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
吳友琦弟兄的見證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
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
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
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
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
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
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
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
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
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
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
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
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
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
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
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
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
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
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
當時他寫了一首詩:
哭千聲,喚千聲,
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
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
橫報告,豎要求,
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
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
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
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