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長灘有自己的房子，如果你想去度假，那麼你可以在我在美國的住所裡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向你保證那會很有趣。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夢想家的邏輯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後來他過世了。我說。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中產階級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約翰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於洛杉磯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送交者: 桦树于 2021-11-02 我的朋友 - 约翰艾德勒桦树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从洛杉矶回国，乘坐凌晨一点的国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站在登机口。突然，广播通知，飞机上的一个小灯灭了，由于找不到原厂配件，所以飞机停飞。我的天，竟然有这种事情！深更半夜，几百个乘客走东撞西，呼啦啦跟着跑到这边，又呼啦啦跟着绕到那边，惊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 “去拿行李。”于是跑到堆积着涌出的传送带上寻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随即又是排队，男女老幼黑压压地像呆鹅一般, 排在不朝前移动的队伍里。极度疲乏委顿的一张张脸，没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个时辰，终于把太阳等了出来，天际线一抹光明。忍无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柜台，问工作人员如何改签最简单？她拿过我的护照和机票仔细看了看，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样的航班，现在就给你定好同样位子。我点头同意，然后叫了出租车离开。夜里，又返回机场，重复了前一晚的活动，检票，过安检，到休息室喝咖啡……,但这次终于上了飞机。我走进机舱，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种型号的飞机所有的位子都是双人的，我则习惯坐单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边靠过道的座位上已经有人，是个长相斯文，外表五六十岁的美国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来，帮我把手提箱放进上方的行李舱，并让我进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谢，双方无话。这番折腾令我疲乏至极，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镇静剂，并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后就面朝里面，试着蒙头睡去。没多久，我醒了，睁开眼，发现旁边的男人在读书，他开的是阅读小灯，还用枕头把射到我这边的微弱光线挡住，很少有这么细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体，转头看了看他，问：“去北京吗？” 他点头说是。 “第一次？” 他笑了。“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惊叹道。“做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 “医疗设备。” “那可是热门生意，不过你看起来不像个商人。” 我有点调侃地说。他笑了。“我是个医生，脑外科手术医生。” “啊，肃然起敬。” 没话找话，我又说：“我也曾经认识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哈佛毕业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丝狡黠，我突然觉得熟悉，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怔了一下。 “哈佛毕业的脑外科医生我也许认识。”他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凑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远一点，仔细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劲儿眨了眨眼睛，去皮包里找到眼镜儿戴上。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医学院毕业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我呆住了，惊得心脏都要蹦了出来。我转过头，无顾忌地凝神盯着他。蓝眼睛，没错，金发，没错。不同的只是……, 脸上的皱纹。岁月无情，惆怅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时也微笑犹疑地转头看我。“怎么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没事儿。”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你肯定认识他，因为他就是你。” 剧本的伏笔 1991年，我参与创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太平洋世纪》，该片获得了当年的艾美奖，制作人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得者亚历克斯吉布尼。影片刚刚杀青之际，制片人亚历克斯问我：“你知道比尔·莫耶斯吗？ “哦，当然！”我答道。“美国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电视评论家。” “我向他推荐了你，他要为PBS（美国公共电视台）拍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电视系列片，剧组急着要见你。”亚历克斯说。第二天，我就飞到了波士顿，住在这部即将要拍摄的片子的制片人艾丽丝女士的家。记得当地天气闷热潮湿，艾丽丝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世界各个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节目。艾丽丝说，和别的组员约好了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吃晚餐。艾丽丝开车在很窄的街道上绕来绕去，好不容易停下车来，停车费比洛杉矶的还要昂贵。我们走进一家灯光很暗的讲究西餐馆儿，看见两位穿着正式的男士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绍了一番。稍高一点儿的男士名叫大卫，是个犹太人，外形特征很明显，绅士派头十足，小胡子修剪得精美。大卫是哈佛医院的医生，也是我们要拍的纪录片的医学顾问，他曾研究中医，多次去过中国。接着，大卫介绍了他的同伴：约翰艾德勒，脑神经外科的手术医师，曾是他哈佛医学院的同学。约翰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洁净，长相非常聪敏，类似小说里的哈利波特。他说话机智幽默，常常引得我们发笑。艾丽丝简单讲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摄计划，她派我提前两周去中国做筹备工作，我和大卫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单位，医生和病人，还有拍摄地点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闲谈时我问约翰去过中国吗？他摇头。但他又马上说他的祖父曾在遥远的年代跟遥远的中国做过生意。大卫笑着调侃说：“约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绝对是个梦想家！” 约翰有点羞涩的样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闪，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讥。从我旁观者的眼光看，他们是竞争者。这就是我跟约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见面，乏善可陈，他和我们要拍的片子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偶尔参加了我们的晚餐。尽管离开时，大家都客气地说，一定后会有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竟然在飞机上重逢，如同电影中的情节。我觉得好笑，又有点怅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时不时来点这种，调节生活的乏味。梦想家的逻辑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尽管这算不上什么奇缘，但足以令我们二人激动兴奋了一阵。他说难怪觉得我很面熟儿，但不敢冒昧询问，因为亚洲人看起来很相似，就像在中国人眼里的老外，长得都一样。他还一再地告诉，当年在PBS看了我们的片子，记忆犹新，非常喜欢，内容比我还熟悉。他谈比尔莫耶斯，谈大卫……, 我打断了他，说如果昨晚的飞机飞走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巧遇，飞机不飞，估计就是为了这冥冥中的缘分。平静下来后，我问他，大卫曾说你是个梦想家，梦想实现了吗？他微忖了一下，笃定地轻轻点点头。“快实现了。” 他告诉我这几十年来，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发明了一种射波刀，已经试验成功了，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治疗上百万的病人。他还用此机器人给史蒂夫乔布斯做过成功的手术，延长了他几年的生命。我请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说：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术，换句话说，就是动同样的手术但不需要切开病人的身体，用射线切除体内恶性和良性的肿瘤。手术时间短暂，无痛苦，安全性远超出传统手术，且没有恢复期，做完手术病人立刻复原。他最近还发明了专门做脑部手术的机器人ZAP-X，第一台安装在美国，第二台安装在了中国北京的301医院，已经马上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临床试验。他频繁去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演示，讲课，培训及一切有关的事项。他又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脑外科手术，人脑的精密使得手术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ZAP-X就是专门为治疗颈部以上的脑肿瘤发明的，此机器人极精准，由电脑控制，比他过去的射波刀在技术上有了质的提高，设备体积小，容易安装，价钱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设备，是本世纪医学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说：“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脑肿瘤不用再开颅了？” 他点头。 “真的吗？”我又问。他笑了，又点头。“真的。” “你太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来中国？”我有点激动。 “因为中国的脑肿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区，比如中国的东北，脑瘤发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经有个非常好的员工，想起来就让我很难过。他少年时住在东北，后来患了脑胶质瘤，动完手术大夫都没有把他的脑壳合上，为了下一次复发时再度手术。后来他过世了。”我说。约翰说：“99.9%的病人还不知道ZAP-X，目前这是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需要一个宣传和教育的过程，需要时间，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扯无数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将改变固有的医疗生态链，这是最难的，因为无数医患间的利益尽在其中。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人类医学的方向，就像是电脑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亚马逊会改变实体店，奈非会改变好莱坞院线。” 他拿出手机，找出了ZAP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台非常梦幻闪着深邃紫光的半圆形设备，照片里设备的旁边还站着四个人，有当年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艾德勒，郭台铭和软银的孙正义。我惊叹地说：“ZAP看着很漂亮啊，你是如何发明的？太不可思议了！” “ZAP绝对性感，她很性感。”约翰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爱人。他很平和地接着说：“开始时只是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从ABC的第一笔做起，一点一点，一步又一步，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就是这样。嗯，梦想……,一年救治 400万个病人，那就是我的梦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说些什么，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清晨5点50分，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分开前我俩互加了微信，留了电话号码，彼此叮嘱不要再断了联系。我看见有人举牌来机场接他，他走到出口时还回头跟我挥了挥手。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在公司开会，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约翰发过来的，他说他在首都机场等飞机，晚上飞回美国硅谷。我回复说你的节奏也太快了吧，我还准备倒完时差，请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鸭呢。中产阶级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联网上查看约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来是个名人。约翰艾德勒，他不仅是顶尖的脑神经外科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射波刀机器人的发明家，是美国《 Cureus》医学科学杂志的主编，是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他还永远努力渴望做一个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职位，觉得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总是好奇，人类历史上这些天才们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连做好一件小事都觉得困难，可你看看他们：达芬奇，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数学家，解刨学家，甚至还会造大炮打仗。再看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不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更过分的是那些跟咱们同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乔布斯和马斯克们，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们这些奇人中的一个。不过，艾德勒没有那么遥远，他触手可及，你问什么简单幼稚的医学的问题，他都会迅速地回复你。当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写的一篇案例文章，讲述了他发明射波刀的过程，仔细读完，被深深地触动。，他的研发过程一直短缺资金，四处筹钱，不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还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钱包。无数次地面对失败，面对冷落，面对承诺的背叛，更甚之的还有被羞辱，被他人称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没有放弃，一生一世地坚持，真是有铁一般的意志。文章里总结的那些教训和反省文字，读来令人莞尔，但也有点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诚实： * 创业时不可能做好所有的准备，冒险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坏事。 * 尽管机会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运气更重要。 * 当生活给你柠檬时，你就挤柠檬水。 * 不要低估三个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无权选择，但要提防失去价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 时间不会等待。 * 坚持你的所爱。后来我和约翰常常隔着大山大海地在空气中聊几句。我说读了他的段子，让我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华说服他们，就尽量混过去”。说完，我乐，他也乐。他说富兰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学时，他曾获得富兰克林奖学金。他还说，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全凭个人努力考进了哈佛大学。从年轻时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仔细地多遍地研读过富兰克林理论，老实说，觉得特小儿科。他的那些穷查理格言就类似是中国给孩子读的三字经：“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之类的人伦义理，跟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一摸一样，是普世的。他说的都是绝对实用主义的大白话，让中产阶级通过勤俭，奋斗，诚实，帮助他人，算小账，赚钱，致富，从而进入精英阶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惧威权，相信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非固化。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两部分不同人组成，一部分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有世袭背景的上流社会，另一部分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或财富而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员。过去两三百年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嘲讽后者庸俗化的美国佬新形象，这些中产阶级学会了精英们高雅的谈吐举止，也保留着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我是一个学艺术，并受浪漫主义影响极深的人，从很小的年龄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贵呼唤，所以富兰克林这种缺乏激情，过于平淡，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精打细算的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的哲学，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可你敢说这些智慧超凡的科学家，政治家们不够深沉吗？尽管他们的价值观简单到了令人感觉是世俗的肤浅，哪里比得上咱们中国文化里诸多夫子们那些高深和话中有话的奥秘，更谈不上去比较欧洲哲学思潮中各种精湛崇高的理论了。然而，就是这种具有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朴素实用主义被推崇备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国精神。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本色，双脚牢牢地踩在地上。他们少了贵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对待社会问题开明灵活，尊崇努力和奉献精神。就像很多好莱坞大片里刻画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小小老百姓，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嘴里不会说大道理，更不高贵，他们低调，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种危难中，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释放人性的光辉，随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会漫无边际…… 总之，是约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医生的责任 2020年疫情期间，我被困在洛杉矶哪里都去不了，约翰说他也被困在了硅谷，每天担忧北京的ZAP。他邀请我去亲眼看看他的设备，于是我打完了疫苗就开车6个小时去了北加州湾区。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达了ZAP公司。约翰先带着我参观了各个部门，我看到的都是专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我熟悉的电影公司差别巨大。我还见到几位中国员工，其中跟我交谈的一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释了很多原理。最后，我亲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设备ZAP-X，令人惊艳，很神奇的感觉。约翰和我在设备的旁边留了影，我俩儿都还戴着口罩。之后，他说出去走走，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湾散步。我说你已经是这么著名的医生了，收入这么高，你是为了钱吗？为何劳民伤财给自己找这个一辈子的麻烦？他说常人很难理解脑科手术大夫每天要面对的，那时常是生与死的选择，他经历的最大快乐是看着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们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哭得比逝者的亲人们还要伤心，无法自已，家属们反而不断地安慰他。他说：“我无数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中美关系这么差，你把最好的设备带去中国难道就不怕美国人恨你？中国人也同样会恨你。” 约翰愣了一下。“我是医生，我的第一责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认识不认识，对我来说都一样的。而且，中美只是竞争伙伴，不应该愚蠢地相互仇视。”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怎么这么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和金钱荣誉无关，也是对至今没有得到最佳治疗的数百万癌症患者的责任。我统计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万的肿瘤患者，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确实觉得我有责任。”他很轻声地说。有人被封为英雄是因为他杀死了多少敌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敌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吗？我的脑海里倏地闪过这个念头。 “我是个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愿选择这么难的事，但我不做就没人会去做。没办法，命里注定的，无法推卸。实在太累了。”他又说。我问：“谁是ZAP公司的投资人？” “A和B轮投资人是郭台铭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点吃惊。“坊间对郭台铭的负面新闻消息颇多，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专横跋扈，贪婪无情的资本家。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顿了一下，“郭台铭是少数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有钱人，也许他表面上不那么温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只追逐更快地获得更多的金钱，并不觉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们随时会违背承诺。” 他接着说：“我认为富人对社会有付出的责任，获得大量金钱的人，需要真诚地付出，否则就没有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与延续。” “同意，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当代人也许就看不到今天的米开朗基罗。” 我点头。此时，我对郭台铭举手加额。那天有微风，海岸边开着艳黄色的加利福尼亚的罂粟州花，细细的花杆被风吹得摇弋，那动感愈发显得漂亮。我们沉默地走，各自想着心事。约翰看我盯着那些花儿看，紧张地说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规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里好笑。最后，我说：“我帮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来。“你又能帮什么？” 是啊，我又能帮什么。我既不是有钱人，投资商，也不是科学家，工程师，说到底，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声：“不知道……” 是的，我无法为他做什么，但他却有可能帮助我们。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咱们的家人，朋友，同学，亲戚，老师……,不幸罹患了肿瘤，而又到了束手无措时，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的希望。所以，请记住这个名字：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