校長的幹將到臺灣後歷任“省主席、‘行政院長’和‘副總統’”等要職，作為二號人物，除了治理內政，他還要面對美國的挑撥，對於“美國託管臺灣”的陰謀，陳誠堅決反對，“少數野心分子勾結國外不肖之徒，從事獨立託管活動，是臺灣的隱憂和危機。” 1965年，陳誠因肝癌逝世，老蔣極為悲痛，按最高級別發喪，親筆寫下挽聯：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吊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蔣介石參加陳誠的追悼會臨終前，陳誠寫下66字遺書，對反攻大陸隻字未提，老蔣權衡之後，還是批准照原文發佈了，“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 另一位嫡系胡宗南則讓人唏噓，他是黃埔一期的大學長，入校時別人20歲，他已經28歲了。歷經東征、北伐、抗戰和內戰，深得蔣校長信任，是黃埔學生中的第一個軍長，第一個兵團總指揮，第一個集團軍總司令和第一個戰區司令長官。淞滬會戰中，任第1軍軍長的胡宗南帶著兩個師4萬人，頂著日軍的炮火守了六周，他日夜巡視，“官兵見之，無不感奮”。打到只剩下1200人的時候，胡宗南準備提槍頂缺，得知戰況的顧祝同這才調兵換防。 1945年9月，胡宗南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身份到鄭州，接受日軍第12軍團司令官鷹森孝的投降。戰事連綿，他直到1947年50歲時才成家，結婚辦酒席的地點竟是在延安的窯洞裏，當時正值內戰，他的部隊剛“打下”了延安。胡宗南與夫人葉霞翟 1950年，在西昌苦守三個月的胡宗南死也不肯上飛往臺灣的最後一班飛機，誓要戰死沙場，參謀長羅列強行把他架了上去。撤到臺灣後，46個“監察委員”對他發起彈劾，理由是他身邊出了熊向暉、陳忠經、申健三大紅色間諜，委員們上書斥責：“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置乖方、貽誤軍機最巨之胡宗南”。最後，蔣校長出面護住了愛徒，一句話終結了彈劾案，“如果不是胡宗南，我怎麼出得來？如果不是胡宗南，你們怎麼出得來？” 彈劾案後，胡宗南要求去大陳島打遊擊，接連婉拒了“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的職位，1959年退役後定居臺北。三年後的大年初七，因心臟病住院的胡宗南見了蔣介石最後一面，“掙扎起身、眼含熱淚”，三天后，猝然故去。陳、胡之外，黃埔總教官何應欽幹了兩任“國防部長”，黃埔四期悍將胡璉則任防衛司令駐守金門，但因為在視察時怠慢了蔣經國，始終沒升到“陸軍總司令”。老蔣重用黃埔系是為了反攻大陸，後來明白反攻無望，就全力護送小蔣接班。胡適曾經勸過追隨兩蔣赴台的政治人物，“一分為二，一派保守，一派開明，彼此良性競爭”，這個建議無果而終，也埋下了國民黨沒落的種子。孤島明山日據時期，臺北近郊的草山地區被選為臺灣的八景十二勝之一，有“臺灣的箱根”之稱。1950年，忌諱落草為寇的蔣介石把草山改名為陽明山，以紀念自己尊崇的思想家王陽明。 “山西王”閻錫山的最後十年就是在陽明山邊的菁山上度過的，他在臺灣當了九個月的“行政院長”，多次在公開講話中痛陳國民黨的腐敗和拉幫結派，雖然是一片苦心，但卻惹得老蔣大為不快，“我自己說可以，但你閻老西不能說”，終於被逼得交了辭呈。卸任後，這個一生精打細算、被稱為“錢鬼子”的山西軍閥徹底不問政事，在臺北住了半年就搬到了山上，用從大陸帶過來的兩箱金條買了地，蓋了窯洞建了農場，每天鋤草種地，跟秘書口述自己的想法，出版了一本《三百年的中國》。晚年閻錫山對閻錫山來說，蔣介石不是自己的領袖之選，但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沒有一個人能堪當大任，中原大戰時他和馮玉祥、李宗仁沒能推蔣下臺，後來就只能擁蔣上位了。看到自己曾經的心腹大患變得與世無爭，蔣介石多次上山看望閻錫山，還派人給他裝了軍用電話。 1960年5月的一天，閻錫山因感冒轉為氣管炎住院，下午心臟病發，全力搶救無果去世，時年78歲。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老蔣送了一塊匾額，上書“愴懷老勳”，閻錫山自己生前所作的挽聯則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曾經坐擁山西的閻錫山沒能葉落歸根，而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小諸葛”白崇禧也被老蔣清算，在臺灣的十幾年裏一直被特務跟蹤監視，他的五子白先勇說，父親在二二八事件中救了很多臺灣人，頗受尊敬，老蔣怕他功高震主，跟台籍力量勾結。對小學生訓話的白崇禧二二八事件對今日的臺灣意義深遠，1947年2月，國民黨緝查員在臺北市查緝私煙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一死一傷，後續處置失控使事件擴大為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攻擊，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逮捕鎮壓，造成大量民眾傷亡。高雄議員彭清靠帶著人去和軍隊談判，被五花大綁關了起來，被釋放後理想破滅，他的兒子彭明敏後來流亡海外，在九十年代返台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被稱為台獨教父。 3月，蔣介石派白崇禧到台宣慰“暴動事件”，在16天裏，白崇禧救下了很多被判死刑的學生和鄉紳，還上書彈劾老蔣的愛將陳儀。白崇禧認為老蔣對他還算重用，但聽不進他的意見，最遺憾的就是內戰中的四平街戰役，如果聽他的建議乘勝追擊，就不會丟了東北。蔣介石也承認四平街戰役是他最大的錯誤，但一想起桂系“李白”老想把自己趕下臺就心生怒氣。到臺灣的白崇禧被蔣邊緣化，只給了一個回教協會理事長的職位，日子過得孤寂落寞，唯一的樂趣就是擺弄家裏的30盆素心蘭。1963年，白先勇去美國留學，父親到松山機場送別，剛毅堅忍的白崇禧在舷梯下老淚縱橫，父子一別，成為永訣。白崇禧和兒子白先勇兩年後，這位35歲完成北伐，身騎白馬第一個進北平城的廣西軍人在臺北病逝。1969年，和他在台兒莊並肩指揮大破日軍的戰友兼老鄉李宗仁在北京故去，桂系就此落幕。說起台兒莊大捷，就不得不提另一位在臺灣終老的地方軍將領，西北軍的孫連仲。電影《血戰台兒莊》有一幕，時任第二集團軍司令的孫連仲給官兵開動員會，把李宗仁特批的10萬大洋發給大家，有個軍官向他報告：“長官，眼下咱命都不要了，還要大洋幹什麼。留著這點錢，等抗戰勝利後，別忘了，給咱立塊碑就行。” 無牆不飲彈，無土不沃血。那場大戰後，孫連仲不願再聽到“台兒莊”三個字，跟隨他多年的參謀、副官和弟兄們都犧牲在那片焦土裏。他的末子孫鵬萬回憶，父親從未跟家人提及他打仗的經歷，自己是在成年後才得知爺爺的戰功。 1945年，孫連仲作為平津地區受降主官，在故宮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禮。看著歡呼雀躍的民眾，孫連仲強忍著眼淚在日軍投降書上簽字，腦子裏全是抗戰八年在他身邊犧牲的將士們。在故宮太和殿受降儀式上簽字的孫連仲入台後，內戰中屢戰屢敗的孫連仲被老蔣罵“內戰外行”，給了一個戰略顧問的虛職，後來當了臺灣網球協會的會長，有一回在日本比賽，天皇的皇子也去了，代表臺灣領獎的孫連仲仰著頭，拿起獎牌就走，沒鞠躬致謝，把皇子晾在當場。從軍隊退役後，孫連仲在臺北開了家餐館，兒孫輩無一人從軍從政，長孫孫大強被稱為臺灣的美式餐飲教父，他在八十年代把麥當勞等多家洋速食引進到臺灣。1990年，孫連仲在臺北去世，享年98歲。孫連仲 2005年，孫連仲的兒子孫鵬萬和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來大陸訪問，他們在台兒莊戰役舊址參觀時，一位八十歲的老人突然哭著抱住了他，原來孫連仲當年的指揮所借用了他家的房子，老人說，“你父親當年走的時候，說要帶我去當兵，這一晃就過去了70年。” 為雪國恥身先去，將軍空老玉門關。青天落日 1975年4月5日夜，臺北驟降暴雨，突發心臟病的蔣介石經搶救無效，於23點50分在士林官邸去世，享壽88歲。出殯那天，不少眷村老兵跪在路邊，目送駛過的靈車痛哭，“老‘總統’死了，誰帶我們回家啊！” 護送遺體的車隊經由臺灣通車不久的高速公路，到達桃園縣大慈溪湖，將陵寢暫厝於此，遵照遺囑，待大陸“光復”後再行奉安。十三年後，小蔣去世後也沒入土，把靈櫬暫厝桃園縣頭寮賓館，“以待來日‘光復’，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宣佈組黨，接到彙報的蔣經國沒有派人鎮壓，因糖尿病行動不便的他坐在輪椅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一年後的7月14日，臺灣中視電視臺播放“政令宣導字卡”：“‘蔣總統’今宣佈明天零時解除戒嚴令”，38年的戒嚴時代終結了。解禁 1987年，小蔣邀請12位地方父老茶敘，他在會上說：“我在臺灣住了四十年，是臺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離開家鄉三四十年的人，沒有人不想家的，這是人情之常。政府對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視，應樂觀其成。”當年11月，臺灣宣佈開放大陸探親。 1988年元旦過後十二天，蔣經國因大量吐血倉促離世，法定繼任者是“副總統”李登輝。但是，仍健在的宋美齡發來信函，指示要延緩決定接班人，一時間風雲再起。在事關黨主席人選的會議上，國民黨大佬們噤若寒蟬，沒人敢打破僵局。這時，一個本沒有發言資格的副秘書長站了出來，大聲哭訴應該依法選人，說完就拂袖而去，他就是時年46歲的宋楚瑜。宋楚瑜的發言獲得了其他委員的回應，李登輝成為臺灣第一個本省出身的領導人。李登輝接任後，解除了兩個人的軟禁，一位元是被監視居住了33年的“中國軍神”孫立人，另一位是策動西安事變，改變歷史進程的張學良。孫立人將軍是抗日時期為數不多的留美軍官，他率領新編三十八師揚威緬甸戰場，在仁安羌大捷中，以一個團不滿一千人的兵力擊退數倍於己的日軍，救出七千英軍、數百西方記者和傳教士，受到英美兩方的嘉獎，被稱為“東方隆美爾”。孫立人于印度檢閱新一軍新38師部隊 1947年，受到黃埔系排擠的孫立人被調到高雄鳳山訓練整編撤退到臺灣的國軍，其中就有郝柏村，孫立人回憶，“郝柏村我是有印象的，他很有國家民族觀念。在鳳山訓練時成績很好，學科、術科很好，我大部分給他A+，全陸軍只有他一人，那時他是中校吧！” 1955年，為了鞏固權力，老蔣和小蔣策劃了孫立人兵變案，以“密謀犯上”的罪名解除了孫的職務，判處“長期拘禁”在台中市寓所。解禁後，有老部下想替他平反，但被孫立人拒絕了，“我自認從來未曾造反、何來需要平反之說？” 戎馬半生的孫立人最思念的就是安徽老家，他委託老部下潘德輝在回鄉探親時，到安徽廬江代他祭祖，當看到部下帶回的掃墓儀式照片時，激動地要向潘行跪拜大禮。 1990年，潘德輝再度受託回鄉商談遷葬事宜，返台時，孫立人已到臨終時刻，陷入昏迷狀態的他喃喃地說了最後一句話：“為什麼到今天才回來，我等你好久啊！” 晚年孫立人與友人在臺灣被軟禁的前三十年裏，東北少帥張學良連遠眺大陸的機會都沒有，他和“小妹”趙一荻住過新竹的竹井溫泉、高雄的西子灣和臺北的自建屋舍。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36歲，他在回憶錄裏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70歲的時候，報社的朋友向他求字，他寫了一首李商隱的《無題》相贈，“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收到字後，朋友感歎，“少帥老了，他思鄉了。” 張學良 80歲那年，蔣經國准許他到金門島參觀，張學良一上島就直奔架在海岸的高倍望遠鏡，鏡頭裏，廈門近在咫尺，“這麼近啊，像是一步就能跨過去。”當晚，他在信裏引用于右任的詩句，“葬我于高山之巔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90歲生日，張學良重獲自由，朋友們在圓山大酒店給他辦壽宴，一番熱鬧過後，他對趙四小姐說，“我還是想我自己的大陸故土，還是懷念東北，自九一八後，我就沒有回過東北老家。” 2001年，100歲的張學良在夏威夷去世，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他的東北老家。客從何來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引起了很多外省人的不滿，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個春節過後，國民黨內以李登輝為首的本省派，就跟以參謀總長郝柏村為代表的外省派展開政治角力，被稱為“二月政爭”。政爭的結果是外省派敗北，國民黨部分力量出走組成新黨，郝柏村雖然被任命“行政院長”，但被迫脫下軍裝，失去了對軍隊的掌控，地位穩固的李登輝開始走向台獨的不歸之路。李登輝與郝柏村為了對抗台獨，郝柏村批准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臺灣的海基會和大陸的海協會促成了兩次“汪辜會談”，這是1949年後兩岸民間代表在獲得官方授權下的首度正式接觸，達成了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在1998年的第二次汪辜會談中，臺灣代表團裏有個戴眼鏡的大學教授在上海看完京劇《鎖麟囊》後感慨道，“兩岸關係也會向劇裏的男女主角一樣，歷經破折終成神仙眷侶”，她就是時年42歲的蔡英文。九十年代的臺灣政壇紛繁混亂，走上舞臺的民進黨不斷掀起島內的對立情緒，還是“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曾掀桌抗議郝柏村，還高喊“軍閥”，郝柏村則高呼“打倒台獨”，面對民進黨“立委”的質詢，郝柏村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接受台獨，這是我的良心。” 陳水扁質詢郝柏村父輩在前，作為外省老兵郝柏村和韓濟華的後代，郝龍斌、韓國瑜感到了身上的責任，都參選了“立法委員”。高中畢業後，韓國瑜在馬祖的西莒島當了六年兵，由於表現突出，第二年他就被升為上尉排長。像他父親一樣，韓國瑜對自己的兵仗義慷慨。退伍前，韓國瑜考上了大學，他碩士論文自述部分的一首詩讓人印象深刻，“天心即我心，俠義藏胸襟。殺惡便是善，劍出鬼神驚。” 軍中服役的韓國瑜還是新人委員的那幾年，韓國瑜被跟他對立的民進黨稱為“黑幫”和“吵架王”。在臺灣，退伍軍人被稱為榮民，1993年5月，民進黨當紅人物陳水扁在討論榮民議案時說了一句“養榮民等於養豬”，台下的韓國瑜青筋暴起，他手插著兜若無其事地走上前去，突然掀翻了陳的桌子，一個巴掌就把對方打翻在地。事後，陳水扁在醫院躺了三天。後來，“立法院”裏再也沒人拿榮民開過玩笑。剛直的個性讓韓國瑜受到老榮民的支持，但沒有心計也讓他無法在派系林立的政治鬥爭中脫穎而出，2002年，韓國瑜宣佈退出政壇。和韓國瑜相比，郝龍斌的從政經歷順利許多，他當過兩屆“立法委員”和環保署長，並在2006年擊敗民進黨的謝長廷，當選臺北市長。選舉結果出來後，郝龍斌跟父親郝柏村說：“報告總長，我把山頭打下來了。” 郝柏村對兒子說，“什麼都許，就是不許台獨。” 郝柏村和兒子郝龍斌在市長任上，郝龍斌強硬對抗陳水扁的“去中國化”和“去蔣化”，陳水扁把“中正紀念堂”改為“臺灣民主紀念堂”，郝龍斌就把用來遮擋“中正紀念堂”的幕布拆了，還先發制人，把“總統府”前的廣場改成了“反貪腐民主廣場”。 2018年，61歲的韓國瑜重出江湖，宣佈競選高雄市長。民進黨嗤之以鼻，因為二十年來國民黨沒在這裏贏過一次。但是，沒有包袱的韓國瑜從網路打起，靠直播造勢，口無遮攔卻直達民心，一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跟著禿子發大財”就讓無數市民以票相許，韓國瑜大勝18萬票，深綠之地一夜逆轉。去年，韓國瑜代表國民黨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郝龍斌上陣力挺，父輩無緣相識的兩人站在了一起。雖然選前民調偏低，可是結果仍然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韓國瑜輸了二百多萬票，蔡英文繼續連任。這結果在意料之外，卻也是情理之中。自從將星凋零的國民黨被李登輝分裂以來，它越來越難與走民粹路線的民進黨抗衡，進退失據之間，已經到了懷疑立黨之本的地步，今年初大敗之後，甚至還傳出要去掉黨名裏“中國”兩個字的建議。上個月，101歲的郝柏村走了，有人說以後國民黨裏連敢說“我是中國人”的人都沒有了。一片沉默中，老黨員洪秀柱站了出來，她邀請新上任的黨主席江啟臣對談，在她的追問下，江啟臣說出了那句久違的話，“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句話並非孤臣之言，臺灣有近四成的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是這些人的聲音一直以來都被民進黨刻意埋沒。七十年前，將軍和士兵跨海而去，無垠山川變成窄窄眷村，有人在孤島終老，有人兩鬢斑白時才回到市鎮改貌、親友故去的家鄉。郝柏村回鄉祭祖退役後，郝柏村六度率子孫回鄉祭祖，18歲離家，80歲回鄉，鹽城郝榮村的孩子圍在他身邊，好奇地看著這個滿口鄉音的老頭，“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100歲時，郝柏村在回憶錄裏寫下自己最後的心願：兩岸和平統一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END 本文作者：東木褚，血鑽故事研究員。重點研究方向：東亞，北美。部分參考文獻： 1.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 2.霍安治，《韓濟華的抗戰裝甲兵歲月》 3.白先勇，《白崇禧將軍身影集》 4.新京報，《我們家是一部抗戰濃縮史》 5.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好文推薦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及“圈閱”公眾號觀點。文中所用圖片來源於原微信號及網路，如有侵權，煩請告知，即刻刪除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由多條河溪沖積淤積而意外誕生的嘉南平原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884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主要區域涵蓋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另外還包括──彰化縣與高雄市部分區域。（註二）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不過在荷據、清代到日本統治初期，此地有一部分屬於「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由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代表這裡屬於土質鬆軟地帶，也是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註三）就因為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註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以官方為例，1722年時擔任臺灣縣知縣的周鍾瑄（1671～1763，貴陽花溪人、祖籍江西廬陵。周鍾瑄過世後，諸羅士紳恭製周鍾瑄雕像，並將其安置於嘉義城隍爺旁，享受香火供奉），曾在此捐銀修了31處陂圳、1875年，臺灣知府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也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因其位於大目降（今臺南新化）里虎頭山腳下，因此原名為「虎頭山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註五）最大儲水量增加至130萬立方公尺，可供水灌溉農田面積由原來的220公頃（226.82甲），提高至500公頃（515甲）。就因為先天水利與地質條件不佳，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曾文溪四次改道圖。（作者提供）曾文溪四次改道圖。註六（作者提供）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其中「林野調查」更使得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註七），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嘉南平原～日本內地的海外糧倉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註八）日本人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與荷據、清代就開闢完成的眾多灌溉水圳與埤塘。（註九）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39,678日圓（除總督府補助26,470,000圓外，其餘大部分向銀行貸款，於完工後，由受益人自1930年起，分22年還清，註十）興建完成──位於官佃溪（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珊瑚潭），經由一條3公里長的地下引水道，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經官田溪、曾文溪）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南42,000甲的土地；北幹線（經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北至北港溪之間的56,000甲的土地。另於濁水溪和支流清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取）水口（林內第一、第二、中國子流），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總計約1,411公里的水路幹線、支線、分線水路（這還不包含7,400公里由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註十一），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尚未改制前的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規劃之初稱為：「官佃溪埤圳」）」。（註十二）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相當於臺灣耕地面積的1／6），各類農作生產量逐年增加，計達動工前的2～5倍，土地價值（耕地價值）及地租（租佃金額）亦隨之上升。（註十三）受工程影響的人口約40萬。（註十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作者提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圖片摘自──《水車故事～水車的由來》）（註十五）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與增加供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便陸續興建「白河水庫」與「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註十六）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當局規定，整個灌溉區，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作（輪灌制）」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輪灌）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註十七）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註十八）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日月潭水利工程～滿足了日本人的需求，卻解決不了臺灣人的缺糧困境為了將嘉南平原改造成為支援日本內地糧倉的大型農作基地，1917年（大正六年）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八田認為把曾文溪支流之一的官佃溪（現稱官田溪）壩住，便有希望作成一個大規模的蓄（貯）水池（即後來的烏山頭水庫），而在1917年起草的「官佃溪埤圳計畫」中，最初的規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方案：第一案：灌溉面積75,000甲，事業費19,883,345圓。壩住官佃溪與前大埔溪，作成兩大蓄水池，引進後大埔溪（曾文溪上游）的水流，實行三年輪作制，即每年種甘蔗25,000甲、水稻25,000甲、其他作物25,000甲。甘蔗與水稻給水，其他作物不給水。第二案：灌溉面積150,000甲，事業費42,500,000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15萬甲，實行上述三年輪作法。第三案：灌溉面積99,000甲，事業費26,383,345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99,000甲，採三年輪作法。最後總督府採用第三案。但這個計劃因為經費龐大，遭到內閣會議給駁回。不過在1918年「米騷動事件」後引起日本政府對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視，使得原先被否決的「官佃溪埤圳計畫」得以復活。（註十九）到了1919年10月，日月潭的發電工程開始構築，因有濁水溪的增加水量可資利用，總督府因此將原計畫稍作變更，他們將灌溉面積擴大至150,000甲，其中──利用增加的（濁水溪）水量灌溉臺南北部的51,000甲──也就是仰賴烏山頭水庫供水的土地約10萬甲、仰賴於濁水溪供水的土地約50,000甲。（註二十）當時日本人計畫在位於南投仁愛鄉武界部落（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將其改名為：法治村）建壩攔截濁水溪上游溪水，開鑿人工引水隧道──整條穿越水社大山的引水隧道（地下水道）長達15.12公里，其中包含8處隧道、2處明渠、4處暗渠、1座渡槽（水路橋），單是隧道就長13.7公里──後在日月潭西岸水社部落附近北流之水尾溪，興建壩高30.3公尺之「水社壩」，並在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地與水社盆地之間興建壩高19.8公尺之堰堤「頭社壩」，將這個古稱「水沙連（或稱：水社大湖、龍湖或珠潭）」──臺灣中部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改造為一個大型的山區離槽水庫──完工後的日月潭的湖面面積從原來的5.75平方公里擴張至滿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蓄水量估計約1,830萬立方公尺，潭水最深的地方也由原本的4.8公尺增加至27公尺──如此不但可以利用高達320～400公尺的水位落差來建立當時全臺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即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註二十一）而發電後的水則會被引導注入水里溪（註二十二）後再匯入濁水溪，增加濁水溪的流量，進而達到支援嘉南大圳供水的目的。（註二十三）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遠足文化）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其實整個日月潭發電相關工程早在1919年就已經開工，但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蕭條，再加上遇上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工程在1926被迫停工，1928年決定復工，但仍苦於資金不足的問題。1931年3月，由日本大藏省（2001年在中央省廳再編實施，大藏省被分解成為了今天的財務省和金融廳──主要負責銀行監管）負責統籌並與美國Morgan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團協議，確定在美國紐約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公司債（外債）後，就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紐約支店與Morgan公司協議，順利在紐約發行年利率5.5％、償還期間40年之美金債券2,280萬元（約等於45,737萬日圓，實收41,313萬日圓，償還滿期日為1970年7月1日），（註二十四）資金到位後，同年10月正式復工，1934年6月竣工啟用，前後工期長達15年。（註二十五）由於工程的嚴重延誤，這使得1927年親自來臺考察的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就強烈質疑整個嘉南大圳工程規劃的合理性。（註二十六）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作者提供）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一）（作者提供）臺灣各地農家主食物百分比（1922年）。（作者提供）在日據時期，除了臺灣生產的稻米必須銷往日本外，從1911年開始，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也開始輸往日本。當年輸日的番薯（甘藷／番薯籤），其數量約為106公噸；但到1940年時，增加為3,817公噸，數量增加了36倍，且此時已經受到戰時運輸不便的影像；臺產番薯（甘藷）輸日最高的年度，是在1938年，那年輸日額達70,433公噸，為1911年的664倍。這些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番薯籤）輸往日本，並非作為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供日本作為製作澱粉與燒酒的原料。以上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二）（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資料來自──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註三十三）（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史實是什麼？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後記：根據農復會（全名：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9年3月16日，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年7月，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業部）在1950年代對於嘉南大圳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所有興辦渠道內面工程中，以嘉南大圳內面工程為最大，效益亦最宏。嘉南大圳幹線渠道總長度1,410公里，其中已築有內面工（指使用水泥構築）者，僅有153公里，其餘均為砂質壤土之土渠，土質疏鬆，滲漏甚劇。根據實際調查分析該項土渠每年損失之水量，約在供水量的40％以上，給與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相等。（註三十六）附註：（註一）參見──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12）。（註二）關於嘉南平原地面積有很多說法，係因範圍的界定不同而異，例如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詞條中，所列之面積約4,550平方公里，其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本文採用的是陳鴻圖教授所編撰之《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一書。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45。（註三）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除了──「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外，另外更早之前還有「笨港內海」（其內達今日北港）、「魍港內海」（今日布袋為魍港內海之島），總之這裏很多地方在荷蘭人占領臺灣時期仍是一大片汪洋與臨海灘地，其位置大約位於今日縱貫線鐵路的西側。（註四）所謂看天田，係指臺灣南部特殊土壤，利用雨季之雨水生產一獲稻米之田地。其土性甚粘，作物的根伸長至地表下0.5～1尺（臺尺，1臺尺＝0.303公尺）處即受阻。此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所謂糖業中心地帶，即當時東石（在今嘉義縣）、新營、曾文、新化、新豐（以上均在今臺南市）等郡境內，若降雨適當，每甲約可收獲稻米3,500公斤，惟若降雨不均，則往往一無收獲。當時改良土質的方法就是──使用加大馬力的大型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公尺，並建造農道輔助給水、排水路；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壞中氮、燐酸等肥料之含量。另外，鹽分地的改良，則以築堤防洪、開溝排水、植防風林、防砂、去除石礫等方式改善。參見── （Ⅰ）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Ⅱ）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註五）參見──蔡錦堂：《虎頭埤的前世今生》（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註六）近代歷史上曾文溪有4次重大改道記錄： 1823年，舊名汪溪的曾文溪因上游大洪水冲破蘇厝甲（今臺南安定），溪水挾帶大量泥沙流入台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陸浮； 1871年，曾文溪北方支流在公地尾（今七股永吉）附近改道向南，與主流會合後衝破北線尾島（今臺南四草），成為今日的鹿耳門溪； 1904年，曾文溪再次由公地尾附近轉向西流，沖毀十份聚落，經三股仔自國賽港（今臺南七股）出海； 1911年，曾文溪因大水改道，向西冲破青草崙沙洲流入臺灣海峽，成為今日所見的曾文溪。參見── （Ⅰ）《台江國家公園網頁》（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曾文溪行腳》（註七）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7號制定臺灣林野調查規則，對全島各廳（除蕃地外）之山林、原野97萬餘甲，依照人民之所有權申告而進行實地調查，隨後確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其中官有林地為752,993甲、民有僅佔31,200甲）。此外，於查定為官有之土地中，對於與所有權申告者「緣故關係」（即查定前即有長期占有事實者，但其提供之證據殖民政府認為不齊備或不足夠認定所有權存在）較深者則付以「保管林」之名目，而許可其貸渡（租用）。參見── （Ⅰ）王學新：《保管林設置的意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第173期）。（Ⅱ）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23。林野調查完成之後，臺灣有80％的土地均落入日本政府之手，矢內原忠雄先生就指其為「日本資本之征服臺灣之必要的前提與基礎工事」。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汗漫書屋籌備處），p332。（註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因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加上農耕技術落後、長期派軍海外（派軍至西伯利亞干涉俄國的共產革命）…等，因此一直難以擺脫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搶米暴動──「米騷動（米暴動）」。（註九）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p114。根據陳鴻圖教授的研究統計，在日據之前，此處已完成的埤圳等水利設施共181處。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66。（註十）參見── （Ⅰ）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32。（Ⅱ）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大出版中心），p196。（註十一）參見── （Ⅰ）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Ⅱ）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006／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註十二）在嘉南大圳規劃與動工之前，當時臺灣行政區仍屬「廳制時期」，1920年（大正九年）9月，臺灣行政區正式進入「州制時期（五州二廳／1920～1926；五州三廳／1926～1945）」，嘉義廳與臺南廳被取消，原嘉南大圳主要區域均被劃入臺南州內。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日治（日據）時期行政區劃】嘉南大圳組織變遷： 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1年改稱「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新豐郡、新化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6個水利組合於合併成「嘉南大圳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增至18萬餘公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在1946年改組為「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8年改組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11月更名為「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75年1月政府實施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由政府代管，直至1982年6月方案結束，恢復為農民自治團體型態之公法人。2020年10月1日，因改制為公務機關，更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參見── （Ⅰ）李宗信：《五州三廳與空間治理規畫》（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