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時候主管會在工作群裡面跟我們說工作的指示，我們在工作的系統上完成能源的收集跟點擊就可以瞜

我是交大畢業的，身邊朋友不是進了竹科，就是去了矽谷，少數去了歐洲。十年過去，我們在不同的科技重鎮落腳，過著表面上都很「成功」的生活。但這幾年，我越來越發現一件事：同樣是科技業，活法差太多了。不是誰對誰錯，而是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代價和取捨。亞利桑那的台積電眷屬先說說最近很紅的話題—美國的「台積電媽媽」。我有個學姐，老公被台積電派去亞利桑那設廠。她原本在台北做財務主管，年薪也有150萬，但為了配合老公外派，辭職跟去美國。她說出發前其實掙扎很久，但老公外派薪水會加倍，還有豐厚的搬遷津貼和海外津貼。「而且公司說這是career development的好機會，對他升遷很重要。我想...那就去吧。」結果到了才發現，跟想像中完全不一樣。亞利桑那不是舊金山、不是紐約，那邊華人工作機會很少。她想找工作，但語言不夠流利、學歷認證麻煩、又沒有當地人脈。投了幾十封履歷都石沉大海。最後只能待在家，每天的生活就是開車送小孩上學、去Costco採購、等老公下班。她在視訊裡跟我說：「我在台北是主管，每天做決策、帶團隊。現在我每天最大的成就是在Target找到打折的衛生紙。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可笑，但這就是我的生活。」她說最難的是文化孤立。亞利桑那當地華人不多，台積電眷屬就自己抱團，形成了「眷屬村」。她們建了line群組，團購台灣食材、交換育兒資訊、互相抱怨老公。「我們都是高學歷、有工作經驗的女性，但來到這裡，身份就只剩下『誰誰誰的太太』。」我問她：「那為什麼不回台灣？」她苦笑：「合約還沒到啊，而且這對他的career真的很重要。公司承諾外派回來後會升職，我們咬牙再撐兩年吧。只是...我不知道兩年後的我，還能不能回到職場。」矽谷的兩難再說矽谷本地的科技業。我大學室友在某社群媒體巨頭工作，年薪全包大概40萬美金（約台幣1200萬）。這個數字確實驚人，但她說：「這錢不是白拿的。」矽谷的工作文化是「永遠在線」。雖然表面上彈性上班，但Slack、email、會議，24小時轟炸。而且公司給的股票有四年的vesting period（分年發放），如果提早離職，就拿不到全部。「這就是金手銬。我很想離職，但一想到還有100萬美金的股票沒領，我就走不了。」但她也承認，這份工作有它的價值。「薪水確實高，而且我做的project很有挑戰性。說實話，在台灣很難有這種機會，可以接觸到這麼大規模的系統、這麼前沿的技術。從career development的角度，這份工作對我很有幫助。」矽谷的生活成本也是天價。她跟老公兩人年薪加起來80萬美金，但在Palo Alto買個普通的房子，也要200萬美金起跳。每個月光房貸就1萬美金。「我們賺很多，但存不到什麼錢。而且這邊大家都在比—誰家小孩上更好的私校、誰換了更大的房子。你會陷入一種焦慮，覺得賺再多都不夠。」她說矽谷有很多power couple（雙薪科技夫妻），兩個人都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年薪百萬美金。「但我們常常開玩笑說，我們是用錢買時間。請菲律賓保母、請清潔工、叫外送，因為我們沒時間自己做這些事。」我問她會不會後悔來矽谷？她想了想說：「不會。但我也說不上快樂。這是一種...trade-off吧。我用生活品質換career和財富累積。也許幾年後我存夠了，可以回台灣過比較輕鬆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台灣竹科的無解習題回到台灣。我有個朋友在竹科某半導體大廠當工程師，他最理解為什麼大家離不開這個系統。「我知道我工作時間很長，平均每天12小時。我也知道這樣對家庭不好。」他說，「但你要理解，在台灣，科技業是少數能讓工程師『翻身』的機會。我家不是有錢人，靠這份工作，我在新竹買了房、養了兩個小孩、爸媽生病我也有能力幫忙。如果我離開，去哪裡找這樣的薪水？」他說的是實話。在台灣，除了科技業，工程師的薪水天花板很低。「而且我在這裡工作10年，累積的股票、年資、人脈，都在這裡。如果離職，這些都歸零。我也想過要不要轉到外商，但外商在台灣的職缺不多，而且不見得比較輕鬆。」更難的是他太太的處境。太太原本也是工程師，生完小孩後想回職場，但發現根本不可能兩個人都全職工作。「新竹的幼兒園6點就要接小孩，但她要上班到7點。我要8點、9點才下班。誰去接？我們沒有長輩在新竹，請保母一個月要3萬，兩個小孩就6萬。算一算，她的薪水扣掉保母費和通勤成本，剩不了多少。」最後太太辭職了。「我知道她很不快樂。她以前是做AI研究的，現在每天的對話對象是2歲小孩。但我們真的沒有更好的選擇。」他頓了頓說，「有時候我也很愧疚，覺得是我的工作毀了她的career。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問他：「你有想過減少工時嗎？」他苦笑：「在台灣科技業減少工時？那就是自願被邊緣化。升遷沒你的份、重要專案不會找你、年終獎金也少。我不敢冒這個險，因為我是家裡的經濟支柱。」德國朋友的另一種取捨最大的對比是我另一個朋友，在德國慕尼黑一家半導體公司工作。他年薪大概9萬歐元（約台幣300萬），比竹科少很多。他每天5點下班，一年有30天年假。他太太也在工作，德國的托育系統很完善，費用也便宜。「我們家是雙薪家庭，兩個人都有收入、都有事業。我太太不需要為了我的工作犧牲她的career。」聽起來很美好對吧？但他也跟我說了德國工作的限制。「首先，語言是個大問題。我德文不夠好，所以很多管理職我根本碰不到。在公司裡，我就是一個『外國工程師』，升遷天花板很明顯。」他說，「而且歐洲的薪資成長很慢，不像台灣或美國有股票分紅。我現在年薪9萬歐，五年後可能也就10萬出頭。想靠工作致富？不可能。」更實際的是，他回台灣的機會成本。「我在德國待久了，跟台灣的連結越來越弱。朋友、人脈、工作機會，都慢慢斷了。如果哪天想回台灣，我也不知道能做什麼。而且我小孩在這邊長大，中文不太好，回台灣適應也是問題。」他說他不後悔，但也不覺得這是「正確答案」。「這只是一種選擇。我用career的高度和賺大錢的機會，換來生活品質和家庭時間。有些人覺得值得，有些人覺得不值得。沒有標準答案。」每個地方都在用不同的東西交換這些年觀察下來，我發現每個地方的科技人都在做交換，只是交換的內容不一樣。矽谷是用生活品質換職涯高度和財富累積。你可以接觸最前沿的技術、最大的平台、最高的薪水，但代價是永遠在線、高壓競爭、高昂生活成本。很多人的策略是「拼十年存一筆錢，然後回台灣或去生活成本低的地方retire」。台灣竹科是用家庭時間換經濟保障。科技業是台灣少數能讓中產階級真正「翻身」的機會。很多工程師家裡不是有錢人，靠這份工作買房、養小孩、照顧父母。工時長、壓力大，但這是他們能抓住的最好機會。歐洲是用財富天花板換生活品質。你不會賺大錢，career發展也有限制，但你有完整的個人生活、有時間陪家人、不會過勞。適合那些不追求「大富大貴」，只想穩定過日子的人。沒有哪個比較好或比較壞，只是不同的價值排序。真正的問題：我們能不能誠實面對代價？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科技業很操」，而是「沒有人告訴你代價是什麼」。社會賣給我們的是「科技新貴」的夢想—高薪、股票、改變世界。但沒有人說，這背後要付出什麼。沒有人說，配偶可能要放棄career。沒有人說，你會錯過小孩的成長。沒有人說，你的健康可能會出問題。沒有人說，你可能會在40歲時突然問自己「這一切到底有什麼意義」。如果一開始就說清楚，讓每個人知道這份工作的真實代價，然後讓人自己選擇，我覺得這樣比較公平。問題是，很多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做選擇。等到發現代價的時候，已經騎虎難下—房貸要繳、小孩要養、履歷已經空白好幾年。這時候你不是在「選擇」，你是被困住了。我們這代人的困境我們這代人（六年級、七年級）是很特別的一代。我們成長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尾聲，考進好大學、進入科技業，看起來是「人生勝利組」。但我們也是第一代大規模面對這些問題的人：全球化讓我們可以去矽谷、去歐洲，但也讓我們面臨「要不要離開家鄉」的痛苦選擇。高薪讓我們可以買房、養小孩，但也讓我們變成工作的奴隸。雙薪家庭讓經濟更穩定，但也讓育兒變成無解的習題。而社會還沒準備好。台灣的托育系統跟不上雙薪家庭的需求。企業文化還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時代。整個社會都在說「女性要有自己的事業」，但當女性真的想工作，卻發現沒有任何支持系統。所以最後，個別家庭只能自己想辦法。而通常，想辦法的結果就是：媽媽辭職。算一筆真實的帳讓我們實際算算，一個竹科家庭的「真實成本」。表面上看，工程師年薪300萬（含股票），聽起來很不錯。但仔細算下去，隱藏成本其實很驚人。首先是配偶放棄職涯，這個損失最容易被忽略。如果配偶原本年薪80萬，辭職後未來20年的收入損失就是1600萬。如果她原本有升遷潛力，薪水會逐年成長，那損失可能超過2000萬。再加上配偶因為中斷工作而損失的退休金，大概又是500萬。然後是工程師本人的健康成本。長期每天工作12小時，週末也常常要on call，這種生活方式對身體的傷害是累積性的。我朋友裡已經有人30多歲就有高血壓、糖尿病前期、椎間盤突出。這些慢性病的醫療費用和生活品質下降，很難用金錢衡量，但絕對是真實的代價。家庭關係的成本更難算。父親長期缺席，小孩跟爸爸不親。夫妻因為一個過勞、一個困在家裡而疏離，婚姻關係緊繃。這些問題不會立刻爆發，但會慢慢累積，等到發現的時候，可能已經無法修復了。還有配偶的心理健康成本。從一個有專業、有成就感的職場人，突然變成全職媽媽，這種身份轉換帶來的失落、焦慮、憂鬱，是很多竹科家庭的隱形傷痛。我認識的竹科媽媽裡，至少有三分之一都有在吃抗憂鬱或抗焦慮的藥。把這些全部加起來，一個年薪300萬的工作，家庭付出的真實成本可能是2500萬以上。而且這還沒算機會成本。如果這對夫妻當初選擇薪水較低但工時正常的工作，雖然單薪只有150萬，但配偶也能工作賺80萬，加起來年薪230萬。看起來比300萬少，但因為兩個人都有事業發展，長期來看薪資成長空間更大。更重要的是，家庭生活品質會好很多，心理和身體健康也不會出這麼大的問題。當然，這些都是「如果」。現實是，很多人根本沒有這麼多選項可以比較。為什麼離不開？我問過很多朋友：「如果這麼痛苦，為什麼不離開？」得到的答案都很實際：「我家在中南部，爸媽都是勞工。我靠這份工作買房、養家、還幫爸媽付醫藥費。如果我離開，去哪裡找這樣的薪水？」「我太太辭職五年了，履歷空白。如果我現在離職或降薪，我們家就沒收入了。我不敢冒這個險。」「我40歲了，在這間公司工作15年。如果離開，我能去哪裡？重新開始？我已經沒有那個本錢了。」「我知道這樣對小孩不好，但我也在賺錢讓他們上更好的學校、學才藝。這也是為了他們的未來啊。」這些理由都很真實。不是每個人都有「離開」的本錢。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說「我要追求work-life balance」就真的能追求。階級差異被掩蓋了還有一個很少人談的：科技業內部也有巨大的階級差異。那些真正的「新貴」—手上握有上千萬股票的senior engineer、主管、早期員工—他們有選擇權。他們可以選擇減少工時、可以選擇離開、可以選擇搬去生活品質更好的地方。因為他們已經財務自由了。但大部分的工程師不是。大部分人是「小富」，不是「大貴」。年薪300萬聽起來很多，但在新竹買房、養小孩、存退休金，其實沒剩多少。他們沒有離開的本錢，只能繼續待在系統裡。所以當有人說「你如果不喜歡就離開啊」、「你可以選擇啊」，這其實是一種階級盲點。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選擇權。我看到的未來最近這幾年，我開始看到一些改變的跡象。有些年輕工程師開始拒絕「責任制」，準時下班、該休假就休假。有些新創公司開始提供更彈性的工作安排、更好的育嬰假政策。有些夫妻開始認真討論「我們要不要都工作part-time」。但這些都還是少數。大部分的企業文化、社會期待、經濟壓力，都還沒改變。我也看到越來越多科技業的人開始公開談論這些問題。竹科媽媽的議題上了新聞、美國的台積電配偶開始組織起來、工程師開始在網路上討論過勞和心理健康。這是好事。至少，問題被看見了。沒有標準答案寫到這裡，我必須承認：我沒有答案。我不能告訴你「你應該離開科技業」，因為對很多人來說，這根本不是選項。我也不能告訴你「你應該去歐洲」，因為那需要語言、簽證、文化適應的能力，不是每個人都有。我更不能告訴你「你應該接受現狀」，因為那太殘忍了。我只能說：至少，要誠實面對這個選擇的代價。如果你選擇留在高薪但高壓的工作，至少要知道你在犧牲什麼。如果你的配偶為了你辭職，至少要感激和理解那個犧牲有多大。如果你的小孩抱怨你都不在家，至少要承認這是你的選擇造成的結果。不要用「我沒辦法」、「我也是被逼的」來逃避責任。你確實有壓力、有限制，但最終，這還是你的選擇。承認這一點，你才能為這個選擇負責。前陣子的一次對話前陣子我們幾個大學同學視訊聚會，在竹科的、在矽谷的、在德國的都在。聊著聊著，話題轉到「如果能重來，你還會選擇現在這條路嗎？」竹科的朋友沉默了很久，說：「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選這條路，我可能買不起房子、養不起小孩、也沒辦法幫家裡。但選了這條路，我好像也失去了很多。我不知道哪個比較好。」矽谷的朋友說：「我覺得...這十年我賺了很多錢，也學到很多東西。但我也錯過了很多—朋友的婚禮、爸媽的生日、可能還有一段感情。值得嗎？我也不確定。」德國的朋友說：「我不後悔，但我也不覺得我的選擇比你們高明。我只是比較幸運，剛好我的個性適合這種生活。如果我是那種很有野心、想要賺大錢的人，我在德國可能會很痛苦。」那一刻，視訊畫面裡的我們都沉默了。我們都是所謂的「人生勝利組」，但我們都不確定自己贏了什麼。最後想說的科技新貴的神話該調整了。不是說它不存在，而是說，我們需要更誠實地談論它的全貌—不只是光鮮亮麗的那一面，也包括痛苦、犧牲、代價的那一面。高薪的背後，是超長工時。職涯發展的背後，是家庭時間的犧牲。經濟保障的背後，是配偶的career中斷。股票分紅的背後，是健康和心理的代價。這些都是真實的。不是危言聳聽，是正在發生的事。如果你正在考慮進入科技業，或者已經在裡面開始感到痛苦，我想跟你說：你不孤單。很多人跟你一樣，在這個系統裡掙扎。但也請記得：每個人的處境不同、價值觀不同、資源不同。有些人需要這份高薪來改善家裡的經濟、有些人願意用時間換金錢、有些人已經被系統困住走不出來。這些都是真實的困境，不是誰「不夠努力」或「選擇錯誤」。我們能做的，也許只是更誠實地面對和討論這些問題。不要假裝一切都很好，也不要輕易評判別人的選擇。因為說到底，我們都只是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努力做出對自己和家人最好的選擇而已。（本文為個人觀察與朋友經驗分享，不代表對任何公司或組織的指控。即使是在科技業，每個人的經驗和感受都不同）

（深度政經分析）中國的綠色能源雄心將給世界帶來什麼代價？ 2025年9月26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BROOK LARMER 在寮國東南部的一條偏遠山脊上，一片巨大的白色葉片破雲而出，彷彿懸在半空。葉片高聳至相當於50層樓的高度，在附近一片木屋群上方180米處旋轉著，又隱入雲中。接著又出現一片葉片，再接著又一片。雲層漸漸散開，赫然露出一排巨大的風力渦輪機，沿著山脊一直延伸到遠方。對於寮國多征地區的村民而言，這並非首次看到強大的新技術出現在他們與世隔絕的家園上空。半個多世紀前的越戰期間，美軍戰機曾在該地區投下了數百萬磅炸彈。在這個以達伶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許多小屋的支柱至今仍用美國炸彈殼製成。今年早些時候，一位部落長老用竹杖指向村前的土路說：「這就是當年的胡志明小道。」他回憶起那條由北越軍隊修建、不斷遭到美軍轟炸的隱蔽運輸網路，「炸彈像雨點一樣落下。」昔日美軍炸彈傾瀉之處，如今豎立起中國的風力發電機。在胡志明小道的同一段，一家中國國企剛建成號稱東南亞最大的陸上風電場——在這個亞洲最貧困國家之一的一處廣闊區域遍布著133台渦輪機。耗資9.5億美元的季風風電項目於8月底投入商業運營。由中國電建承建、泰國企業聯盟運營的該項目，預計未來25年可減少逾3200萬噸碳排放。然而，所有電力將跨境售予越南，此舉雖鞏固了寮國的「東南亞蓄電池」地位，為多征民眾帶來的好處卻十分有限。幾個月來，這位長老看到渦輪機和80多米長的葉片在夜間被緩慢運送上山。他出生於一個至今仍沒有通電的偏遠村莊，對這些中國製造的渦輪機體積之大驚嘆不已。但它們的確切用途卻讓他不明所以。「我看見了，」他說，「但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們是用來幹什麼的。」寮國首座風電場在中國清潔能源革命中雖不顯眼，卻凸顯了這個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如何在可再生能源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據國際能源署數據，2024年中國在清潔技術上的投資高達6250億美元，推動了一場驚人的轉型：當前全球三分之二電動車、六成以上的風力發電機、8.5成以上的電池產能均來自中國。國際能源署去年預測，十年內中國清潔技術年出口將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目前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石油出口總和。兩大超級大國正背道而馳：當美國放棄對風電、太陽能和電動車的承諾——川普政府所謂「大而美法案」削減了對這三者的支持——中國正強化對可再生能源供應鏈各環節的控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清潔能源專家米洛·麥克布萊德指出：「清潔能源領域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直擊中美大國競爭核心。美國正強化其最大油氣生產國和出口國地位，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擴展作為未來清潔技術全球製造國和出口國的實力。」中國國內的變革對地球至關重要，但其境外發生的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激增——可能對氣候和地緣政治產生更持久的影響。如今，相對低成本的中國綠色技術洪流幾乎湧向全球每個角落：曼谷、聖保羅和亞的斯亞貝巴的街頭滿是閃亮的新款中國電動汽車；巴基斯坦陽光普照的城市和阿根廷海拔約4000米的高原上鋪著中國製造的太陽能板；波士尼亞狹長的海岸、肯亞的平原，當然還有寮國東南部的高地，均散落著裝有中國巨型渦輪機的風電場。赫爾辛基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的勞裡·米利維爾塔分析顯示，去年中國向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中的191個出口了清潔能源技術，唯一不在其列的是中非共和國——這一數據令人震驚。無論背後動機如何——是中國製造商消化過剩產能，還是發展中國家尋求更廉價的能源安全路徑——這些出口已開始削減全球碳排放。米利維爾塔計算，僅2024年中國的清潔技術出口就將使中國境外的全球排放量減少1%。換言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快速擴張每年將助力避免2.2億噸碳排放，大致相當於5000萬輛燃油汽車的年排放量。「這是巨大的貢獻，」CREA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分析師米利維爾塔表示，但補充說，「但這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目標仍相去甚遠。」 25年前，中國出口經濟的支柱被稱為「老三樣」：服裝、傢具和家電。如今則是「新三樣」：太陽能、電動汽車和鋰離子電池（或許未來還會加上第四項——風電）。中國對清潔能源的興趣最初源於對沖嚴重的石油依賴——其大部分石油需經戰略上易受攻擊的馬六甲海峽運輸。但早在2010年，一批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就開始將清潔能源視為幾十年一遇的機會，既能實現經濟增長和地緣影響力，又能保障能源安全。其中有人提出，歷史上率先開發新能源技術的國家往往能夠改變全球力量平衡。十多年前，中國清潔能源企業首次開拓海外市場時，主要目標是歐美。但金融危機和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尤其是美國）迫使策略發生根本轉變。中國企業將部分工廠遷至海外以規避關稅——例如在印尼生產太陽能板——同時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新市場。「中國企業的思維極具全球性，」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院長、中國能源問題專家凱利·西姆斯·加拉格爾表示。「以中國太陽能企業為例，它們最初依賴出口導向型增長，待成本下降後才轉而滲透國內市場。」由於中國產能過剩導致價格暴跌——過去兩年太陽能板成本下降50%——各國爭相購買中國的清潔技術。一個附帶結果是：中國不再依賴美國消費者。據米利維爾塔數據，中國的風電、太陽能和電動汽車出口中僅4%流向美國。「在一個全球銷量年增30%的市場裡，」他寫道，「美國不過是個註腳。」最迅猛的增長髮生在發展中國家。米利維爾塔指出，過去四年中，這些國家貢獻了中國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增長的70%。去年，中國首次實現近半數的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流向發展中國家。儘管部分中國清潔技術企業可能無法在殘酷競爭和價格崩塌中生存，但這些出口趨勢預計將加速。「三年內，」麥克布萊德說，「中國產品進入新國家的速度和規模將遠超以往。」儘管佔據主導地位，中國仍難以將清潔技術轉化為軟實力。為實現這種轉變，一些倡導者敦促北京啟動「二戰」後美國在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的某種綠色版。但迄今為止，北京採取了更狹隘、更民族主義的策略。中國企業大多更熱衷於傾銷產品和搶佔市場，而非幫助其他國家建設本土清潔技術經濟。「中國企業只會前往有需求的地方，」喬治城大學能源與環境教授喬安娜·劉易斯表示。「它們選擇合作國家的首要依據並非外交目標。」對寮國這類財政搖搖欲墜的國家而言，中國的清潔能源項目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們提供了化石燃料的廉價替代品，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負擔途徑，以及在動盪世界中實現能源安全的機會。但在這些承諾背後潛藏著依賴的風險。在許多方面，寮國已成為其他國家與中國「走鋼絲」的試驗場：如何在受益於中國清潔能源的同時，避免過度依賴或深陷債務，以至於喪失自主能力？這個問題在寮國南部山區迴盪——當地的達伶族原住民如今要與東南亞最大風電場的那些旋轉的渦輪機分享他們的家園。細雨霏霏的多征鎮迎來了一位大人物——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此行是為主持季風風電項目的竣工儀式。那是7月初，是名副其實的季風季節，項目的中方經理在鎮上的一家餐廳安排了慶功宴，這比半小時土路車程外工人主營地的食堂檔次提升不少。風電場建設帶來的資金湧入讓這個靠近越南邊境的偏遠之地一夜之間變成了「繁榮的迷你城」：新開了一家酒店、一家中國理髮店、一家卡拉OK，以及五家燈火通明、銷售不同品牌中國手機的商店。這裡甚至還開了一家川菜館，因為開張不久，店名是用中文手寫在一塊硬紙板上、貼於店外的。但小鎮最顯著的標誌是風景如畫的水庫對面山脊上那排緩緩轉動的風力發電機。當晚，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乘坐一輛黑色豐田蘭德酷路澤來到舉辦宴席的餐館，汽車的前擋風玻璃貼有醒目的紅色「#1」標籤，車牌號碼6688取普通話「六六發發」的諧音。餐廳內13名男性（無女性在場）起身迎接老闆，眾人清一色穿著白色或藍色襯衫。匆匆用完餐後，中方員工逐一站起，用寮國威士忌向領導敬酒。值得慶賀的事有很多：裝機容量600兆瓦的季風項目最後一颱風機已在4月吊裝完成，如今133颱風機的試運行也全部結束。中國電建稱，這是中企在海外建成的最大風電場，它即將正式投入運營。「恭喜，恭喜老闆！」眾人大聲祝賀。在多征鎮西南約16公里處，季風風電項目主營地建在一座小山上，俯瞰著曾經的胡志明小道，緊鄰一座新建的500千伏變電站，輸電線路從這裡將電力送往越南。這座帶圍欄的水泥建築群，與周邊隱匿於山林的原住民村落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個由中國電建建造的營地裡，整齊排列著數排藍色金屬頂的工廠式宿舍，這裡還配備了一個籃球場，以及許多白色的豐田蘭德酷路澤。不同於周邊的村落，這裡裝有一排排泛光燈，電力供應充足。項目建設高峰期，這裡曾駐紮著數百名員工，如今隨著項目轉入運營階段，大部分人已經撤離。公司旗幟仍在仿大理石基座上飄揚，上面鐫刻著中文：「責任與效率至上」。在寮國這個貧窮的內陸共產主義國家，中國效率體現得淋漓盡致。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約書亞·科蘭茲克稱寮國為中國的「衛星國」。中國電建僅用27個月便在一片相當於曼哈頓面積12倍的山區完成了整個季風項目。在動工前，排雷小組必須清除掉越戰遺留下的未爆炸彈。施工團隊沿森林覆蓋的山脊修建運輸道路，使中國製造的風機得以長途運抵高原。即使在風雨交加的季風季節，施工也未停止，這家公司不僅面臨工程挑戰，更需謹慎處理與當地原住民的微妙關係——因為項目所涉土地是他們的聖地。在北京「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電建在世界各地承建了許多可再生能源項目，包括印尼的地熱電站、奈及利亞的水電站、智利的太陽能電站、巴基斯坦的風電場。然而，其在寮國的深耕程度無出其右。在過去30年裡，中國電建在寮國參與了150多個項目，其中包括60億美元的中老鐵路，以及耗資27億美元、在湄公河支流上修建的一系列梯級水電站。（這些水電項目因破壞環境、迫使100多個村落的原住民搬遷而引發民眾不滿。）中國電建幾乎以一己之力將寮國打造成「東南亞蓄電池」。該國四分之三的發電量（主要來自水電站）如今出口到泰國、柬埔寨和新加坡等周邊國家。季風風電項目所發電力通過70公里長的跨境輸電線路全部輸送至越南。寮國政府將從這筆交易中獲得外匯收入（部分通過特許權使用費），但問題在於：為了抵債，寮國在2021年將國家電網90%的控股權移交給了一家中國國企，使得中國掌握了所有通往國內外（包括越南）用戶的電力調度權。迄今為止，這些對外交易並未緩解寮國的債務或貧困。寮國農村人均月收入估計僅約18美元。分析人士指出，即便不存在腐敗，大部分能源收入也最終用來償還不斷膨脹的外債。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原本旨在提振經濟的昂貴基礎設施項目反而讓寮國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外債，其中約一半的債主是中國。寮國政府不僅無力償還對中國的債務，連支付利息都很吃力。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在2025年4月的一份報告中總結道：「無論是有意還是無心，中國已在寮國製造了債務陷阱。即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債務減免，寮國也無法擺脫危機。」無論北京動機如何，這個資金短缺的鄰國正日益受其影響。「債務正在對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寮國問題專家伊恩·貝爾德指出，「經濟債務已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中國去年正式接管了寮國國家電網的運營，考慮到該電網主要由中國企業使用中國技術和資金建設，這幾乎是必然結果。中國電建——該公司沒有回應採訪請求——在向寮國施壓要求還債。今年，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起訴寮國國有電力公司，要求支付5.55億美元的水電項目欠款。若寮國無法籌措資金，還將被迫交出哪些國有資產？據季風風電有限公司總經理納魯特·博卡喬恩表示，至少多征鎮的風電場不會加劇寮國債務。他稱寮國政府未參與任何貸款，也不持有項目股權。（儘管中國電建是承建主力，但它同樣不是業主）「我們認為該項目有望幫助減輕債務，」博卡喬恩表示。但他指出，在已讓渡土地（交給季風項目）、電網（交給中國）和電力（賣給越南）控制權的弱勢處境下，寮國政府未來25年可能僅獲1億美元收益，主要來自特許權使用費和稅收。這總比債務好。而且博卡喬恩相信，這個風電場向寮國政府展示了更有價值的東西：一條通往清潔能源的道路——幫助寮國實現到2030年減排60%的目標，並且對環境和社會的衝擊也比傳統的水電項目要小得多。事實上，風電產業在寮國正迅猛發展。在多征地區北部，一個裝機容量超過季風項目兩倍的新風電項目正在建設中。博卡喬恩表示，在多征現有的風電場旁邊，還有一個項目仍處於規劃中。季風項目預計將在該地區運營25年。排爆小組已對這片山地進行了作業，清除了未爆炸的彈藥。從原主營營地往前走一段路，有一片巨大的紅土地，頭戴中國電建安全帽的工人們已開始建造一棟兩層高的綜合辦公樓，作為新的運營基地。看起來，用不了多久，又將大批工人湧入——其中許多都是中國人，築起更多風能的「豐碑」。近十年前，當美中攜手推動《巴黎協定》通過時，世界曾迎來一段和諧共鳴的時刻。超過200個國家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暖化，氣候對話圍繞著共同願景、國際合作乃至全球治理展開。但這種各方合作的高峰狀態僅僅持續了不到三年，美國就在川普首屆任期內與中國打響貿易戰，中國開始確立其在清潔能源發展各關鍵領域的主導地位。「共享願景的感覺已經大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競爭的綠色能源治國時代，」倫敦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員薩姆·蓋爾說，「而這一點在中國的案例中尤為明顯。」中國將自身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描繪成對「生態文明」的關切，並有意識地推動這種承諾的全球化。習近平主席今年4月曾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會放緩。」然而，在所有看似利他的表象之下，中國轉向清潔能源同樣受到其自身對能源安全、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利益的需求所推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即將出版《中國的全球環保主義》(Chinese Global Environmentalism)一書的王立德指出，中國的綠色能源治國方略在全球關切與國家利益之間取得了平衡。他說，「中國摸索出了一套既與《巴黎協定》契合，又有助於達成所有這些國家安全目標的動態平衡。」如果這是一場全球競爭，當其中一方——美國——退賽時會發生什麼？通過逐步取消對太陽能、風能和電動車的稅收抵免和激勵措施，川普政府已經重創了計劃中的數百億美元清潔能源投資，而且讓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倒退數年、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時間。「嚴格從美中競爭的角度看，這是一記徹頭徹尾的昏招，」米利維爾塔表示。最鮮明的對比出現在8月底，美國政府叫停了羅德島海岸附近一個接近完工、造價40億美元的海上風電項目；而季風風電項目正是在那一天開始了商業運營。川普不僅僅是將清潔能源產業拱手讓給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同時還將氣候議題上的全球領導角色讓給了中國。在北京，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這是中國強化其綠色能源治國方略的絕佳時機。迄今為止，綠色技術的全球擴張主要由中國企業主導，它們尋找能夠消化其過剩產能的市場——而非出於政府構建軟實力的預謀戰略。而且，中國的大部分出口也只是設備銷售或建設服務，而非更深層次的技術轉移或製造經驗的分享。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將中國的影響力保持在商業而非政治領域是有益的。正如巴賽隆納國際事務中心的哈維爾·博拉斯所寫：「中國正在設法打造一種無需北京的笨拙宣傳的新型綠色軟實力。」但缺乏系統性的方式——可稱之為偶然的軟實力——並不足以推動世界的低碳轉型。2023年的一份聯合國報告清楚地指出了挑戰：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大約1.7萬億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才能朝氣候目標邁進，但前一年它們僅獲得了544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受這份報告激勵，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提出了一個清潔能源版的「馬歇爾計劃」。黃益平認為，只有中國具備填補這一缺口的專業能力、融資能力和生產能力。他寫道，通過分享這些工具，中國可以「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同時促進本國經濟，並加強其國際領導力」。打造一個「綠色版馬歇爾計劃」將是軟實力的終極體現，但北京似乎不願做出這樣的承諾。更糟糕的是，中國依然嚴重依賴煤炭和石油。據CREA的數據，自2015年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90%來自中國。儘管如此，查塔姆研究所的蓋爾表示，中國或可從小處著手獲益——例如出口廉價的太陽能熱水器等產品，這類設備在中國農村隨處可見。蓋爾說：「如果中國真的致力於軟實力，並推動南南氣候合作，理應大力向貧窮國家出口這些東西。」這「將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效益。然而最終落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光鮮時髦的現代項目」。他還說：「在軟實力方面，中國確實錯失了一個量級。」對於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國家來說，建立本土低碳產業是目標之一。「我從中國清潔能源技術的出口模式中並未看到宏大戰略的證據，」喬治城大學的劉易斯表示。「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低碳能源轉型中有巨大的機會發揮更大作用，不僅僅是出口太陽能、風能和其他技術，還可以幫助這些國家建立自己的綠色產業，並借鑒中國自身的綠色產業政策模式。」這一進程已開始自下而上地湧現。例如在肯亞，一家電動車分銷商據報導正從直接進口中國整車轉向在當地組裝同類車輛。此類雙贏合作既為當地創造就業、輸送技術甚至帶來利潤，又使中國製造商能夠更直接地切入充滿活力的新市場。但並非所有嘗試都能取得成功：在智利，兩家中國企業決定放棄在當地建設鋰電負極材料工廠的計劃，打擊了這個南美國家想要擺脫單純出口鋰原料的雄心。迄今為止與中國合作最成功的或許是巴西，它將於11月舉辦全球氣候峰會。即便在遭受美國懲罰性關稅打擊的情況下，巴西仍與中國企業達成了包括電動車工廠和風機組裝廠在內的多項協議。深陷債務的寮國並不具備向中國提要求的底氣。然而，就在今年春天季風風電項目最後一批風機安裝期間，據報導，寮國政府又與另一家中國企業簽署了14.5億美元新協議，由該公司牽頭建設一個1800兆瓦的清潔能源項目。即便背負沉重的對華債務——也許恰恰是因為如此——寮國作為能源出口國的角色絲毫沒有減弱跡象。距季風項目主營地僅1000多米的達多村座落在一處河灣邊。搖搖欲墜的木棧橋對岸，日常生活的儀式依然如常延續。某戶人家裡，六七名婦女正在照料母嬰二人，她們用草藥驅邪，又將經過加熱的布巾敷在產婦腹部。拐角處，一群男子與少年合力將一頭老水牛按倒在地，準備將其宰殺用於村宴。在這些傳統景象中亦夾雜著外來影響的痕跡：許多糧倉下方的支撐物是用美軍集束炸彈殼製成的。附近一棟現代兩層水泥樓正在施工，據稱房主是一名在中國電建找到了工作的村民。在附近達蘭村上方的山坡牧場，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歷史的印記。近處的牛群在坑坑窪窪的草坡上閑散踱步，悠然啃食青草，幾乎讓人忘了這些坑洞是50多年前美軍飛機投彈所留。光禿禿的山丘上，樹木和灌叢都是從彈坑裡長出來的。而越過這片瘡痍之地，一排排流線型的全新中國風機向遠方延伸，直至地平線。在這片風機陣列之下，坐落著32個村莊，約有1.7萬名居民，其中大約90%屬於少數民族達伶族人。施工期間，季風項目方疲於應對村民的各種不滿，從失去耕地到被一份項目影響報告稱為「環境神靈」受到的侵擾。達邦村的村民則對中國電建計劃在祖墳上方架設輸電線表示憤怒。在他們看來，那是安葬先人的聖地。根據博卡喬恩的說法，公司最終同意改變輸電線路的走向，以避免打擾村民所敬奉的祖先亡靈。通常，當外國承包商需要在村莊附近施工時，當地人都會舉行儀式。博卡喬恩說，公司為土地、樹木、收入和文化遺產的損失賠償總額達到130萬美元。對於這個耗資近十億美元的項目而言，這只是微不足道的支出。但對當地需求的細緻關照確實帶來一項重要成果：博卡喬恩稱，沒有一個家庭因為季風項目被強制搬遷。儘管風電場的到來令人不適應，但數百名村民在施工期找到了臨時工作，比如建築工人、廚師、保安或卡車司機。其中卡車司機的工資最高，一名村民說，月薪超過200美元，是當地平均水平的好幾倍。但4月中國電建安裝完最後一批風機後，多數崗位隨之消失。鮮有村民具備足夠教育背景或技能勝任運營崗位，不過博卡喬恩表示，季風項目仍僱傭著120名村民，從事森林保護到社區關係等各類工作。項目每年撥備逾百萬美元設立社區發展基金，幾乎成為該地區的一個微型政府，提供獎學金，教授當地人咖啡種植技術，並為最偏遠、未接入電網的村莊提供太陽能組件。公司甚至將其主營地改造為社區培訓中心。儘管如此，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當地人並沒有從這片佔據他們土地的風電場獲得哪怕一度電。在靠近公路的一個露天便利店裡，一位二十齣頭、光著腳的年輕女子正在照看家裡的生意，顧客們坐在啤酒箱搭成的木桌旁。被問及季風項目是否給村莊帶來變化時，她指向隔壁那幢破舊的木屋：「商店原來在那兒，」她說，「但生意不錯，所以我們蓋了這個新店。」這座新建的水泥屋刷了白牆，鋪了塑料地板，還添置了新的冰箱冷櫃。中國工人常常在上下工的路上順便光顧——「他們只買百事可樂和糖果，」她說——但真正讓生意興旺起來的是本地村民，其中許多人是第一次拿到現金工資的自給農戶。隨著三輛巨型卡車轟隆隆駛過，所有交談戛然而止。卡車載著從附近礦山開採的鋁土礦，目的地是越南，最終送往中國。隨後駛來一輛中國電建的SUV，一輛掛著挪威援助組織標識和美國國旗貼紙的豐田蘭德酷路澤緊隨其後。車上坐著排雷專家——在最後一枚美軍炸彈落下50多年後，他們仍在勘察這片土地上的未爆彈。他們的工作短期內是不可能完成了，因為資助此類行動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項目今年已被取消。這位年輕女子的抱負遠不止在古老的胡志明小道上經營家裡的鋪子。作為家族的首位大學生，也是當地極少數的大學生之一，她趁假期回鄉幫父母看店。她表示畢業後可能離開村莊，前往多征這樣的大城鎮或更遠的塞貢市工作。不過，就眼下而言，她有一個更簡單的願望。接觸到一些中國工程師，看到中國電建如何把最前沿的技術帶進這片未開發的高地後，她萌生了學習中文的興趣。中國廉價太陽能如何改變了非洲 2025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SOMINI SENGUPTA, GULSHAN KHAN 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幾年前，開普敦牙醫伊斯梅特·布利遇到了一個嚴重問題。預約患者來了，卻發現停電了。沒有電就意味著無法拍X光片、無法補牙、無法進行根管治療。「我根本無法工作，」布利醫生說。像布利醫生這樣的南非人找到了解決多年來困擾發展中國家電力短缺問題的辦法。由於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價格迅速下降，他們現在從太陽中獲取電力。這些不再是早期那種在農村社區為一個燈泡或電視機供電的老式小型太陽能燈。今天，太陽能和電池系統已廣泛應用於各類企業——汽車工廠和酒莊、金礦和購物中心。它們正在改變非洲最大經濟體中的日常生活、貿易和工業。這一變化以驚人的速度發生。太陽能從2019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大約佔南非發電容量的10%。南非人不再完全依賴定義了全世界一個多世紀以來電力獲取方式的巨型燃煤電廠。這迫使該國本已陷入困境的電力公用事業公司重新思考其業務，因為收入正在蒸發。開普敦「可持續能源非洲」組織的項目經理喬爾·納納稱這是「自下而上的運動」，旨在解決一個困擾數代人的難題。「破敗的系統意味著電力不可靠、昂貴，或者根本沒有電，」他說。「我們一直生活在這種狀況中。」南非的這番景象正在非洲各地出現。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引領世界的雄心。過去十年中，美國加大了化石燃料出口，中國則專注於主導可再生能源。今天，全世界的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大部分都由中國公司生產，以至於它們正在大幅降價，並拚命尋找買家。關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它們在美國和歐洲的發展，但在非洲，它們找到巨大的新市場，那裡大約有6億人缺乏可靠電力供應。根據英國能源追蹤組織Ember對2025年前10個月中國出口數據的分析，整個大陸從中國的太陽能進口量上升了50%，延續了這一趨勢。南非是中國太陽能產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但並非唯一。塞拉利昂進口的太陽能發電設備規模已超其現有總發電容量的一半，乍得的進口量也接近半數。中國將從中獲益良多。不僅是新市場，還有新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企業不只是出口產品。國有電力企業中國電建還在南非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建設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電站。目前，中國還在競標南非國有電力公司Eskom的合同，計劃新建1.4萬公里的輸電線路，這是南非在全國範圍內調配日益增長的太陽能電力所急需的基礎設施。「我們顯然無力承擔這筆費用，」南非電力與能源部副部長薩曼莎·格雷厄姆-馬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