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學教授(高教工會) 陳政亮發表東華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第十條說：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之原則凡屬本校智慧財產權之研發成果，發明人應採取保護措施，並尋求技術移轉商機。技術移轉之原⋯⋯

教育部來文「龜速」台大教授：想必如坐針氈 | 拔管案輿論怒潮 | 文教 | 聯合新聞網

教育部於4月27日駁回台大準校長管中閔聘任案，台大苦等逾一周，今天終於收到教育部回覆函。台大主秘林達德表示，上午收到公文後，正積極了解內容。該公文指出，國立大學校長之聘任權限屬教育部，對於大學遴選組織、程序及人選之適法性，教育部應予以審查。台大遴委會及校務會議未實質處理校長遴選程序瑕疵相關爭議，「應迅即重啟遴選程序」。教育部「卡管」歹戲拖棚近4個月，上月底以「學術倫理、基本誠信未被彰顯」為由，駁回

學術文化界支持民俗宗教自主發展之聲明連署各位先進：近來因政府積極投入管理金、香、炮議題，於臺灣民間社會引起不同程度之反應，並因去年（2016）由環保署提出「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大型民俗（宗教）活動空氣污染預防指引」等規範，引起零星陳抗；今年（2017）又於「空氣污染防制策略」中，標舉推動「改變風俗習慣管制」為防治空污要項之一，日前甚至由雲林縣環保局開始進行寺廟室內空氣品質調測，引起民間信仰社會恐慌。事實上，晚近中央政府與數個地方政府，針對民間信仰活動經常性提出之管控政策，已有明顯矯枉過正之實，諸如針對燒金、放鞭炮開出重金罰單，或透過公文方式誘導寺廟封爐，乃至於以各類傳媒方式散布未經嚴謹證實之數據，先污名化民間信仰儀式，再搭配各種調查宮廟的騷擾行為，迫使寺廟管理人配合政策，意圖透過公權力「移風易俗」。這些現有諸多名為「替代」或「鼓勵」之政策方式，往往缺乏文化脈絡之理解認識，或是未經嚴謹研究與對話討論，罔顧臺灣民間文化發展自主性。透過國家機器強行干預民俗發展之行為，絕非珍重國家民俗文化之作為。更何況諸多寺廟自1990年代起，即因古蹟維護、環保理由等，主動減爐、減香，時至今日已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政府單位從不重視民俗自理之可能，頻繁透過各種手段介入民間信仰，已造成民間社會嚴重反彈，並凝聚化成行動。基於學者社會責任與尊重民俗社會發展自主性，我們實不願見臺灣本土民間價值觀因不當政策干預驟然消失，特發起本連署聲明，聲援民間社會行動，亦期待政府正視民間文化自主性之必要，以下為聲明內容： ▍公開聲明 ▍ 一、風俗變遷有其內在邏輯，需要較長時間社會變遷調適與變化，不應也不能由政府單位積極策動，目前諸多以環保之名的「改變風俗」施政，缺乏嚴謹學術對話基礎，與獨裁時期透過官方力量以迷信、鋪張、環保為理由的社會控制手段如出一轍，實非社稷之福。二、民俗為社會累積之重要文化養分，在全球思潮重視在地文化生命力時刻，政府理應更為重視民俗發展、尊重民間文化，勿以污名化方式箝制民間信仰，乃至於以環保之名，施行宗教控制之實。三、應即刻停止現有不當干預、汙名化民間信仰之操作，還給民間社會自主、自理之自由。 ------------- ＊若有名單疏漏請多包涵，欲參與聯署之學術文化界同好，請直接填表，將有專人不定時更新。＊本連署以從事學術研究、文化工作者或青年研究者，及學術文化團體為主。 ▍學術界 ▍ 柯若樸（Philip Clart）│國際漢學家、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李豐楙│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客座教授林美容│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釋昭慧│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胡台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張　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淑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林明德│彰化師範大學退休教授、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彭瑞金│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暨臺灣研究中心主任邱彥貴│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客座教授陳益源│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代理中心主任黃運喜│印尼金剛山佛教大學教授兼研修院副院長林瑋嬪│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蕭登福│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林正珍│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臺灣敘事學學會理事長王志宇│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教授謝聰輝│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楊玉君│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暨媽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黃聖松│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曾永寬│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教授兼系主任池永歆│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林翠鳳│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林茂賢│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王見川│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李世偉│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齊偉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謝仕淵│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劉曜華│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陳　板│臺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學系兼任教授李建緯│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副教授暨所長黃季平│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兼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連瑞枝│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蔡晏霖│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羅烈師│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呂玫鍰│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彭衍綸│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柯榮三│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副教授黃文車│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高麗珍│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副教授林饒惓│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休閒管理系副教授張超然│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王鏡玲│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林培雅│中山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范純武│佛光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黃美英│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謝宗榮│耕研居宗教民俗研究室主持人、輔仁大學進修部宗教系兼任講師林敬智│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黃貞燕│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助理教授洪瑩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曾薰慧│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助理教授裴光雄│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助理教授羅士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李翹宏│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羅景文│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高佑仁│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李淑如│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邱詩雯│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古佳峻│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謝瑞隆│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主任林全洲│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戴榮冠│正修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郭璉謙│南臺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劉文星│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陳正雄│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張二文│東華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高雄市港埔國小校長蔣馥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鄭螢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林傳凱│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盧佳慧│美國賓州大學東亞研究暨民俗學博士候選人林俊宏│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鍾秀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江怡葳│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温宗翰│靜宜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執行長、東華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博士候選人周舜瑾│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莊仁誠│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班邱于庭│臺灣藝術大學藝政所博士研究生楊朝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邱延洲│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山田明廣│日本奈良學園大學約聘講師張家珩│輔仁大學宗教系兼任講師姚伯勳│聯合大學建築系兼任教師施晶琳│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臺灣的金銀紙錢作者劉懷仁│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專任助理陳志昌│空中大學、台南大學兼任講師楊秀娟│臺北藝術大學戲劇所博士生許瑞翔│臺北城市科技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李佳洲│中興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中學教師黃健庭│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中心講師葉晉彰│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專任講師張景泓│長榮大學文化創意學程美術系兼任講師林孟儒│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副教授馮思明│夏威夷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林慧真│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候選人陳慧勻│淡江大學通核中心專任助理教授李姿瑩│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吳建昇│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助理教授釋道興│龍華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李朝凱│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芮朝義│玄奘大學生命禮儀學位學程兼任講師賴盟騏│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游子安│（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劉還月│知名民俗研究者田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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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炯港│文物修復師林長正│大台南文化研究員吳碧惠│退休教師、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謝奇峰│大台南文化研究員、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生陳仕賢│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榮譽理事長林宗德│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理事長張益銘│民俗藝術工作者陳進成│東隆采風工作室負責人郭喜斌│台灣廟宇說故事系列作品作者呂江銘│采風民俗學會執行長吳明勳│大台南文化研究員張耘書│大台南文化研究員、國小教師莊研育│鹿溪文史工作室負責人、彰化縣文化資產學會常務監事林建育│浯江歷史田野工作室負責人簡有慶│士林庄文史工作室負責人王俊凱│芝山巖惠濟宮、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張桓耀│馨承文化工作室負責人吳政憲│府城延陵道壇陳東成│竹山守真道房負責人陳廷佑│竹山守真道房陳廷彥│輔仁大學宗教學系碩士班賴建宏│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導演李永倫│民俗攝影工作者賴銘偉│流行音樂工作者章世和│流行音樂工作者黃浩倫│流行音樂工作者吳修絨│文化影視工作者蕭有植│文化影視工作者汪冠瑋│文化影視工作者郭玲娟│藝姿舞集團長黃飛霖│舒喜巷王英峻│台中聲五洲掌中劇團凌名良│長義閣掌中劇團劉吉疄│鹿港金興閣副團長蔡政弘│弘興閣掌中劇團團長李京曄│真雲林閣掌中劇團團長黃錦章│台灣南北傳統戲劇協會副理事長李志平│台灣飛鴻館龍獅團謝金身│臺北市體育總會舞龍舞獅運動協會教練李泰興│鴻雪典藏藝術中心張凱惠│也品文藝工作室，南藝大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生黃昭智│鹿港阿智Q版捏麵人吳佩珊│春花宴纏藝創作施惠雯│春花宴纏藝創作黃雅琦│春花宴纏藝創作徐建彰│偶的家戲偶文創園區王翊庭│偶的家戲偶文創園區徐伯郡│偶的家戲偶文創園區徐沛螢│偶的家戲偶文創園區王榮典│芒果遊戲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劉俊廷│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邵璦婷│文化銀行創辦人林啟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六房媽會文史委員會蘇郁傑│攝影紀錄者呂家辰│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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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由多條河溪沖積淤積而意外誕生的嘉南平原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884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主要區域涵蓋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另外還包括──彰化縣與高雄市部分區域。（註二）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不過在荷據、清代到日本統治初期，此地有一部分屬於「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由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代表這裡屬於土質鬆軟地帶，也是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註三）就因為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註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以官方為例，1722年時擔任臺灣縣知縣的周鍾瑄（1671～1763，貴陽花溪人、祖籍江西廬陵。周鍾瑄過世後，諸羅士紳恭製周鍾瑄雕像，並將其安置於嘉義城隍爺旁，享受香火供奉），曾在此捐銀修了31處陂圳、1875年，臺灣知府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也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因其位於大目降（今臺南新化）里虎頭山腳下，因此原名為「虎頭山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註五）最大儲水量增加至130萬立方公尺，可供水灌溉農田面積由原來的220公頃（226.82甲），提高至500公頃（515甲）。就因為先天水利與地質條件不佳，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曾文溪四次改道圖。（作者提供）曾文溪四次改道圖。註六（作者提供）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其中「林野調查」更使得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註七），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嘉南平原～日本內地的海外糧倉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註八）日本人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與荷據、清代就開闢完成的眾多灌溉水圳與埤塘。（註九）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39,678日圓（除總督府補助26,470,000圓外，其餘大部分向銀行貸款，於完工後，由受益人自1930年起，分22年還清，註十）興建完成──位於官佃溪（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珊瑚潭），經由一條3公里長的地下引水道，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經官田溪、曾文溪）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南42,000甲的土地；北幹線（經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北至北港溪之間的56,000甲的土地。另於濁水溪和支流清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取）水口（林內第一、第二、中國子流），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總計約1,411公里的水路幹線、支線、分線水路（這還不包含7,400公里由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註十一），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尚未改制前的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規劃之初稱為：「官佃溪埤圳」）」。（註十二）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相當於臺灣耕地面積的1／6），各類農作生產量逐年增加，計達動工前的2～5倍，土地價值（耕地價值）及地租（租佃金額）亦隨之上升。（註十三）受工程影響的人口約40萬。（註十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作者提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圖片摘自──《水車故事～水車的由來》）（註十五）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與增加供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便陸續興建「白河水庫」與「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註十六）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當局規定，整個灌溉區，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作（輪灌制）」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輪灌）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註十七）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註十八）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日月潭水利工程～滿足了日本人的需求，卻解決不了臺灣人的缺糧困境為了將嘉南平原改造成為支援日本內地糧倉的大型農作基地，1917年（大正六年）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八田認為把曾文溪支流之一的官佃溪（現稱官田溪）壩住，便有希望作成一個大規模的蓄（貯）水池（即後來的烏山頭水庫），而在1917年起草的「官佃溪埤圳計畫」中，最初的規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方案：第一案：灌溉面積75,000甲，事業費19,883,345圓。壩住官佃溪與前大埔溪，作成兩大蓄水池，引進後大埔溪（曾文溪上游）的水流，實行三年輪作制，即每年種甘蔗25,000甲、水稻25,000甲、其他作物25,000甲。甘蔗與水稻給水，其他作物不給水。第二案：灌溉面積150,000甲，事業費42,500,000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15萬甲，實行上述三年輪作法。第三案：灌溉面積99,000甲，事業費26,383,345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99,000甲，採三年輪作法。最後總督府採用第三案。但這個計劃因為經費龐大，遭到內閣會議給駁回。不過在1918年「米騷動事件」後引起日本政府對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視，使得原先被否決的「官佃溪埤圳計畫」得以復活。（註十九）到了1919年10月，日月潭的發電工程開始構築，因有濁水溪的增加水量可資利用，總督府因此將原計畫稍作變更，他們將灌溉面積擴大至150,000甲，其中──利用增加的（濁水溪）水量灌溉臺南北部的51,000甲──也就是仰賴烏山頭水庫供水的土地約10萬甲、仰賴於濁水溪供水的土地約50,000甲。（註二十）當時日本人計畫在位於南投仁愛鄉武界部落（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將其改名為：法治村）建壩攔截濁水溪上游溪水，開鑿人工引水隧道──整條穿越水社大山的引水隧道（地下水道）長達15.12公里，其中包含8處隧道、2處明渠、4處暗渠、1座渡槽（水路橋），單是隧道就長13.7公里──後在日月潭西岸水社部落附近北流之水尾溪，興建壩高30.3公尺之「水社壩」，並在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地與水社盆地之間興建壩高19.8公尺之堰堤「頭社壩」，將這個古稱「水沙連（或稱：水社大湖、龍湖或珠潭）」──臺灣中部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改造為一個大型的山區離槽水庫──完工後的日月潭的湖面面積從原來的5.75平方公里擴張至滿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蓄水量估計約1,830萬立方公尺，潭水最深的地方也由原本的4.8公尺增加至27公尺──如此不但可以利用高達320～400公尺的水位落差來建立當時全臺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即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註二十一）而發電後的水則會被引導注入水里溪（註二十二）後再匯入濁水溪，增加濁水溪的流量，進而達到支援嘉南大圳供水的目的。（註二十三）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遠足文化）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其實整個日月潭發電相關工程早在1919年就已經開工，但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蕭條，再加上遇上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工程在1926被迫停工，1928年決定復工，但仍苦於資金不足的問題。1931年3月，由日本大藏省（2001年在中央省廳再編實施，大藏省被分解成為了今天的財務省和金融廳──主要負責銀行監管）負責統籌並與美國Morgan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團協議，確定在美國紐約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公司債（外債）後，就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紐約支店與Morgan公司協議，順利在紐約發行年利率5.5％、償還期間40年之美金債券2,280萬元（約等於45,737萬日圓，實收41,313萬日圓，償還滿期日為1970年7月1日），（註二十四）資金到位後，同年10月正式復工，1934年6月竣工啟用，前後工期長達15年。（註二十五）由於工程的嚴重延誤，這使得1927年親自來臺考察的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就強烈質疑整個嘉南大圳工程規劃的合理性。（註二十六）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作者提供）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一）（作者提供）臺灣各地農家主食物百分比（1922年）。（作者提供）在日據時期，除了臺灣生產的稻米必須銷往日本外，從1911年開始，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也開始輸往日本。當年輸日的番薯（甘藷／番薯籤），其數量約為106公噸；但到1940年時，增加為3,817公噸，數量增加了36倍，且此時已經受到戰時運輸不便的影像；臺產番薯（甘藷）輸日最高的年度，是在1938年，那年輸日額達70,433公噸，為1911年的664倍。這些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番薯籤）輸往日本，並非作為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供日本作為製作澱粉與燒酒的原料。以上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二）（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資料來自──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註三十三）（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史實是什麼？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後記：根據農復會（全名：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9年3月16日，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年7月，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業部）在1950年代對於嘉南大圳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所有興辦渠道內面工程中，以嘉南大圳內面工程為最大，效益亦最宏。嘉南大圳幹線渠道總長度1,410公里，其中已築有內面工（指使用水泥構築）者，僅有153公里，其餘均為砂質壤土之土渠，土質疏鬆，滲漏甚劇。根據實際調查分析該項土渠每年損失之水量，約在供水量的40％以上，給與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相等。（註三十六）附註：（註一）參見──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12）。（註二）關於嘉南平原地面積有很多說法，係因範圍的界定不同而異，例如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詞條中，所列之面積約4,550平方公里，其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本文採用的是陳鴻圖教授所編撰之《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一書。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45。（註三）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除了──「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外，另外更早之前還有「笨港內海」（其內達今日北港）、「魍港內海」（今日布袋為魍港內海之島），總之這裏很多地方在荷蘭人占領臺灣時期仍是一大片汪洋與臨海灘地，其位置大約位於今日縱貫線鐵路的西側。（註四）所謂看天田，係指臺灣南部特殊土壤，利用雨季之雨水生產一獲稻米之田地。其土性甚粘，作物的根伸長至地表下0.5～1尺（臺尺，1臺尺＝0.303公尺）處即受阻。此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所謂糖業中心地帶，即當時東石（在今嘉義縣）、新營、曾文、新化、新豐（以上均在今臺南市）等郡境內，若降雨適當，每甲約可收獲稻米3,500公斤，惟若降雨不均，則往往一無收獲。當時改良土質的方法就是──使用加大馬力的大型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公尺，並建造農道輔助給水、排水路；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壞中氮、燐酸等肥料之含量。另外，鹽分地的改良，則以築堤防洪、開溝排水、植防風林、防砂、去除石礫等方式改善。參見── （Ⅰ）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Ⅱ）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註五）參見──蔡錦堂：《虎頭埤的前世今生》（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註六）近代歷史上曾文溪有4次重大改道記錄： 1823年，舊名汪溪的曾文溪因上游大洪水冲破蘇厝甲（今臺南安定），溪水挾帶大量泥沙流入台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陸浮； 1871年，曾文溪北方支流在公地尾（今七股永吉）附近改道向南，與主流會合後衝破北線尾島（今臺南四草），成為今日的鹿耳門溪； 1904年，曾文溪再次由公地尾附近轉向西流，沖毀十份聚落，經三股仔自國賽港（今臺南七股）出海； 1911年，曾文溪因大水改道，向西冲破青草崙沙洲流入臺灣海峽，成為今日所見的曾文溪。參見── （Ⅰ）《台江國家公園網頁》（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曾文溪行腳》（註七）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7號制定臺灣林野調查規則，對全島各廳（除蕃地外）之山林、原野97萬餘甲，依照人民之所有權申告而進行實地調查，隨後確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其中官有林地為752,993甲、民有僅佔31,200甲）。此外，於查定為官有之土地中，對於與所有權申告者「緣故關係」（即查定前即有長期占有事實者，但其提供之證據殖民政府認為不齊備或不足夠認定所有權存在）較深者則付以「保管林」之名目，而許可其貸渡（租用）。參見── （Ⅰ）王學新：《保管林設置的意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第173期）。（Ⅱ）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23。林野調查完成之後，臺灣有80％的土地均落入日本政府之手，矢內原忠雄先生就指其為「日本資本之征服臺灣之必要的前提與基礎工事」。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汗漫書屋籌備處），p332。（註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因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加上農耕技術落後、長期派軍海外（派軍至西伯利亞干涉俄國的共產革命）…等，因此一直難以擺脫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搶米暴動──「米騷動（米暴動）」。（註九）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p114。根據陳鴻圖教授的研究統計，在日據之前，此處已完成的埤圳等水利設施共181處。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66。（註十）參見── （Ⅰ）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32。（Ⅱ）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大出版中心），p196。（註十一）參見── （Ⅰ）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Ⅱ）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006／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註十二）在嘉南大圳規劃與動工之前，當時臺灣行政區仍屬「廳制時期」，1920年（大正九年）9月，臺灣行政區正式進入「州制時期（五州二廳／1920～1926；五州三廳／1926～1945）」，嘉義廳與臺南廳被取消，原嘉南大圳主要區域均被劃入臺南州內。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日治（日據）時期行政區劃】嘉南大圳組織變遷： 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1年改稱「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新豐郡、新化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6個水利組合於合併成「嘉南大圳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增至18萬餘公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在1946年改組為「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8年改組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11月更名為「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75年1月政府實施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由政府代管，直至1982年6月方案結束，恢復為農民自治團體型態之公法人。2020年10月1日，因改制為公務機關，更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參見── （Ⅰ）李宗信：《五州三廳與空間治理規畫》（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Ⅱ）

Opinion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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