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均投資承諾驚人對比: 總金額接近,人均負擔懸殊台灣 (Taiwan) 承諾金額: 南韓 (South Korea) 日本 (Japan) 承諾金額: 承諾金額: US$ 500 Billion⋯⋯

由於沒#標題被刪文，故重貼一次，並追加補上Q12物價與最低薪資的關係。很抱歉因為我的疏忽，以致被刪文造成各位的留言都因此消失，而未能回應所有人。 -- 最近因為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的流言滿天飛，所以我想回應一些常見的謬論。為了避免影響到各位的獨立思考，我必須先聲明我個人是反對一例一休，並主張周休二日，以及增加勞工休假天數的。希望大家在讀完本文後，不論你原先支持與否，最終都能在思考後得到和我相同的結論。以下我將以Q&A的方式，來讓大家理解我的想法。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我不會用複雜的經濟學術語來搞混大家，或是給出一大堆到處查得到的資料，我只單純地用簡單的邏輯和一點點加減乘除的數學，讓大家可以輕鬆地讀完此文。 --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不需要用複雜的經濟模型，不需要專家學者背書，一例一休的錯誤其實很明顯。請想像一個未來世界，人們過著舒適便捷的生活的未來世界。請問你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是什麼？是機器取代人力，為人類做牛做馬，讓人類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時，每周休三天假，賺的錢不但夠生活開支，還能買房買車跟出國旅遊？還是人類每天工作12小時，一年不僅沒有休假，賺的錢就連糊口都有困難？那麼，你再反過來看現在政府的政策，你覺得一例一休跟砍假是朝哪一個方向走？方向對了，就算慢慢走，遲早都會走到；但方向錯了，就只會走向地獄的深淵。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人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假期、更高的薪水，但這必須要透過周休二日和增加假日才能得到，一例一休和砍假則是背道而馳，讓大家走向每天做到死的窮忙深淵。進一步來看，如果我們用更長遠的角度去思考休假少的問題，會發現它和低工資是息息相關的。簡單地說，兩個勞工若每個人做1.5人份的工作，就代表資方可以少付出一個工作的薪資，也代表多一個人失業。透過長期加班去扭曲勞資市場供需，會造成勞工的需求下降，而在勞工的供給不變的情況下，人浮於事，勞工的薪資就難以成長。以台灣1,150萬勞工來說，就算每人僅做1.2人份的工作，也會造成230萬人沒有工作，比台灣總失業人口46萬人還要高。若按照主計處的平均月薪$45K來算，那就是每個月讓勞工贈送$1,035億(230萬人x$45K)的利潤給資方，相當等於每人每月少領$9,000($1,035億/1,150萬人)的薪水。這也正是為什麼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薪資20年來負成長，在每天大家都過得很辛苦時，卻總是有土豪買豪宅名車不手軟。 --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台灣的經濟差從來都不是因為勞動成本過高或是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重點在於，台灣一直陷於產業難以升級的狀態。到底什麼是產業升級？其實說穿了，就是用科技代替人力去提高產能和品質，再把釋放出來的人力轉作研發跟設計，創造更多更新更進步的產品。但是大多數的台灣公司體認到的都不是這個，它們眼中的產業升級方式是砍人加工時來衝淨利，所以，台灣企業逐漸衰弱，陷入惡性循環。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的議題，就是思維模式上的爭鬥。在這個時代，產業模式已經從勞力密集，轉變為知識密集，意思是，員工的績效不再以工時為依歸，而是著重在於各種創新的想法與方式。在未來，具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基本上可以取代絕大多數生產類和服務類的工作，而人力的價值則取決於創新和發明，或是一些軟性的技能，如領導，行銷，銷售等等。在知識型經濟的時代，員工不是勞力，而是資產。一組10人頂尖工程師工作80天的效果，可以抵上一組10人勞工8000天的勞動。人才的有效使用，會隨著知識經濟的轉型，而發揮科技上的乘數效應。但問題來了，台灣的老闆心裡想的是，那我如果讓工程師工作800天，不就賺了10倍嗎？反正肝爆了，過勞死了就再換一批，我有源源不絕的工程師可以用嘛！可是，並不是每項資產的產值跟耐久度都一樣。有些神器的可能屬性超高，但一周只有40小時的耐久度；而一些白裝屬性不怎麼樣，但一周卻有80小時的耐久度。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你把資本當成消耗品，你就會完蛋。你不可能把神器當白裝用到爛，也不可能把白裝拿來打Boss，這是一定的trade-off。台灣的老闆想的剛好相反，他們會不斷地逼著神器做久一點，再逼著白裝做神器做的事，結果兩個都被搞到報廢了，再來說台灣沒人才，年輕人吃不得苦，都是爛草莓。而老闆亂搞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台灣企業最被詬病的三流管理。給你最優秀的人才，你也能用成廢才，這是領導的無能，不是員工。於是有機會出走的人才跑了，沒機會只能留在原地的人才被耗損殆盡，神器都發揮不出白裝的屬性。歸根究底，是台灣的經濟過於封閉，過於保護資方。老闆可以加班不給薪、過勞不負責、請產假就開除、污染環境只繳小罰款，黑心食品罰錢關幾年就OK，更不用說普遍性地不開發票和逃漏稅。上一個世代的經營者用過時的思維，不斷地去削弱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他們在政府的保護傘上，依託著關稅壁壘跟從未被嚴格執行的法令，過著不用競爭就能賺錢的閒適生活，就好像炒房地產一樣，買了放著就可以賺錢，啥都不用做，多好？要改變現狀，必須要逼迫老闆去改變，所以要把員工該休的假都還給他們。人力成本增加，會逼只想發懶不動的老闆去思考怎麼用科技去取代人力，就像歐洲一樣，人力貴到爆，所以大量使用機器生產，品質效果產能都提升。而被閒置的人力被投入在新資源的開發，或被重新釋放到勞動市場，公司反而能減重，提高獲利。與此同時，勞動市場也會更加競爭，人力必須要進一步地打磨自己，變成更有價值的人才，而不僅僅只是做端盤子這種業務而已。人力品質的提升，將會增加新創公司的可能，並且讓公司能更輕易取得更優秀的人才，汰換不適任的舊人，變得更有競爭力。因此，加薪和加假只會促進產業的新陳代謝，將過時和無效率的公司從市場上清出去，而不會讓所有公司都倒光。相對的，不論是公司或是勞工，都能因此而獲利。 --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那麼，最好的方式是不是應該請政府規定每日最低工時是16小時，每年只準放一天假，再將最低工資降為每小時$1，這樣對經濟最好呢？到底什麼是合理的假日標準？什麼是合理的工時標準？什麼是合理的工資標準？合理這兩個字真的很難定義，也許是周休二日，每日8小時工時，每小時$140工資；也許是周休三日，每日6小時工時，每小時$180工資。但無論如何，就現有的統計數據及世界先進國家的勞動標準來看，我們至少都應該能判斷，以目前台灣的假日數，工時長度，跟薪資厚度是完全糟到不合理的對吧？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多放假有錯? 事實上，多放假並不會讓經濟變差，公司與勞工之間並不是零和遊戲，勞工爽到了，公司是可以獲益的。今天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短期看起來好像公司爽到了，勞工虧死了，但長期來講，對整個國家反而是有害無益。你累到沒力氣動會有空去交友娛樂嗎？所以空虛寂寞覺得冷，一堆社會問題發生！你累到爆會想去戀愛結婚生小孩嗎？所以生育率低，誰敢生啊？你累到一身病要不要去看醫生啊？所以健保快掛了！你累到不想出門那旅遊觀光業有錢賺嗎？所以一沒陸客一堆旅行社跟餐飲業都GG了！放假是為了促進經濟，只有利用金錢的乘數效應來提高消費，企業才能增加營收。今天你賺$1,000，但沒時間出門去花，$1,000對國家來講就只是$1,000的GDP。但如果你把$1,000拿去作按摩，按摩師再把$1,000拿去吃大餐，餐廳老闆再把$1,000拿去買書，這樣$1,000的收入，就能創造出$3,000的乘數效應！那麼，以台灣人愛存錢的個性，就算有多的錢也就是存銀行，不見得會拿來消費，這樣對經濟也不會有幫助啊！這樣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儲蓄本身即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能。當你把錢存進銀行時，銀行會將錢貸給企業或個人，或者是拿去作一些保守型的貨幣市場投資。你的房貸，車貸，還有無數企業貸款，都不是憑空生出來，而是儲蓄戶存進去的。因此只要提升薪資水準，可支配收入上升，即便不拿來直接消費，也會促進經濟發展總言之，如果政府只能單純地去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產值損失，而不能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那是政府的失職。 --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單純以政院版本來說，它們預估一例一休最多增加476億的人事成本，我們不用複雜的數學就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來簡化這個問題。根據104年5月的統計全台中小企業共有1,380,000家左右，而中小企業的勞工只佔了勞動人口的78%(請參閱中小企業處統計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59&ctNode=689&mp=1)。 $47,600,000,000 x 78% / 1,380,000 / 12 = $2,242，換言之，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一個月平均僅會增加$2,242的成本，看起來其實不太多。與此同時，統計中的中小企業的累積年收入是$11,803,100,000,000，而$11,803,100,000,000 / 1,380,000 / 12 = $712,748，也就是說平均每間中小企業的月營業額在$712,748左右。假設這些企業都活得很慘，只有3%的淨利，$712,748 x 3% = $21,382，也就是每個月公司的股東只賺到$21,382，而$2,242 / $21,382 = 10%的淨利。這樣的計算非常保守，因為多數中小企業主如果每月只賺了$21,382，比最低工資都還不如，那他們應該去超商打工，而不是繼續開公司。即便在這樣保守的假設下，大多數的公司只是面臨淨利減少的問題，而不是死亡，更不用說多數中小企業有著逃漏稅的陋習，實際淨利最少可往上再加5%... --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這個假設之所以錯誤，是因為當部份企業退出市場後，消費者的需求仍舊存在。簡單來說，今天如果7-11倒閉了，大家就會到全家，萊爾富，跟OK去買，於是其他三家超商就會開更多店，招聘更多人。企業退出市場，會為同業空出市場空間，使其得到業務成長的機會，而它們的成長則會反過來創造工作。要瞭解這樣的機制，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為什麼人力成本的提高會造成部份公司的倒閉？今天新政策一公佈，所有企業都增加了20%的人力成本，但公司A輕鬆吃下成本並遊刃有餘，可公司B卻倒了。這代表公司B本身的結構跟運作效率未能最優化，導致該公司在營運上無法與公司A匹敵。真正殺死公司B的是它錯誤的結構跟低落的效率，使得它被公司A擊殺，而不是因為人力成本的提高。假如今天是所有公司都同時死亡，我們才能說人力成本的提高殺死了所有企業。但所有公司都死了嗎？沒有！所以公司B不能怪罪政府，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自己打不贏同業。 --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提供工作的不是老闆，而是市場需求。今天如果每個人都需要手機，就算HTC死了，也會有HTD，HTE，HTF等等來承接市場。這些新公司同樣會需要人力來開展它們的業務，這也代表新的工作。因此，清洗掉產業中缺乏競爭力的公司，對於消費者跟社會會有正面的幫助。它不僅洗掉了糟糕的公司，也洗掉了能力不佳或不敷使用的員工(因為優秀員工再就業很容易)。事實上，要提升台灣的整體競爭力，我們必須要先迫使被過度保護的企業主升級自己的公司，加薪加假減工時都只是第一步而已。透過提高公司的人力成本，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促進產業升級，用機器代替人力。聽起來似乎有很多工作會消失，也會有很多技能不足的人會因此而失業，這些人可能是因為教育不足，或年紀大難以轉行，但就算不那麼做，當國外的機器人開始進口時，這些人仍舊會被產業所淘汰。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大量地開放外資進入台灣，移除關稅壁壘，將缺乏競爭力的公司驅逐出市場，並讓更有效率的公司能提供更廉價的服務和產品，使得物價更便宜，消費力更強。比方說汽機車，如果我們移除高達40%~100%關稅，讓外企進來，今天大家買機車，一台就不會要價8萬，而是4~5萬；買汽車就不會一台100萬，而是一台50~60萬。省下來的錢，就會變成額外的消費力，讓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富裕。是的，有些不好的公司，被過度保護的老闆會因此倒閉失業，但這對整個國家都是好事！ --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十多年前，Nike在東南亞外包生產線的工廠剝削員工，長時間超時工作，卻每天僅支付大約兩塊美金。與此同時，還僱用童工，並任由員工在高化學污染的環境下不受保護地工作。但很有趣的是，Nike大多數的行為在這些國家是合法的，甚至只需要支付很小很小一筆罰款就能繼續非法下去，儘管對於已開發國家的人來說，這些行為是很不道德的。那麼，按照市場機制的邏輯，每日工作超過十小時的員工日薪僅$70台幣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員工很不滿，他們可以直接離職，讓老闆被淘汰掉，而不是任由老闆剝削？而即便Nike每雙鞋能賺取數千台幣的利潤，這些工廠生產線的員工，也沒有資格要求老闆賺少一些，因為是市場機制決定了他們的薪酬和工時，不爽做就不要做？經濟及商業運作是必須被監管的，因為企業的本質是在合法的情況下，不擇手段地去贏利，它們行事的底限是法律，不是道德。因此，符合企業最大利益的行為，並不一定符合整體社會最大的利益。比方說，企業可以在災難來臨前大肆屯積食物飲水，等災難過後用數倍的價格賣給災民賺國難財。再比方說，企業之間可以聯合哄抬價格，迫使民眾用高價購買，賺取更高利益。這些行為完全符合企業的利益，但對大眾則是不利的。所以，世界上才會有限制碳排放的環保法案，會有限制獨佔市場的反托拉斯條款等等，去保護大眾的利益不被企業吞噬。台灣所遇到的勞資問題亦是如此！首先，多數公司並未遵從勞基法，不允許員工組成工會，而且存在很多法令問題如環保方面，稅務方面等等。同時，台灣有著大量的關稅避壘，如先前有提過的汽機車，讓台灣公司能不用面對外資競爭。最重要的是，台灣對於外國人士來台工作，以及外資招商上做了很多限制，讓國家成為一個外資沙漠。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一個對於勞工極不公平，且不友善的環境。換言之，自由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素，”自由”是不存在的。而最鄉愿的想法”好人有好報，不道德的壞公司會自己死掉”，也不過是天方夜譚。多數台灣公司便是利用這樣的環境來榨取勞工應得的報酬，就如同Nike對東南亞勞工一樣。現在，Nike仍舊活得好好的，就像Apple跟Samsung也都有無數血汗工廠運作中，卻仍舊有無數消費者支持它們的產品一樣。 --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如果給假跟升薪資不會促進經濟發展，那麼不給又不升難道就會促進經濟發展嗎？甚至是保持現狀，就能促進經濟發展？事實證明都是不可能的！台灣從來都不是員工的福利太多，而是太少。美國薪資是我們三倍以上，勞工可組工會，最低薪資比我們高兩倍以上，但它仍舊是最強大的經濟體。不管是在英國、德國、法國等等歐洲國家，勞工的福利待遇只比我國更好，但我們的經濟跟科研實力卻仍舊不是他們的對手。是我們不夠努力嗎？是我們假放太多嗎？是我們薪資太高嗎？都不是！重點是生產力，而不是假日有多少或薪水有多低。生產力的提升，是靠科技，不是人力。今天你的工作如果是組手機，你就算找了100人每天24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生產力也比不過一條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台灣一直用製造商的角度去看經濟，除了極少數的高科技企業，多數公司都遲遲未能做到將勞力密集升級成知識密集，所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不贏其他國家的產品，只能依賴低價搶市場。而惡劣的勞動環境正是讓不思進取的企業，利用對於勞工的剝削，來維持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增加人力成本，迫使企業改革，絕對是必要之惡。我們的國家，有著最優秀的人才，足以跟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但政府和業界卻只會把大量優秀人才都逼出台灣後，再到國外哭喊著要他們回去領1/3的薪水做到死來報效國家。正所謂故土難離，要是有機會，很多優秀的台灣人都想回家鄉工作。但是頂尖的工程師從教育，培訓，到實戰經驗，要投入千萬的成本；要把一個人培養到能讀出頂尖名校的MBA，至少也要千萬的投資。這樣的人才所需要的薪資，台灣有多少老闆能開出global pay請得起他們？就算請得起，又有多少的台灣老闆能夠接受員工比自己優秀，用得起他們呢？ --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請換個角度想，今天假設你的月收入3萬，每月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換言之，你每月存$6,000。如果薪資成長50%，而物價同樣成長50%，每月仍舊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那麼$30,000 x (1+50%) x (1-80%) = $9,000，每月存的就變成$9,000了，雖然購買力是一樣的，但實際領到的金額卻是不一樣的。而多出來的錢，你可以到國外旅遊時，在購買力更弱(東南亞/中南美/東歐/中亞)或是貨幣走跌(日本/歐元國家)的國家使用。再者，物價成長的幅度會受到進口產品的競爭而被抑制。今天假如每支手機賣$22,000，台廠因為加假跟加薪而將售價上調為$33,000，但海外的手機廠如Apple,，Sony,，Samsung,，LG,，華為,，小米等等，可能由於生產線不在台灣而不受影響，選擇繼續維持在$22,000，或者是低於50%的漲幅，來增加市佔率。也就是說，區域性的物價變動，會因為國際市場的供需而有所限制。但是，政府在調漲薪資，增加假期的同時，必須要開放貿易，引入外企競爭，通過全球化的方式來保障國民的利益，這樣薪資的成長才會變得有感。因此請將加薪跟加假當作是勞動環境改善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後一步。再者，物價的上漲，並不完全是因為成本的增加，而主要是因為市場的供需，以及資方對利潤的需求。公司會試圖把自己的商品賣得越貴越好，來爭取最高的利益，唯一阻止他們的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以及其他競爭者的訂價。所以今天不管有沒有加假或加薪，公司都會找理由去調高售價，反正每年有2%~3%的通貨膨脹，理由總是充份的。可問題在於，台灣的公司漲價往往是用哄抬的方式，也就是一家漲，其他家就跟著漲。哪怕只增加它們1%成本的政策，它們也會漲個10%來因應，所以身為消費者的勞工受到低薪和高消的雙重夾擊，難以脫身。因此，政府不能僅僅只是加薪加假，應該要開放市場，降低關稅，用市場的力量將不良的廠商消滅，讓更便宜的商品進入台灣，使消費者能有所選擇，不受這些不良廠商的箝制。 --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既然如此，為什麼仍然有無數人想到高物價的美國工作，而不是美國人瘋狂地往台灣跑？這種說法是一個很多台灣老闆慣用的理論，但這樣思考的方式有兩個問題：第一，高收入國家並不一定所有東西都有更高的物價。比方說美國跟加拿大的牛奶比台灣便宜，西班牙的超市裡許多商品都跟台灣價格差不多或是更便宜。可是像是車子，房子等重要高單價的商品，台灣的貴卻是全球名列前茅，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可支配收入因為這些高單價商品的排擠而大幅縮水，為了用台灣的薪資水準去買比美國更貴的房和車，許多台灣人不得不節衣縮食，而這些錢原本是可以用在生活支出的。民生用品的物價可以透過進口來平抑，但房地產這種重大支出，只能透過加稅、限制貸款等有限的手段來調控，這才是讓多數台灣人痛苦的主因。如果你一個月能少繳$5,000的房貸或房租，生活一定會好過很多，不是嗎？第二，今天如果在台灣月薪5萬，但在美國可以賺三倍，也就是15萬，而兩地的物價也如同樣相差3倍。同一個人假設每月花費佔去60%，那麼在台灣他每月可存2萬，但在美國他每月可存6萬。人家一個月存的錢，比你一個月的薪水還多，就算美國物價高，可是多出來的錢不會讓你覺得很奇怪嗎？如果我在美國工作20年，我就能用存下的錢回台灣，什麼都不用做就能過上40年的好日子，但你在台灣工作20年存下的錢，卻只能讓你在美國不用工作地過上4年多，外國薪水高但物價高的說法，就完全站不住腳了。 --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這是錯誤的想法，除了先前所說的刺激消費所帶來的正面效應外，對於企業還有很多好處。首先，勞工的工作效率會上升，離職率會下降，能夠加強公司的生產力，並大幅減少公司未來僱用新人的培訓成本。再者，人事成本的增加會減少市場上的競爭者，公司能夠趁機取走空出來的市場份額，用更高的營業額來減少人事成本的衝擊，同時未來在定價上也會因競爭者的減少而更有彈性，獲得更高的利潤。與此同時，高人力成本會使產業的進入門檻變高，有效地減少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並且避免公司員工流入新競爭者的公司，拉走自己的客戶和資源。短期上來說，公司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人事成本的問題，並重新調整人力配置，但長期來講，企業也能因此而得益。加薪、減工時、周休二日並不是一種對於員工的施捨，也不是企業單方面對員工的付出，而是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企業必須去做才能生存的轉變。 --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首先，最低薪資的存在，是為了給企業一個起薪標準，也是為了給國內勞工一個最低的議價底線，避免他們因為資訊的不對稱而損失過多的權益，讓人就算再不會談薪資，談到的結果還是能讓人勉強過生活。比方說，一家公司知道分析師在業內的平均薪資約$30K，但他們只能開$15K去求才，但來應徵的人不見得知道$30K是平均，於是接受了$15K，因此反而拉低了業內的平均薪資。其他企業發現後決定跟進減薪，就跟漲價一樣，不見得是因為成本提高，而僅是為了哄抬價格，進而造成整體薪資向下沉淪，將非常態的薪資變成了常態的薪資。這聽起來可能有點不可思議，但其實是現今社會的常態。假設今天你是位高收入的醫生好了，你可以確定你的收入跟你其他醫生同事是相同的水平嗎？有沒有可能你的同事做的比你少，甚至學經歷比你差，但比你每月多領上千元的薪水？在你議薪時，你是否已經知道整個產業的薪資，各個醫院的薪資？你所知的薪資資訊，是否能讓你完全判斷自己的學經歷背景值什麼價碼？如果你無法保證你都知道這些資訊，那就代表薪資本身在勞工之間就是不透明的。經濟學有很多假設是基於完全競爭，或是資訊完全流通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假設不見得存在，一旦資訊不對稱，就會創造出套利的空間。與此同時，最低薪資也是一個保障，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們一樣，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到國外留學，進而就業。台灣同樣有很多人因為家庭因素，或許是天災，或許是人禍，導致家道中落而無法進修。這不代表這些人是沒有能力的，也不代表它們應該成為被剝削的對象。假設今天你發生了意外，失去了雙眼，再也無法看診，或是做高收入的工作，你覺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由多條河溪沖積淤積而意外誕生的嘉南平原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884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主要區域涵蓋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另外還包括──彰化縣與高雄市部分區域。（註二）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不過在荷據、清代到日本統治初期，此地有一部分屬於「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由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代表這裡屬於土質鬆軟地帶，也是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註三）就因為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註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以官方為例，1722年時擔任臺灣縣知縣的周鍾瑄（1671～1763，貴陽花溪人、祖籍江西廬陵。周鍾瑄過世後，諸羅士紳恭製周鍾瑄雕像，並將其安置於嘉義城隍爺旁，享受香火供奉），曾在此捐銀修了31處陂圳、1875年，臺灣知府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也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因其位於大目降（今臺南新化）里虎頭山腳下，因此原名為「虎頭山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註五）最大儲水量增加至130萬立方公尺，可供水灌溉農田面積由原來的220公頃（226.82甲），提高至500公頃（515甲）。就因為先天水利與地質條件不佳，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曾文溪四次改道圖。（作者提供）曾文溪四次改道圖。註六（作者提供）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其中「林野調查」更使得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註七），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嘉南平原～日本內地的海外糧倉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註八）日本人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與荷據、清代就開闢完成的眾多灌溉水圳與埤塘。（註九）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39,678日圓（除總督府補助26,470,000圓外，其餘大部分向銀行貸款，於完工後，由受益人自1930年起，分22年還清，註十）興建完成──位於官佃溪（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珊瑚潭），經由一條3公里長的地下引水道，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經官田溪、曾文溪）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南42,000甲的土地；北幹線（經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北至北港溪之間的56,000甲的土地。另於濁水溪和支流清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取）水口（林內第一、第二、中國子流），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總計約1,411公里的水路幹線、支線、分線水路（這還不包含7,400公里由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註十一），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尚未改制前的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規劃之初稱為：「官佃溪埤圳」）」。（註十二）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相當於臺灣耕地面積的1／6），各類農作生產量逐年增加，計達動工前的2～5倍，土地價值（耕地價值）及地租（租佃金額）亦隨之上升。（註十三）受工程影響的人口約40萬。（註十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作者提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圖片摘自──《水車故事～水車的由來》）（註十五）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與增加供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便陸續興建「白河水庫」與「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註十六）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當局規定，整個灌溉區，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作（輪灌制）」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輪灌）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註十七）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註十八）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日月潭水利工程～滿足了日本人的需求，卻解決不了臺灣人的缺糧困境為了將嘉南平原改造成為支援日本內地糧倉的大型農作基地，1917年（大正六年）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八田認為把曾文溪支流之一的官佃溪（現稱官田溪）壩住，便有希望作成一個大規模的蓄（貯）水池（即後來的烏山頭水庫），而在1917年起草的「官佃溪埤圳計畫」中，最初的規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方案：第一案：灌溉面積75,000甲，事業費19,883,345圓。壩住官佃溪與前大埔溪，作成兩大蓄水池，引進後大埔溪（曾文溪上游）的水流，實行三年輪作制，即每年種甘蔗25,000甲、水稻25,000甲、其他作物25,000甲。甘蔗與水稻給水，其他作物不給水。第二案：灌溉面積150,000甲，事業費42,500,000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15萬甲，實行上述三年輪作法。第三案：灌溉面積99,000甲，事業費26,383,345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99,000甲，採三年輪作法。最後總督府採用第三案。但這個計劃因為經費龐大，遭到內閣會議給駁回。不過在1918年「米騷動事件」後引起日本政府對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視，使得原先被否決的「官佃溪埤圳計畫」得以復活。（註十九）到了1919年10月，日月潭的發電工程開始構築，因有濁水溪的增加水量可資利用，總督府因此將原計畫稍作變更，他們將灌溉面積擴大至150,000甲，其中──利用增加的（濁水溪）水量灌溉臺南北部的51,000甲──也就是仰賴烏山頭水庫供水的土地約10萬甲、仰賴於濁水溪供水的土地約50,000甲。（註二十）當時日本人計畫在位於南投仁愛鄉武界部落（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將其改名為：法治村）建壩攔截濁水溪上游溪水，開鑿人工引水隧道──整條穿越水社大山的引水隧道（地下水道）長達15.12公里，其中包含8處隧道、2處明渠、4處暗渠、1座渡槽（水路橋），單是隧道就長13.7公里──後在日月潭西岸水社部落附近北流之水尾溪，興建壩高30.3公尺之「水社壩」，並在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地與水社盆地之間興建壩高19.8公尺之堰堤「頭社壩」，將這個古稱「水沙連（或稱：水社大湖、龍湖或珠潭）」──臺灣中部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改造為一個大型的山區離槽水庫──完工後的日月潭的湖面面積從原來的5.75平方公里擴張至滿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蓄水量估計約1,830萬立方公尺，潭水最深的地方也由原本的4.8公尺增加至27公尺──如此不但可以利用高達320～400公尺的水位落差來建立當時全臺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即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註二十一）而發電後的水則會被引導注入水里溪（註二十二）後再匯入濁水溪，增加濁水溪的流量，進而達到支援嘉南大圳供水的目的。（註二十三）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遠足文化）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其實整個日月潭發電相關工程早在1919年就已經開工，但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蕭條，再加上遇上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工程在1926被迫停工，1928年決定復工，但仍苦於資金不足的問題。1931年3月，由日本大藏省（2001年在中央省廳再編實施，大藏省被分解成為了今天的財務省和金融廳──主要負責銀行監管）負責統籌並與美國Morgan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團協議，確定在美國紐約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公司債（外債）後，就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紐約支店與Morgan公司協議，順利在紐約發行年利率5.5％、償還期間40年之美金債券2,280萬元（約等於45,737萬日圓，實收41,313萬日圓，償還滿期日為1970年7月1日），（註二十四）資金到位後，同年10月正式復工，1934年6月竣工啟用，前後工期長達15年。（註二十五）由於工程的嚴重延誤，這使得1927年親自來臺考察的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就強烈質疑整個嘉南大圳工程規劃的合理性。（註二十六）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作者提供）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一）（作者提供）臺灣各地農家主食物百分比（1922年）。（作者提供）在日據時期，除了臺灣生產的稻米必須銷往日本外，從1911年開始，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也開始輸往日本。當年輸日的番薯（甘藷／番薯籤），其數量約為106公噸；但到1940年時，增加為3,817公噸，數量增加了36倍，且此時已經受到戰時運輸不便的影像；臺產番薯（甘藷）輸日最高的年度，是在1938年，那年輸日額達70,433公噸，為1911年的664倍。這些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番薯籤）輸往日本，並非作為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供日本作為製作澱粉與燒酒的原料。以上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二）（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資料來自──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註三十三）（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史實是什麼？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後記：根據農復會（全名：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9年3月16日，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年7月，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業部）在1950年代對於嘉南大圳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所有興辦渠道內面工程中，以嘉南大圳內面工程為最大，效益亦最宏。嘉南大圳幹線渠道總長度1,410公里，其中已築有內面工（指使用水泥構築）者，僅有153公里，其餘均為砂質壤土之土渠，土質疏鬆，滲漏甚劇。根據實際調查分析該項土渠每年損失之水量，約在供水量的40％以上，給與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相等。（註三十六）附註：（註一）參見──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12）。（註二）關於嘉南平原地面積有很多說法，係因範圍的界定不同而異，例如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詞條中，所列之面積約4,550平方公里，其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本文採用的是陳鴻圖教授所編撰之《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一書。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45。（註三）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除了──「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外，另外更早之前還有「笨港內海」（其內達今日北港）、「魍港內海」（今日布袋為魍港內海之島），總之這裏很多地方在荷蘭人占領臺灣時期仍是一大片汪洋與臨海灘地，其位置大約位於今日縱貫線鐵路的西側。（註四）所謂看天田，係指臺灣南部特殊土壤，利用雨季之雨水生產一獲稻米之田地。其土性甚粘，作物的根伸長至地表下0.5～1尺（臺尺，1臺尺＝0.303公尺）處即受阻。此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所謂糖業中心地帶，即當時東石（在今嘉義縣）、新營、曾文、新化、新豐（以上均在今臺南市）等郡境內，若降雨適當，每甲約可收獲稻米3,500公斤，惟若降雨不均，則往往一無收獲。當時改良土質的方法就是──使用加大馬力的大型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公尺，並建造農道輔助給水、排水路；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壞中氮、燐酸等肥料之含量。另外，鹽分地的改良，則以築堤防洪、開溝排水、植防風林、防砂、去除石礫等方式改善。參見── （Ⅰ）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Ⅱ）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註五）參見──蔡錦堂：《虎頭埤的前世今生》（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註六）近代歷史上曾文溪有4次重大改道記錄： 1823年，舊名汪溪的曾文溪因上游大洪水冲破蘇厝甲（今臺南安定），溪水挾帶大量泥沙流入台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陸浮； 1871年，曾文溪北方支流在公地尾（今七股永吉）附近改道向南，與主流會合後衝破北線尾島（今臺南四草），成為今日的鹿耳門溪； 1904年，曾文溪再次由公地尾附近轉向西流，沖毀十份聚落，經三股仔自國賽港（今臺南七股）出海； 1911年，曾文溪因大水改道，向西冲破青草崙沙洲流入臺灣海峽，成為今日所見的曾文溪。參見── （Ⅰ）《台江國家公園網頁》（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曾文溪行腳》（註七）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7號制定臺灣林野調查規則，對全島各廳（除蕃地外）之山林、原野97萬餘甲，依照人民之所有權申告而進行實地調查，隨後確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其中官有林地為752,993甲、民有僅佔31,200甲）。此外，於查定為官有之土地中，對於與所有權申告者「緣故關係」（即查定前即有長期占有事實者，但其提供之證據殖民政府認為不齊備或不足夠認定所有權存在）較深者則付以「保管林」之名目，而許可其貸渡（租用）。參見── （Ⅰ）王學新：《保管林設置的意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第173期）。（Ⅱ）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23。林野調查完成之後，臺灣有80％的土地均落入日本政府之手，矢內原忠雄先生就指其為「日本資本之征服臺灣之必要的前提與基礎工事」。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汗漫書屋籌備處），p332。（註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因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加上農耕技術落後、長期派軍海外（派軍至西伯利亞干涉俄國的共產革命）…等，因此一直難以擺脫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搶米暴動──「米騷動（米暴動）」。（註九）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p114。根據陳鴻圖教授的研究統計，在日據之前，此處已完成的埤圳等水利設施共181處。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66。（註十）參見── （Ⅰ）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32。（Ⅱ）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大出版中心），p196。（註十一）參見── （Ⅰ）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Ⅱ）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006／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註十二）在嘉南大圳規劃與動工之前，當時臺灣行政區仍屬「廳制時期」，1920年（大正九年）9月，臺灣行政區正式進入「州制時期（五州二廳／1920～1926；五州三廳／1926～1945）」，嘉義廳與臺南廳被取消，原嘉南大圳主要區域均被劃入臺南州內。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日治（日據）時期行政區劃】嘉南大圳組織變遷： 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1年改稱「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新豐郡、新化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6個水利組合於合併成「嘉南大圳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增至18萬餘公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在1946年改組為「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8年改組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11月更名為「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75年1月政府實施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由政府代管，直至1982年6月方案結束，恢復為農民自治團體型態之公法人。2020年10月1日，因改制為公務機關，更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參見── （Ⅰ）李宗信：《五州三廳與空間治理規畫》（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Ⅱ）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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