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總是很忙有時候會沒有辦法馬上回覆你但是當我打開手機的時候看到未讀訊息知道你還在關心我我的心....總是會暖暖的....這種感覺我已經好久沒有了........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

給未婚女性忠告，別為愛情沖昏了頭,後果痛苦一生非洲之行 ————羅政軍我們學校有幾位女同學（師姐）遠嫁非洲，現在她們的情況如何呢？學校委託我去看望能看到的幾位女同學（師姐），並反饋信息，出於好奇，我真的踏上了這趟非洲之旅。我的非洲之旅得到了當地政府的支持，他們派出了一位工作人員一路陪同。首先我接觸到的女同學叫王玉珍，她比我高好幾屆。她嫁的地方是個半遊牧的幾乎是原始的部落，土地貧瘠，顯得有點荒涼。他們的生活很特別，尤其是飲水方面，一口不大的池塘，不但人畜共飲，而且那些牛羊還站在池塘里又是拉屎又是拉尿，人們卻毫無反應。他們住的屋子，實際上是用泥巴糊的牆，屋頂用當地相當中國的茅草蓋的。由於雨水稀少，漏雨的事就不用擔心。我見到王玉珍是在她的茅草屋裡，她手裡還抱著個一歲左右的小孩，她的丈夫就站在她的身旁，表情木訥，目光呆呆地看著我，一言不發。大家很尷尬地對視著，為了打破這種僵局，我問她一些話，她就是一言不發，只是呆呆地看著我，還是這位非洲陪同者，用我聽不懂的非洲話嘀嘀咕咕地對著王玉珍的丈夫說了幾句，他很無奈地看看我們，然後極不情願地走了出去，氣氛有點緩和。可是，他出去後，站在屋子外的兩個孩子跟著進來了。我問：“這也是你的孩子？” 她只是點點頭，還是沒有言語。我只得自我介紹：“我們是校友，你是師姐，我比你要低好幾屆，你是學理科的，我是學文科的。”她也顧不得看我們。兩個孩子圍著她，用生硬的中國話叫媽媽，她很動情地把他們擁入自己的懷中。我無話找話地說：“這都是你的孩子？” “是呀。”她終於開口了：“大的五歲多，老二三歲多，小的一歲多，肚子里還有一個。” 我驚訝地看著她：“你今年多大？” 她一臉迷茫地看著我：“我今年已經33歲了。” 我控制自己的情緒外露，這哪像30幾歲的人，簡直像中國50幾歲的大媽。皮膚黝黑，額頭上的年齡紋一條條清晰可見，臉上的肌肉鬆弛耷拉，不過仔細看，一個美人胚子還是很亮眼的。 “你來非洲幾年了？”我很同情地看著她。 “已經快七年年頭了。”她的話閘子終於打開了。 “你是怎麼嫁到非洲來的？”我在來之前實際上已經瞭解到，她是作為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大一就跟現在的丈夫陪讀。她看了一下非洲的陪同人員，又看看我，長嘆一口氣說：“唉！”驚慌地站起來，走到屋外呆了一會兒，左右看看，然後來到原來坐的地方：“我讀大一的時候，家裡經濟條件不太好，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學校照顧我，就讓我擔任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除了給我免除學雜費外，每月還給我生活補貼500元。”停了一下，重重地說：“就這免除學雜費，每月補貼，讓我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我沈默並同情地看著她。 “陪讀期間，他經常用他高額的助學金，又是請我吃飯，又是給買化妝品，又是給買衣服，按照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每年三個節日，他總要買些禮品送到我家，但我家每次都堅決拒收，並且一再警告我，與他不要做出任何出格的事，要自重、自愛，甚至提出要我辭掉陪讀生的工作，我總是跟他們講，我是成年人，又是大學生，知道怎麼做。這幾年我也理智地與他保持距離，也曾想過不當陪讀生，他卻總是甜言蜜語地在我面前獻殷情，一次次地我被他感動了。但底線我還是保住了，最多他就是擁抱我，親吻我，撫摸我。四年大學的生活就要結束了，他動情地說，我們該留下些什麼。我輕描淡寫地說，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就可以了，有機會到你們家鄉看看。就這樣，我慢慢放鬆了，直到有一天他請我吃飯，我不會喝酒，他反復勸我喝一點酒，實在不好意思拒絕，從來不喝酒的我也就失去理智開始喝起了酒，我不勝酒力，很快就喝醉了。等我醒了，就是第二天早上，竟光身裸體地躺在賓館的床上，他也光著身子，就躺在我身邊，我身下一灘血也被他用床單蓋住了。條件反射，我很快拿起衣服穿上，並對他拳打腳踢，還罵他是黑鬼，他驚恐萬分地跪在我面前，說他太愛我了，希望我原諒他，甚至提出要我嫁給他，把我帶回老家去，會一輩子對我好，讓我一輩子幸福。當時，我想報警。但看到他跪在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怪可憐的樣子，我猶豫了。說實在的，四年陪同生活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往後他對我越來越溫柔，百依百順。不久後，我發現懷孕了，一度陷入極度恐慌和矛盾中。我也是個傳統的中國女人，既然我的貞潔被他搶去了，再加上近四年的陪讀，我們之間還是有一定的感情，我就簡單地認為乾脆跟他結婚算了。我把這一想法告訴家裡，遭到家裡的堅決反對。母親流著眼淚，聲音嘶啞地說，我們就你一個寶貝女兒，你連非洲去都沒去過，你瞭解他嗎，我根本聽不進，還是固執地堅持自己的想法，眼見肚子越來越大，要瞞住別人是不可能的，我和他只得辦理結婚手續。畢業了，在離開中國前往非洲那天，我沒有任何一個親戚、朋友、同學來機場為我們送行，甚至父母都沒有來。她停了下，像是在思考什麼，接著說，其實，我是可以留校的，我關於暗物質的研究，曾在國際上有名的雜誌刊物上發表了論文，曾引起了一些專家的關注，關於量子糾纏論述也有獨到之處，學校曾要求我留校深造，我認為自己這個樣子，反正到非洲也有機會從事物理研究，這種極端愚蠢而又十分好笑的妄想被現實粉碎了。” 我的心情也變得沈重起來了，大家都默不作聲，似乎有些難言之隱。她是流著眼淚述說這一切的，用破舊的衣服擦了擦眼淚，不等我繼續提問，她好像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到非洲下了飛機，機場離他的老家還有幾百公里，公路全是坑坑窪窪的土路，一路上坐了破舊不堪的客車，還坐了牛車，渾身被顛簸得像散了架，下了牛車，我艱難地挺著個肚子，一步挨一步，到半夜才到他家。夜裡我們將就一個晚上，在鋪著茅草的地上倒下就睡著了。天剛亮，我才看清，這是典型的非洲土屋，連床板都沒有，地上鋪著茅草，上面再鋪上一張床單，就算是床。不知誰把我的衣服全脫光了，赤身裸體地睡在床單上，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另外還有兩個男人，也一絲不掛地睡在離自己幾步遠的床上。我趕緊捂住自己的隱私部分。丈夫不高興地扒開我的手，說不要大驚小怪。我們家鄉風俗就是這樣，一家人不管男女老少，全都是光著身子睡覺，以後你要習慣。看見旁邊兩個光著身子的男子，我真想不到他們會對我做出什麼難以啓齒的事，我還是不顧一切地找到衣服穿上，丈夫認真地對我說，這兩個人是我的親兄弟，這個是大哥，這個是二哥，我羞得雙手蒙著眼睛，心不在焉地聽著丈夫說，我父母死得早，我們兄弟三人相依為命，這屋子是我們三兄弟的共同財產，包括所有的牛羊，他們兩個都沒娶過老婆，今後你就是我們三兄弟共同的老婆，誰都是你丈夫，他們和我一樣都有權力任意享用你的肉體，你只有順從，溫柔。我大聲說，我是中國人，這是違背道德法理的。丈夫一改在中國表現出來的溫柔，凶巴巴地說，這是在我們的國家，我還想說什麼，丈夫卻一個巴掌重重地打在我的臉上，我這才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兩個兄弟不由分說一起上來按住我，把我脫了個精光，我無力反抗，只有哭泣，任由他們擺布。由於我有身孕，不久就要生產，他們三兄弟還不敢對我怎麼樣，但從今以後，三兄弟不但一絲不掛地睡在一個屋子里，而且輪流每天一個人抱著我睡，稍有不從，他們就用趕牛羊的鞭子抽打我，撫摸我，並手電筒照看我身體所有部位，其他兩個興災樂禍地看著，一個滿足了，另一個又上，一直折磨我到天亮。我想回國，可護照被他們扣著，而且這裡非常偏僻，就是讓我走，我也走不出來。不久，我生下第一個孩子，白天我除了帶孩子，晚上就要受這三個男人的折磨，我想過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己的父母，還有剛出生的小生命，我只有忍。小孩還沒滿月，他們三兄弟晚上輪流跟我發生關係，一個完事了，倒在旁邊發出粗重的打呼聲，另一個又接著上，直到三兄弟全都完事，發出打呼聲，我才得以清靜，長期這樣，我怎麼受得了，三兄弟終於達成了妥協，三人輪流每晚一個人，即使是這樣，他們旺盛的精力，超人的性慾也讓我在痛苦中掙扎。幾年來，我又生了兩個小孩，只是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是誰，現在肚子里又有一個。” “你跟家裡聯繫了嗎？”我打斷她的話。 “有聯繫，由於通訊困難，聯繫的很少，去年我父親來了一次，他沒有半點責怪我的意思，只是不斷地流淚，我們想辦法回到祖國去，有什麼辦法，我的護照早就被他們燒掉了，我父親去了中國大使館求助，大使館也很無奈。按照當地的政策，女的一旦嫁到這裡，就永遠不准離婚。父親離開這裡的時候，只會流眼淚，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給我們留下了一筆他省吃儉用的錢。國家培養了我，讀了四年的大學，國家的恩澤，父母的養育之恩我無以回報，我現在不僅肉體上麻木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也麻木了，簡直就是一具行屍走肉，是他們生育的機器、洩欲的工具，我現在沒有別的奢求，只是希望我死後把我的骨灰帶回我的祖國。” 我懷著沈重的心情離開了我的校友（師姐）。我陷入了沈思中，這樣的走訪還要不要繼續，呆在賓館，躺在床上，呆呆地望著天花板。熬過了幾個日夜，我決定還是進行這種讓人心肌絞痛的走訪。還是在一名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走進了另一位校友（師姐）的家。 “我叫朱丹。”她知道我是她的校友，師弟，主動自我介紹。“我嫁到這裡已經四年了。” 看著這位校友（師姐），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真看不出她是中國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更看不出她是位女性，像男子一樣的小平頭，穿著非洲人特有的衣著打扮。 ‘剛進大學門，一切都感到新鮮和不可思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班主任找到我，要我在學習之余，擔任非洲留學生的陪讀生，我當場就拒絕了，我家的經濟條件還可以，用不著那每月500元的補貼，班主任說這不是錢還錢的問題，這是學校交給你的一項政治任務，中國是個有擔當的大國，對貧窮落後的非洲，我們有義務也有能力去幫助他們，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我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上求上進的熱血青年，聽班主任這麼一說，我答應了，做個兼職的陪讀生。並且還想好好履行這一職責，為國爭光。我陪同的這位留學生就是我現在的丈夫。讀高中期間，我有個戀人，他考入了國內有名的大學，為當陪讀生的事，我跟他鬧了矛盾，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來往，為了政治上進步，對這樣一項政治任務當然要淡化兒女情長。剛擔任陪讀生，我堅持自己的底線與他保持距離，也沒有半點經濟瓜葛，他請我吃飯，我會婉拒，他給我禮物，我也會拒收。人非草木，長時間的接觸，再加上他的熱心，我這塊冰也慢慢融化了，對他逐漸好感起來，他說他父親是酋長，家有大金礦，這些我都不希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男友跟我鬧翻了，他就趁著我這段感情真空趁虛而入。畢業後，很自然我們就結合了，儘管家裡百般反對，我還是不顧一切嫁給了他。”她停下說話，很敏感站起身，朝屋外走去，一會兒又回來。繼續說：“我根本就不瞭解他，還以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會體貼人，又溫柔的如意郎君，直到來到他的非洲老家，才顛覆了我的三觀，原來家裡已經有三位妻子，我一到他家，人還沒進，他三位妻子就衝上來，對我是拳打腳踢，我叫他的名字，希望他出面制止，可是他早已不見蹤影。緊接著，她們把我按在地上，一個人拿了一把剪刀，把我的長髮剪得像個禿驢，衣服也被剪得像個乞丐，嘴裡還罵罵咧咧地，雖然我聽不懂她們罵什麼，但從她們的口氣中可以知道，她們是用最惡毒的言語咒罵我。大概是她們也累了，才停下來，這時他才過來，口氣生硬地說，起來，跟我來。他把我帶到屋子里，指著一個角落，這就是你今後睡覺的地方，那三位是我妻子，連你在內，我現在有四位妻子，跟我父親比，還有一定差距，他已有七位妻子，我要努力超過他。以後你要與她們好好相處，你是後來的，你得聽她們的，多乾家務活，否則你會很痛苦的。我一下蒙了，原來他是這樣一個偽君子，在中國，他對我花言巧語，真是個人渣，他還洋洋得意地說，我們五個人就睡在一起，我想抱著誰睡，就抱著誰睡，誰對我好，我就抱著誰睡。這四年，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兩個黑鬼崽仔，我想逃離這個鬼地方，護照被他們沒收了，怎麼逃？看樣子，我只有在這個地方等死。孩子們我就不想要了，從生下來起，他們就沒讓我帶過一天，這些黑人，一點倫理道德都不講，他父親有七個老婆還不夠，說中國來的女人漂亮，有女人味，硬把我拉去跟他睡。” “還有這種事？簡直是畜生不如。”我氣憤地打斷了她的話。 “我又已經好幾個月沒見到他了，也不知道他又到哪去騙女人去了。我決不是最後一個被騙的，但願我的同胞不會像我這樣被騙到這個人間地獄來。”她淚流滿面。看到她悲痛欲絕的樣子，我的心更像萬箭穿心，更為可怕的是，據當地人員反映，有三個師姐在非洲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且她們是痛苦離開這個世界的，其中兩個是自殺，另一個有說是被她的黑人丈夫打死的，有說是病死的。我這兩個師姐為什麼會自殺？正當青春年華，又受了高等教育，她們難道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位犯了神經病的師姐我倒想去走訪下。還是在這位不懂中國話的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找到了這位精神失常的師姐家。第一眼看到她，用驚恐萬分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只見她披頭散髮，一絲不掛，滿身傷痕累累，她卻若無其事地看著我們，一手還牽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孩，口裡不停地說回家！回家！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是哪裡人？” 她似乎不理彩我，還是一個勁地說：“回家！回家！” “我是他的丈夫。”一位黑人男子自我介紹，“我們還是校友呢。” “你怎麼讓她赤身裸體？”我不高興地責問這位所謂的校友。 “她就是不穿衣服，給她穿了，她也會脫掉，還喜歡到處走，沒有辦法，已經習慣了。她原來是我留學時的陪讀生，跟我結婚，來到我家鄉後，不知怎麼就成了這個樣子。” “你應送她回中國治療呀。”我用商量的口氣說,“這種病完全可治好。” “回中國治療？那麼容易，你知道要多少費用？我承擔不起，再說她是我老婆，她回了中國，我到哪去找老婆?” “那也得想辦法治呀！” “治不治無所謂，她除了神志不清，會說胡話，吃喝拉撒跟正常人沒什麼區別，晚上還非得我抱著她睡，否則她就不安分了。”他輕飄飄地指著她說，“你看她，肚子又大了，再有兩個月，又要生孩子了。” “有精神病人的女人生孩子，會遺傳給孩子。” “我可管不了那麼多，你也是男人，只要她能跟我睡覺，生孩子，承擔一個女人的作用就行了，你看這個孩子不是挺好的嘛。” 我無言以對，這種走訪我不想繼續下去了。臨走拿出身上僅有的幾千元交到師姐手裡。她笑了笑，然後把錢撒向空中，口裡還不斷地說：“回家回家……” 很無奈，我告別了師姐，心情雖然沈重，但很清醒，想把那三個客死他鄉的師姐骨灰帶回祖國。陪同的工作人員說，她們的骨灰早就撒在非洲這片土地上，永遠長眠在這裡。別了，非洲！別了，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