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糖，这可是个好东西。万一在野外被困遇险，它可是身体最容易吸收的能量。在身体极度疲劳的时候，吃上一口，也能很快得到缓解。所以我们在去户外的时候呢，都会或多或少的在包里准备一点。它呢几乎没有保质期，只要⋯⋯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送交者: 桦树于 2021-11-02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桦树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从洛杉矶回国，乘坐凌晨一点的国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站在登机口。突然，广播通知，飞机上的一个小灯灭了，由于找不到原厂配件，所以飞机停飞。我的天，竟然有这种事情！深更半夜，几百个乘客走东撞西，呼啦啦跟着跑到这边，又呼啦啦跟着绕到那边，惊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 “去拿行李。”于是跑到堆积着涌出的传送带上寻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随即又是排队，男女老幼黑压压地像呆鹅一般, 排在不朝前移动的队伍里。极度疲乏委顿的一张张脸，没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个时辰，终于把太阳等了出来，天际线一抹光明。忍无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柜台，问工作人员如何改签最简单？她拿过我的护照和机票仔细看了看，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样的航班，现在就给你定好同样位子。我点头同意，然后叫了出租车离开。夜里，又返回机场，重复了前一晚的活动，检票，过安检，到休息室喝咖啡……,但这次终于上了飞机。我走进机舱，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种型号的飞机所有的位子都是双人的，我则习惯坐单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边靠过道的座位上已经有人，是个长相斯文，外表五六十岁的美国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来，帮我把手提箱放进上方的行李舱，并让我进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谢，双方无话。这番折腾令我疲乏至极，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镇静剂，并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后就面朝里面，试着蒙头睡去。没多久，我醒了，睁开眼，发现旁边的男人在读书，他开的是阅读小灯，还用枕头把射到我这边的微弱光线挡住，很少有这么细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体，转头看了看他，问：“去北京吗？” 他点头说是。 “第一次？” 他笑了。“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惊叹道。“做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 “医疗设备。” “那可是热门生意，不过你看起来不像个商人。” 我有点调侃地说。他笑了。“我是个医生，脑外科手术医生。” “啊，肃然起敬。” 没话找话，我又说：“我也曾经认识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哈佛毕业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丝狡黠，我突然觉得熟悉，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怔了一下。 “哈佛毕业的脑外科医生我也许认识。”他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凑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远一点，仔细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劲儿眨了眨眼睛，去皮包里找到眼镜儿戴上。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医学院毕业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我呆住了，惊得心脏都要蹦了出来。我转过头，无顾忌地凝神盯着他。蓝眼睛，没错，金发，没错。不同的只是……, 脸上的皱纹。岁月无情，惆怅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时也微笑犹疑地转头看我。“怎么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没事儿。”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你肯定认识他，因为他就是你。” 剧本的伏笔 1991年，我参与创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太平洋世纪》，该片获得了当年的艾美奖，制作人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得者亚历克斯吉布尼。影片刚刚杀青之际，制片人亚历克斯问我：“你知道比尔·莫耶斯吗？ “哦，当然！”我答道。“美国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电视评论家。” “我向他推荐了你，他要为PBS（美国公共电视台）拍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电视系列片，剧组急着要见你。”亚历克斯说。第二天，我就飞到了波士顿，住在这部即将要拍摄的片子的制片人艾丽丝女士的家。记得当地天气闷热潮湿，艾丽丝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世界各个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节目。艾丽丝说，和别的组员约好了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吃晚餐。艾丽丝开车在很窄的街道上绕来绕去，好不容易停下车来，停车费比洛杉矶的还要昂贵。我们走进一家灯光很暗的讲究西餐馆儿，看见两位穿着正式的男士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绍了一番。稍高一点儿的男士名叫大卫，是个犹太人，外形特征很明显，绅士派头十足，小胡子修剪得精美。大卫是哈佛医院的医生，也是我们要拍的纪录片的医学顾问，他曾研究中医，多次去过中国。接着，大卫介绍了他的同伴：约翰艾德勒，脑神经外科的手术医师，曾是他哈佛医学院的同学。约翰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洁净，长相非常聪敏，类似小说里的哈利波特。他说话机智幽默，常常引得我们发笑。艾丽丝简单讲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摄计划，她派我提前两周去中国做筹备工作，我和大卫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单位，医生和病人，还有拍摄地点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闲谈时我问约翰去过中国吗？他摇头。但他又马上说他的祖父曾在遥远的年代跟遥远的中国做过生意。大卫笑着调侃说：“约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绝对是个梦想家！” 约翰有点羞涩的样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闪，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讥。从我旁观者的眼光看，他们是竞争者。这就是我跟约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见面，乏善可陈，他和我们要拍的片子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偶尔参加了我们的晚餐。尽管离开时，大家都客气地说，一定后会有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竟然在飞机上重逢，如同电影中的情节。我觉得好笑，又有点怅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时不时来点这种，调节生活的乏味。梦想家的逻辑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尽管这算不上什么奇缘，但足以令我们二人激动兴奋了一阵。他说难怪觉得我很面熟儿，但不敢冒昧询问，因为亚洲人看起来很相似，就像在中国人眼里的老外，长得都一样。他还一再地告诉，当年在PBS看了我们的片子，记忆犹新，非常喜欢，内容比我还熟悉。他谈比尔莫耶斯，谈大卫……, 我打断了他，说如果昨晚的飞机飞走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巧遇，飞机不飞，估计就是为了这冥冥中的缘分。平静下来后，我问他，大卫曾说你是个梦想家，梦想实现了吗？他微忖了一下，笃定地轻轻点点头。“快实现了。” 他告诉我这几十年来，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发明了一种射波刀，已经试验成功了，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治疗上百万的病人。他还用此机器人给史蒂夫乔布斯做过成功的手术，延长了他几年的生命。我请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说：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术，换句话说，就是动同样的手术但不需要切开病人的身体，用射线切除体内恶性和良性的肿瘤。手术时间短暂，无痛苦，安全性远超出传统手术，且没有恢复期，做完手术病人立刻复原。他最近还发明了专门做脑部手术的机器人ZAP-X，第一台安装在美国，第二台安装在了中国北京的301医院，已经马上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临床试验。他频繁去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演示，讲课，培训及一切有关的事项。他又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脑外科手术，人脑的精密使得手术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ZAP-X就是专门为治疗颈部以上的脑肿瘤发明的，此机器人极精准，由电脑控制，比他过去的射波刀在技术上有了质的提高，设备体积小，容易安装，价钱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设备，是本世纪医学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说：“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脑肿瘤不用再开颅了？” 他点头。 “真的吗？”我又问。他笑了，又点头。“真的。” “你太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来中国？”我有点激动。 “因为中国的脑肿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区，比如中国的东北，脑瘤发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经有个非常好的员工，想起来就让我很难过。他少年时住在东北，后来患了脑胶质瘤，动完手术大夫都没有把他的脑壳合上，为了下一次复发时再度手术。后来他过世了。”我说。约翰说：“99.9%的病人还不知道ZAP-X，目前这是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需要一个宣传和教育的过程，需要时间，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扯无数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将改变固有的医疗生态链，这是最难的，因为无数医患间的利益尽在其中。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人类医学的方向，就像是电脑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亚马逊会改变实体店，奈非会改变好莱坞院线。” 他拿出手机，找出了ZAP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台非常梦幻闪着深邃紫光的半圆形设备，照片里设备的旁边还站着四个人，有当年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艾德勒，郭台铭和软银的孙正义。我惊叹地说：“ZAP看着很漂亮啊，你是如何发明的？太不可思议了！” “ZAP绝对性感，她很性感。”约翰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爱人。他很平和地接着说：“开始时只是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从ABC的第一笔做起，一点一点，一步又一步，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就是这样。嗯，梦想……,一年救治 400万个病人，那就是我的梦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说些什么，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清晨5点50分，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分开前我俩互加了微信，留了电话号码，彼此叮嘱不要再断了联系。我看见有人举牌来机场接他，他走到出口时还回头跟我挥了挥手。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在公司开会，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约翰发过来的，他说他在首都机场等飞机，晚上飞回美国硅谷。我回复说你的节奏也太快了吧，我还准备倒完时差，请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鸭呢。中产阶级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联网上查看约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来是个名人。约翰艾德勒，他不仅是顶尖的脑神经外科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射波刀机器人的发明家，是美国《 Cureus》医学科学杂志的主编，是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他还永远努力渴望做一个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职位，觉得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总是好奇，人类历史上这些天才们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连做好一件小事都觉得困难，可你看看他们：达芬奇，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数学家，解刨学家，甚至还会造大炮打仗。再看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不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更过分的是那些跟咱们同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乔布斯和马斯克们，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们这些奇人中的一个。不过，艾德勒没有那么遥远，他触手可及，你问什么简单幼稚的医学的问题，他都会迅速地回复你。当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写的一篇案例文章，讲述了他发明射波刀的过程，仔细读完，被深深地触动。，他的研发过程一直短缺资金，四处筹钱，不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还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钱包。无数次地面对失败，面对冷落，面对承诺的背叛，更甚之的还有被羞辱，被他人称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没有放弃，一生一世地坚持，真是有铁一般的意志。文章里总结的那些教训和反省文字，读来令人莞尔，但也有点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诚实： * 创业时不可能做好所有的准备，冒险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坏事。 * 尽管机会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运气更重要。 * 当生活给你柠檬时，你就挤柠檬水。 * 不要低估三个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无权选择，但要提防失去价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 时间不会等待。 * 坚持你的所爱。后来我和约翰常常隔着大山大海地在空气中聊几句。我说读了他的段子，让我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华说服他们，就尽量混过去”。说完，我乐，他也乐。他说富兰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学时，他曾获得富兰克林奖学金。他还说，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全凭个人努力考进了哈佛大学。从年轻时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仔细地多遍地研读过富兰克林理论，老实说，觉得特小儿科。他的那些穷查理格言就类似是中国给孩子读的三字经：“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之类的人伦义理，跟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一摸一样，是普世的。他说的都是绝对实用主义的大白话，让中产阶级通过勤俭，奋斗，诚实，帮助他人，算小账，赚钱，致富，从而进入精英阶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惧威权，相信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非固化。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两部分不同人组成，一部分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有世袭背景的上流社会，另一部分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或财富而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员。过去两三百年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嘲讽后者庸俗化的美国佬新形象，这些中产阶级学会了精英们高雅的谈吐举止，也保留着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我是一个学艺术，并受浪漫主义影响极深的人，从很小的年龄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贵呼唤，所以富兰克林这种缺乏激情，过于平淡，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精打细算的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的哲学，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可你敢说这些智慧超凡的科学家，政治家们不够深沉吗？尽管他们的价值观简单到了令人感觉是世俗的肤浅，哪里比得上咱们中国文化里诸多夫子们那些高深和话中有话的奥秘，更谈不上去比较欧洲哲学思潮中各种精湛崇高的理论了。然而，就是这种具有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朴素实用主义被推崇备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国精神。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本色，双脚牢牢地踩在地上。他们少了贵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对待社会问题开明灵活，尊崇努力和奉献精神。就像很多好莱坞大片里刻画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小小老百姓，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嘴里不会说大道理，更不高贵，他们低调，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种危难中，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释放人性的光辉，随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会漫无边际…… 总之，是约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医生的责任 2020年疫情期间，我被困在洛杉矶哪里都去不了，约翰说他也被困在了硅谷，每天担忧北京的ZAP。他邀请我去亲眼看看他的设备，于是我打完了疫苗就开车6个小时去了北加州湾区。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达了ZAP公司。约翰先带着我参观了各个部门，我看到的都是专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我熟悉的电影公司差别巨大。我还见到几位中国员工，其中跟我交谈的一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释了很多原理。最后，我亲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设备ZAP-X，令人惊艳，很神奇的感觉。约翰和我在设备的旁边留了影，我俩儿都还戴着口罩。之后，他说出去走走，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湾散步。我说你已经是这么著名的医生了，收入这么高，你是为了钱吗？为何劳民伤财给自己找这个一辈子的麻烦？他说常人很难理解脑科手术大夫每天要面对的，那时常是生与死的选择，他经历的最大快乐是看着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们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哭得比逝者的亲人们还要伤心，无法自已，家属们反而不断地安慰他。他说：“我无数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中美关系这么差，你把最好的设备带去中国难道就不怕美国人恨你？中国人也同样会恨你。” 约翰愣了一下。“我是医生，我的第一责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认识不认识，对我来说都一样的。而且，中美只是竞争伙伴，不应该愚蠢地相互仇视。”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怎么这么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和金钱荣誉无关，也是对至今没有得到最佳治疗的数百万癌症患者的责任。我统计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万的肿瘤患者，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确实觉得我有责任。”他很轻声地说。有人被封为英雄是因为他杀死了多少敌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敌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吗？我的脑海里倏地闪过这个念头。 “我是个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愿选择这么难的事，但我不做就没人会去做。没办法，命里注定的，无法推卸。实在太累了。”他又说。我问：“谁是ZAP公司的投资人？” “A和B轮投资人是郭台铭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点吃惊。“坊间对郭台铭的负面新闻消息颇多，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专横跋扈，贪婪无情的资本家。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顿了一下，“郭台铭是少数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有钱人，也许他表面上不那么温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只追逐更快地获得更多的金钱，并不觉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们随时会违背承诺。” 他接着说：“我认为富人对社会有付出的责任，获得大量金钱的人，需要真诚地付出，否则就没有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与延续。” “同意，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当代人也许就看不到今天的米开朗基罗。” 我点头。此时，我对郭台铭举手加额。那天有微风，海岸边开着艳黄色的加利福尼亚的罂粟州花，细细的花杆被风吹得摇弋，那动感愈发显得漂亮。我们沉默地走，各自想着心事。约翰看我盯着那些花儿看，紧张地说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规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里好笑。最后，我说：“我帮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来。“你又能帮什么？” 是啊，我又能帮什么。我既不是有钱人，投资商，也不是科学家，工程师，说到底，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声：“不知道……” 是的，我无法为他做什么，但他却有可能帮助我们。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咱们的家人，朋友，同学，亲戚，老师……,不幸罹患了肿瘤，而又到了束手无措时，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的希望。所以，请记住这个名字：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于洛杉矶

🌷🌷Fwd: 一個感人至深的真實故事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乾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回放……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蒋家奶奶神色紧张地赶过来，跟正在刨花生的养父耳语了几句。养父听后，连忙扔下锄头，将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夹在腰边带回了家。当晚，便和养母急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出门了。我稀里糊涂跟着养父母到了东莞，整整5年，养父母连春节都没有回去过。因为年幼，我对全家这次奇怪的迁徙并不在意。但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乡从老家过来，养父母就会紧张地拉着人家打听什么。我小学四年级时，养母不幸遭遇车祸丧生。她去世后，养父一个人实在无法又上班又照顾我，只好重新带着我回到了文村。没有养母操持家务的日子，养父既当爹又当妈，他每天忙完地里的农活，又匆匆赶回家给我做饭。晚上，我趴在家里最亮堂的桌边做作业，养父在旁边就着昏暗的灯光帮我补衣服、缝袜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着钢针，笨手笨脚，不是把袖子连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缝到了衣服里边，手指还经常被针扎出了血。看到养父为我忙里忙外，我过意不去，要学着做家务。养父却毫不犹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读你的书，这些活儿爸干得了。”养父最骄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每当我考了100分，他总是笑得无比舒心，脸上的皱褶也舒展开来。看上去苍老的养父其实才40多岁，正值壮年，不少人劝他再找个女人一起过日子，但养父一概回绝了。有一天，邻居李叔叔来找养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间做作业。两人大概喝多了，声音也大了起来。李叔叔给养父介绍邻村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养父不同意。他说：“多两个人得多添两张嘴，我哪里养得活？”李叔叔说：“可你需要个女人呀！不行让慧慧别读书了，女孩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养父的语气陡然加重了：“那怎么行？慧慧这孩子聪明，是个读书的料，不能耽误在我手上。” 李叔叔带着醉意说：“我知道，你是觉得对不起慧慧她亲爸亲妈，早知道当年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把孩子还给他们，这样你和丽平也不会跑出去打工，丽平也不至于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话让我的脑袋轰地一声，儿时片断驳杂的记忆、村民们平时对我的窃窃私语、还有那次奇怪的举家迁徙顿时在我脑海中连缀起来…… 我连哭带喊的追问把养父的酒吓醒了，他不得不告诉我：8年前，一直没有生育和他和养母从外地一个人贩子手中，以2000元的价格把我买了下来。我5岁那年，我的亲生父母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蒋家奶奶发现后，赶紧报告了养父。于是，他和养母带着我连夜逃到了东莞…… 这一切让11岁的我无法承受。我哭着冲出门，把养父的呼唤抛在身后。两天后，养父从一个树洞里找到了又冷又饿的我。他的脸上写满自责，不知是责备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还是责备自己不该告诉我这个秘密。 02 我与养父之间从此竖起了一道高墙。一想到他付出了区区2000元钱，便把我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让我和他们都饱尝亲情流离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齿。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机会重新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时，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来！我在日记中尽情渲泄着自己的情绪，养父在我笔下成了一个残暴、无知、可怕的暴君…… 我无数次在梦中想像亲生父母的样子，并开始有意向村里人探听我的身世。或许因为事情已过去多年，村里人不再顾忌，他们说我的父母带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识分子。想到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我心里便涌起深深的悲哀。因为内心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变得沉默寡言，还总是无缘无故地朝养父发脾气。明知家里的经济捉襟见肘，可我却故意嚷着一会要吃烧鸡，一会要喝可乐。为了博得我的高兴，养父总是会从兜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无条件地满足我的无理要求。我再也没有叫养父一声“爸爸”，把所有的苦闷和怨恨都发泄到了书本上。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听说可以在校住读，我暗自高兴。但正因为如此，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水涨船高，养父靠种地的收入明显不够。为了让我能读上书，养父去了邻村一个沥青加工厂熬制沥青。这个活儿又脏又累，危险性也大，一般没人愿意干，但养父愿意。可是，每次他浑身带着刺鼻的沥青气味回家时，我总是嫌恶地躲开。我每次周末回家，都是养父最高兴的时刻。他兴奋地跑前跑后，把我最爱吃的凉粉、炒豌豆一样样端出来，小心翼翼地守着我吃完，脸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对他这种近乎谦卑的殷勤却并不领情。有一天，我从外面回家，正看到养父拿着我那份得满分的试卷，得意地给邻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抢过来，没好气地说：“以后别乱翻我书包！”养父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脸一下子红了。 12岁那年，邻居李叔叔的妻子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了女孩子的卫生用品，还给我讲了一些生理常识。当得知是养父让她来的时，我觉得又羞又恼，为此又好几天不与他说话。 2007年，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衡阳市最好的高中——衡南县一中。其实，很多人都劝养父别再让我读书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个拐来的女儿，能嫁人生子，帮着养老送终就行了，何必赔上老本？甚至有人对养父说：“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飞跑了？”可养父什么也没说，不声不响地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还又找了一份分拣医疗垃圾的辛苦活儿…… 养父不知道，我学习如此努力，就是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学，彻底离开他。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将毕业时，我的亲生父母来了！从学校到家，3个小时的路程在这天却显得那么漫长。我冲进家门，一对穿着打扮都很体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来。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饱满的额头和白晰的皮肤与那个中年女子如出一辙。她走过来，轻轻拉起我的衣领，看到我颈后的一块椭圆形胎记，便紧紧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妈妈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违的温暖和踏实，在她的怀里泪雨滂沱。父亲从黑色皮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塞进养父手中说：“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欣欣的养育，我们想今天就带她走，她的户口和转学手续我们会替她办的。”养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亲手中，嗫嚅着说：“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们给我留个地址。”父亲犹豫了一会儿，便写给了他。养父转过头来对我说：“闺女，你在这个家受委屈了…… 回去后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没有理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家。 03 11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个教师小区，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一名护士，我还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名字：施雨欣。从与父母的交流中，关于我的片断渐渐被拼凑得完整：3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出门买菜，一眨眼我就不见了。母亲急得发疯，只好报了案。两年后，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动中，一个人贩子落网，从他的供述中，民警了解到我可能被卖到了湖南衡阳，并告知了我的父母。他们不辞辛苦地在衡阳的每一个县市寻找，终于听说文村有人收养了一个与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可当他们赶到文村时，就被蒋家奶奶发觉了，她认为养父出了钱，孩子就该归他，于是便通风报信，养父和养母带着我落荒而逃。虽然没能找到我，但父亲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塞进了养父的老屋里，从此后就再也没有换过电话。从东莞回到文村后，养父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字条和电话，便把它们藏了起来。 2010年3月的一天，父亲居然接到了养父打来的电话，于是，我们一家终于得以团圆。得知是养父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许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留住我了？或许他希望亲生父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无暇揣测养父真实的意图，只顾贪婪地享受着错失了15年的亲情。母亲给我买了各式各样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红色的睡裙，还拥有了安静整洁的小卧室。我把从养父那里穿来的寒碜衣服统统扔进了垃圾箱，同时把对文村，对养父的记忆努力删除。我回家没多久，就收到来自衡阳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晒干的枇杷核。我从小患有支气管炎，一到换季就咳嗽，养父带我找过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后来一个老中医用野生枇杷核晒干后煮水给我喝，非常有效，于是每年养父都会到处寻找野生枇杷。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进了垃圾箱，因为我已经有了母亲从医院开回来的进口止咳药，不再需要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父亲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学插班读高三，我优异的成绩让他们大跌眼镜。得知文村的女孩从没有一个能初中毕业时，母亲感慨地对父亲说：“欣欣在这一点上还很幸运的，她的养父没耽误她。”父亲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难怪他反复叮嘱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学校读书。”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绩顺利考入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2014年，我从川大毕业，并申请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相同专业的全额奖学金。当飞机冲上蓝天时，我知道，自己崭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开…… 我很快适应了伯克利大学的生活。在图书馆查资料、在实验室写报告、周末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乘“灰狗”长途汽车四处旅行，日子紧张而充实。 2015年4月，我还收获了自己的初恋，男友是与我同一个课题组的英国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与史蒂芬同时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书，我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带着史蒂芬回到南昌。得知我带回个“洋女婿”，而且俩人都是名校硕士，四邻八舍都涌往我家，在一片祝贺和艳羡声中，我有种扬眉吐气、脱胎换骨之感，父亲和母亲热情地招待着来客，眉眼之间洋溢着骄傲和舒心。就在这种无比欢快的气氛中，我听到了关于养父的噩耗。 04 养父的噩耗来自我的老同学肖远平，他是文村唯一与我一同读到高中的同学，现在南昌工作。听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们在海外的见闻以及工作和学习情况后，肖远平突然说起：“你父亲……呃，你养父听说病得不轻，好像是皮肤癌。”肖远平的话在我心上落下一记重锤。养父，这是一个被我抗拒和禁锢了多少年的词。我顿时想起，在沥青厂打工的养父身上那刺鼻的气味，分拣医疗垃圾的他，手指经常被刺破，红肿溃烂，很久都不能愈合。他患上皮肤癌，很难说与这些没有关系。肖远平说，自从我走后，养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把家里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拣出来，最甜的红薯干一片片挑出来，或是四处寻找野生枇杷。现在的野生枇杷越来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时，他失足从山崖上坠落，摔坏了腰椎，本来就弯的腰现在更弯了…… 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涌上心头：养父挣来的血汗钱几乎都用于给我上学、买书，可我对他却没有一天好脸色；他拼了命给我摘来的枇杷核，却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心里难过极了，突然觉得自己很可耻。那天我像发了疯一样，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远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晚上做了很多梦，在文村与养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进入我的梦境。原来我刻意封存这些记忆，一刻也不曾离开我的脑海。不知睡了多久，我终于从梦中醒来。眼光触及之处，竟是卧室柜顶上，父亲给我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包裹。我不在家这些年，养父仍然坚持不懈给我寄东西，每个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迹。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着他精心挑选的花生和红薯干，而且按时喝枇杷水。想像着养父寄出这些包裹时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发抖了！如果他知道，这些凝聚着他血汗的珍贵礼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的柜顶发芽、长霉，他该有多么伤心！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竟然误读和忽略了养父多少真切朴实的爱：纵然他从人贩子手里买下我的行为是违法的，纵然他带着我逃离我父母的追寻是自私的，但这么多年来他给我的父爱卑微深沉，丝毫不比我的亲生父亲逊色！面对拿自己的一切来爱我的养父，我对他的怨恨是多么无知而冷漠！想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养父患病的事告诉了父母，并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惊，连忙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与史蒂芬一起踏上了开往衡阳的火车。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经历讲给史蒂芬听，他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我美丽的中国姑娘，没想到你有这样曲折的经历，我很佩服你的养父，让我们一起为他做点什么吧！”我点点头，心已经飞往久违的文村…… 6年过去，养父的土坯房更加破败了。养父坐在门前矮凳上打盹，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皱纹，精神萎靡不振。当我轻轻唤了他一声，他睁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没有做梦吧？”我向他介绍了史蒂芬，养父手忙脚乱地给他拿凳子、倒茶，然后拉着我的双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好像生怕他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我发现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块，边缘已经红肿溃烂。我心痛极了，要捋起养父的袖子仔细查看他的病情。可他却急忙把手缩进袖子里，不安地说：“慧慧，吓着你了吧？你放心，医生说这不传染的。”在我的面前，养父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可他的爱却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是那样鲜艳、夺目。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养父，哽咽着说：“爸，对不起！” 05 我当晚给父亲打去电话，想将养父带到江西治病。父亲沉默良久，缓缓说：“孩子，我和你妈妈也曾经怨恨过你的养父，毕竟他让我们苦苦多找了你12年。但这些年，我们在你身上渐渐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惊讶的优秀特质，也意识到你能遇到这样的养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也看出你对养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谅他，但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们很高兴，你终于懂得了感恩。所以，爸爸妈妈郑重表示：支持你的决定！”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放下了全部顾虑，我第二天就带着养父踏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在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复查结果更不乐观——恶性黑色素瘤，已经发展到中晚期，局部扩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手术。我不敢有半点怠慢，把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节省下来的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5万元积蓄全部取了出来。 7月13日，养父进行了手术，切除了病灶部位，但为了彻底清除体内癌细胞，养父还有漫长的化疗过程。进行了2期化疗后，养父体内的癌细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一丝冷风都能使他再次发烧、昏迷。医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药物都不能实现靶向治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人体自身的健康细胞。对于复发程度非常高的恶性黑色素瘤，手术的预后并不理想。我失声问道：“最长能有多长时间？”医生遗憾地回答我：“五年。” 养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后，他努力地笑笑，哑着嗓子说：“闺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这么漂亮的房间里。”我强忍眼泪，握住养父干枯的手，恨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却对他的病无能为力。暑期就要结束，导师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时高昂的医药费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养父对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为难，我的父母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们打算把养父接到家里，负担他的医药费，并照顾他的生活。养父握着父亲的手，惭愧、感激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却诚挚地说：“我们还要谢谢你，帮我们培养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儿。”多年来的隔阂终于冰释，浓浓的亲情包围了每一个人。回到美国后，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课余不懈地寻找治疗皮肤癌的方法。我了解到，旧金山大学医学中心曾用自身病毒制成的疫苗进行皮下注射，效果并不明显；而德国一家医院采用干扰素治疗，其副作用几乎与放疗化疗相同。 2016年9月，我终于发现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sakai研究室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抗癌药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药，实现药物全程监控和定向释放。一旦找到这种材料，就能很好解决药物无法直达患处的难题，大大减少抗癌药的副作用。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种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肤癌患者。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吗？如果我能亲自参与这项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养父吗？这一想法让我热血沸腾。但史蒂芬却提醒我：sakai研究室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仪器，积聚着来自医学、器械、材料、化学等各学科顶尖人才，他们能否接受我的申请，还很难说。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也非常难，拿到博士学位说不定要花费五年、八年、甚至十年。史蒂芬说得没错，选择去日本，就意味着放弃我在美国的学术坦途。而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我和史蒂芬的爱情也面临考验。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必须作出选择。经过三天三夜痛苦的挣扎，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因为我和史蒂芬还年轻，未来还有许多选择，而对养父来说，这也许是我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后一博。我找到导师，把自己面临的困境讲给他听，并为不能继续读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没想到，导师听了我的话后，不但愿意放我走，还破天荒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有了这封份量很重的推荐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请顺利获批。收到邀请函的那一天，我兴奋地给养父打了越洋电话，我知道他根本听不懂我的专业术语，但他肯定听懂了，这个曾经叛逆的女儿要救他。他哽咽地说：“闺女，谢谢你……爸有你，真是福气。” 有了养父的病作为动力，我到sakai研究室报到后，就准备大干一场。但困难却来了：这个综合研究团队根本没有导师指导，所谓研究，就是各个专业的精英自行组合，研究成果经过整合后定期公布在网上，共同推动项目的推进。整个项目的公共资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一群专门做小白鼠手术的实验员。作为新人，我根本不会使用这些仪器，也没有固定合作的实验员。养父的时间不多，我只能靠自己。凭着一本日文辞典，我苦苦研究这堆陌生的仪器。好在我足够努力，两个月后，就掌握了设备使用方法。于是，我开始尝试寻找一些能发光的材料来包裹药物,这样药物就能在进入体内后做到全程监控，定向释放，减少对身体的副作用。这种设想其实早就有人实验过，但每次小白鼠试验做出来的数据总是不稳定。我通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坚信发光体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术娴熟的实验员来配合我。为此，我找到了苏珊，她是实验室最棒的小白鼠手术专家，无数顶尖成果的白鼠实验都是出自她之手。一听要做发光体材料实验，苏珊就表示了反对。她说：“研究室的许多人都尝试过这种材料，他们都没有成功，我不愿意浪费宝贵的实验资源。我想你应该挑选一种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写一篇不错的学术论文。 ”我告诉苏珊，我来研究室，不是为了一纸博士文凭，更不是为了发表光彩照人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万里之外一个病床上的老人——我的养父。听我讲了我与养父的故事后，苏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动地说：“施，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开始吧！” 令我感动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这个时候也申请加入了sakai研究室，并成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2016年12月，寻找发光体材料的庞大实验工程启动了。我和史蒂芬先后试验了一千多种材料，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我不时给养父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干得不错，他说他身体也好多了。母亲私下告诉我，养父的身体情况其实并不好，只是为了怕给我增加压力才强颜欢笑。原来我和养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陡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或许上天也在眷顾我多灾多难的养父，2017年11月23日，一种能发光的高分子纳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实验成功了！在显微镜下，我们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药包裹成直径仅有几十纳米的颗粒，注射到小白鼠体内。我们从仪器中清晰地看到，这种能发光的高分子微胞进入血液后，药物运行到癌变部位时就从血管渗出，滞留在癌细胞附近，连续发挥药力。 24小时后，癌细胞有了明显减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没有明显变化。为了保险起见，同样的实验又在不同的200组小白鼠个体上，进行多轮循环实验，效果仍然十分理想。这意味着：一种极具临床意义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将产生！我与史蒂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我知道：养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无菌服，跑出去打电话。当我的父母和养父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养父泣不成声，只会不断地说：“闺女，谢谢你。” 2017年12月，我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CELL》杂志上。这项研究成果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但我来不及考虑这项研究成果能为自己带来多少荣誉和奖金，我只有一个念头：尽快让养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负责的这个项目通过了sakai研究室的论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需要征集皮肤癌志愿者进行试验，我当即替养父报了名。 2月12日，我把养父接到了日本。经过无数次放疗、化疗，养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当我与助手一起，把已经处理好的实验用生物制剂缓缓推进养父的血管时，内心仍有一丝不安，生怕实验出现什么意外。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没有发生，抗癌药物按照我们预期的效果，在养父身体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应。通过72小时不间断地监测，养父身体中癌细胞数量下降了20%，正常细胞对抗癌药物的反应不明显。这就意味着：养父向完全康复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接下来再有几个疗程，将有希望完全清除体内的癌细胞！养父安宁地睡在病床上，我静静地守在他身边，一如当年我生病时，他夜以继日地守望着我。望着他饱经沧桑的面容，我的泪水潸然而下。或许，养父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来成就我：他的精心呵护培养，让我这个“被拐来的女孩”获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我对他的怨恨，成了奋发读书的动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发了我挑战世界性难题的勇气，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医学高峰！养父就是故乡那黑黑的泥土啊，卑微而渺小，可他的身上却能站起巍巍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