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灣高雄出生和長大。我在臺灣高雄生活了大約20年，我的父母在我5歲時去世了。我從小就是個孤兒，我沒有兄弟姐妹，我沒有孩子我從小就是個孤兒，嫁給了一個澳大利亞丈夫。結婚後，我搬到了澳大利亞⋯⋯

好文分享請耐心看完一篇中華民國近代史，特將簡體字翻譯成繁體字分享。臺灣將星凋零史：寧死不台獨以下文章來源於血鑽故事，作者血鑽故事編輯部本文授權轉載自血鑽故事 ID：xuezuangushi 2020年3月30日，臺灣當局前“行政院長”、國民黨元老郝柏村辭世，享年101歲。4月10日，他被安葬于臺灣五指山軍人公墓的特勳區，這片地原來是高爾夫球場，但因為終年大霧在1981年被改建為軍人公墓，共有從士兵到上將的九個墓區。特勳區的二十五個墓位已經用了十九個，要想在身後進這個區，必須滿足“生前獲頒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或有其他足資矜式之忠烈行為者”等條件，何應欽、薛岳、顧祝同、湯恩伯、劉安祺、方先覺、劉玉章等將領就安葬于此。雖然在臺灣生活了七十年，但郝柏村的蘇北口音一直沒改過，只是能聽懂他的臺灣人越來越少了。國民黨中經歷過抗戰的統派人物所剩無幾，在統派式微獨派橫行的今日，回望將星們的昨天，恰是為了兩岸的未來。少小離家 1938年抗戰正酣，熱血青年從軍報國，19歲的蘇北小夥郝柏村到南京報考軍校，被錄取為黃埔第十二期炮科生，而18歲的師範學生韓濟華則從鄭州跋涉到湖南，考入當時遷到長沙的陸軍機械化學校，成為戰車學生隊第三期的學員。在年底的廣州戰役中，郝柏村所在的車隊遭到日軍戰機掃射，他身旁的駕駛員當場犧牲，自己也滿頭是血，所幸並無大礙，直到晚年在醫院照CT時才發現頭骨上嵌了一塊細小的彈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兩人都被編入遠征軍入緬作戰，炮兵學校畢業的郝柏村任駐印軍炮兵第一旅二營六連連長，唱著《裝甲兵進行曲》的韓濟華任戰車團1營副排長。中國遠征軍戰車營士兵 1944年，滇西大反攻打響時，郝柏村被調回重慶陸大學習，戰1營的排副韓濟華開著戰車和日軍打肉搏戰，在比人還高的蘆草林中，“一發榴霰彈打過去，草叢下就是一堆敵屍”。在印度受訓于美軍時，韓濟華他們被教導：戰車攻擊應以步兵開道，遠距離射擊敵軍。但在原始森林的實戰環境裏，用步兵開道就是送死，所以戰1營自創了戰車開道的“沖、軋、碾”戰法，一旦發現日本兵，就開著戰車“沖”上去，狠狠地“軋”毀敵人的工事，“碾”爛敵人的肉體。戰車衝鋒在前，沒有步兵協同無法收容俘虜。據韓的戰友回憶，“不留活口”是弟兄們的共識，面對跪下來投降的日軍，他們只能握起機槍，閉著眼睛掃射，心裏想著南京被日軍屠殺的同胞。抗戰勝利後，炮兵參謀郝柏村被陸軍總司令顧祝同調到身邊，出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上校隨從參謀。顧祝同是郝的蘇北老鄉和黃埔前輩，對這位小老弟心生信任，這一調動也改變了郝柏村的軍旅生涯。而升任戰1連連長的韓濟華卻沒能更進一步，這位在戰場上碾軋日軍的老兵無法適應鞠躬哈腰的官場，雖然領導裝甲兵的“天下第一連”多年，卻始終升不上去，最後以中校軍銜退役。 1949年底，國民黨大勢已去，蔣介石接連從重慶退到成都。12月10日，蔣氏父子坐著“中美號”飛機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赴台，自此與大陸永別。同一天，郝柏村也跟著顧祝同從成都飛到海南島佈防，並在一個月後到達臺灣。那一年，200萬軍民渡海遷台。幾年後，郝柏村和韓濟華先後得子，兩人的兒子長大後都成了影響臺灣的風雲人物，郝柏村的長子是臺北前市長郝龍斌，韓濟華的第六子是去年大選輸給蔡英文的高雄市長韓國瑜。郝龍斌和韓國瑜黃埔一夢 1949年5月，臺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頒佈戒嚴令，拉開了臺灣38年又56天的戒嚴時代。為了安置跨海而來的百萬軍民，政府在各處興建房舍，軍眷家屬按兵種聚居，每個社區有幾十到上百戶人家，這些遍佈全臺灣的社區被稱為眷村，一共有886個。剛住進眷村時，家家戶戶枕戈待旦，韓濟華他們家的椅子都是用竹子做的，因為蔣介石說“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很多老兵對此深信不疑，認為自己不會在這個孤島久住，一定能打回家鄉。退守臺灣的蔣介石每天都在反思，抗戰勝利後“榮列”世界四大巨頭的自己何以慘敗至此，他的心腹、黃埔建校時的炮兵教官陳誠說，“1934年沒能剿滅朱毛紅軍是千古恨事。” 蔣介石老蔣自己總結的原因是，主政二十年來罔顧民生，以致在淮海戰役裏，老百姓推著幾百輛獨輪車給解放軍送傷患。所以掌台之後，國民黨就宣稱“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台理念，推行土改，把公家的地分給佃農，實行“三七五減租”。隨蔣來台的將軍們命運迥異，嫡系親信的被堪以重用，旁系聽話的被委以虛職，過節功高的只能幽閉軟禁。嫡系中最重要的人物非陳誠莫屬，這位從黃埔時期一路追隨蔣校長的幹將到臺灣後歷任“省主席、‘行政院長’和‘副總統’”等要職，作為二號人物，除了治理內政，他還要面對美國的挑撥，對於“美國託管臺灣”的陰謀，陳誠堅決反對，“少數野心分子勾結國外不肖之徒，從事獨立託管活動，是臺灣的隱憂和危機。” 1965年，陳誠因肝癌逝世，老蔣極為悲痛，按最高級別發喪，親筆寫下挽聯：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吊此國殤，果有數耶？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蔣介石參加陳誠的追悼會臨終前，陳誠寫下66字遺書，對反攻大陸隻字未提，老蔣權衡之後，還是批准照原文發佈了，“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 另一位嫡系胡宗南則讓人唏噓，他是黃埔一期的大學長，入校時別人20歲，他已經28歲了。歷經東征、北伐、抗戰和內戰，深得蔣校長信任，是黃埔學生中的第一個軍長，第一個兵團總指揮，第一個集團軍總司令和第一個戰區司令長官。淞滬會戰中，任第1軍軍長的胡宗南帶著兩個師4萬人，頂著日軍的炮火守了六周，他日夜巡視，“官兵見之，無不感奮”。打到只剩下1200人的時候，胡宗南準備提槍頂缺，得知戰況的顧祝同這才調兵換防。 1945年9月，胡宗南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身份到鄭州，接受日軍第12軍團司令官鷹森孝的投降。戰事連綿，他直到1947年50歲時才成家，結婚辦酒席的地點竟是在延安的窯洞裏，當時正值內戰，他的部隊剛“打下”了延安。胡宗南與夫人葉霞翟 1950年，在西昌苦守三個月的胡宗南死也不肯上飛往臺灣的最後一班飛機，誓要戰死沙場，參謀長羅列強行把他架了上去。撤到臺灣後，46個“監察委員”對他發起彈劾，理由是他身邊出了熊向暉、陳忠經、申健三大紅色間諜，委員們上書斥責：“受任最重、統軍最多、蒞事最久、措置乖方、貽誤軍機最巨之胡宗南”。最後，蔣校長出面護住了愛徒，一句話終結了彈劾案，“如果不是胡宗南，我怎麼出得來？如果不是胡宗南，你們怎麼出得來？” 彈劾案後，胡宗南要求去大陳島打遊擊，接連婉拒了“參謀總長”和“陸軍總司令”的職位，1959年退役後定居臺北。三年後的大年初七，因心臟病住院的胡宗南見了蔣介石最後一面，“掙扎起身、眼含熱淚”，三天后，猝然故去。陳、胡之外，黃埔總教官何應欽幹了兩任“國防部長”，黃埔四期悍將胡璉則任防衛司令駐守金門，但因為在視察時怠慢了蔣經國，始終沒升到“陸軍總司令”。老蔣重用黃埔系是為了反攻大陸，後來明白反攻無望，就全力護送小蔣接班。胡適曾經勸過追隨兩蔣赴台的政治人物，“一分為二，一派保守，一派開明，彼此良性競爭”，這個建議無果而終，也埋下了國民黨沒落的種子。孤島明山日據時期，臺北近郊的草山地區被選為臺灣的八景十二勝之一，有“臺灣的箱根”之稱。1950年，忌諱落草為寇的蔣介石把草山改名為陽明山，以紀念自己尊崇的思想家王陽明。 “山西王”閻錫山的最後十年就是在陽明山邊的菁山上度過的，他在臺灣當了九個月的“行政院長”，多次在公開講話中痛陳國民黨的腐敗和拉幫結派，雖然是一片苦心，但卻惹得老蔣大為不快，“我自己說可以，但你閻老西不能說”，終於被逼得交了辭呈。卸任後，這個一生精打細算、被稱為“錢鬼子”的山西軍閥徹底不問政事，在臺北住了半年就搬到了山上，用從大陸帶過來的兩箱金條買了地，蓋了窯洞建了農場，每天鋤草種地，跟秘書口述自己的想法，出版了一本《三百年的中國》。晚年閻錫山對閻錫山來說，蔣介石不是自己的領袖之選，但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沒有一個人能堪當大任，中原大戰時他和馮玉祥、李宗仁沒能推蔣下臺，後來就只能擁蔣上位了。看到自己曾經的心腹大患變得與世無爭，蔣介石多次上山看望閻錫山，還派人給他裝了軍用電話。 1960年5月的一天，閻錫山因感冒轉為氣管炎住院，下午心臟病發，全力搶救無果去世，時年78歲。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老蔣送了一塊匾額，上書“愴懷老勳”，閻錫山自己生前所作的挽聯則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曾經坐擁山西的閻錫山沒能葉落歸根，而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小諸葛”白崇禧也被老蔣清算，在臺灣的十幾年裏一直被特務跟蹤監視，他的五子白先勇說，父親在二二八事件中救了很多臺灣人，頗受尊敬，老蔣怕他功高震主，跟台籍力量勾結。對小學生訓話的白崇禧二二八事件對今日的臺灣意義深遠，1947年2月，國民黨緝查員在臺北市查緝私煙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一死一傷，後續處置失控使事件擴大為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報復攻擊，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逮捕鎮壓，造成大量民眾傷亡。高雄議員彭清靠帶著人去和軍隊談判，被五花大綁關了起來，被釋放後理想破滅，他的兒子彭明敏後來流亡海外，在九十年代返台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被稱為台獨教父。 3月，蔣介石派白崇禧到台宣慰“暴動事件”，在16天裏，白崇禧救下了很多被判死刑的學生和鄉紳，還上書彈劾老蔣的愛將陳儀。白崇禧認為老蔣對他還算重用，但聽不進他的意見，最遺憾的就是內戰中的四平街戰役，如果聽他的建議乘勝追擊，就不會丟了東北。蔣介石也承認四平街戰役是他最大的錯誤，但一想起桂系“李白”老想把自己趕下臺就心生怒氣。到臺灣的白崇禧被蔣邊緣化，只給了一個回教協會理事長的職位，日子過得孤寂落寞，唯一的樂趣就是擺弄家裏的30盆素心蘭。1963年，白先勇去美國留學，父親到松山機場送別，剛毅堅忍的白崇禧在舷梯下老淚縱橫，父子一別，成為永訣。白崇禧和兒子白先勇兩年後，這位35歲完成北伐，身騎白馬第一個進北平城的廣西軍人在臺北病逝。1969年，和他在台兒莊並肩指揮大破日軍的戰友兼老鄉李宗仁在北京故去，桂系就此落幕。說起台兒莊大捷，就不得不提另一位在臺灣終老的地方軍將領，西北軍的孫連仲。電影《血戰台兒莊》有一幕，時任第二集團軍司令的孫連仲給官兵開動員會，把李宗仁特批的10萬大洋發給大家，有個軍官向他報告：“長官，眼下咱命都不要了，還要大洋幹什麼。留著這點錢，等抗戰勝利後，別忘了，給咱立塊碑就行。” 無牆不飲彈，無土不沃血。那場大戰後，孫連仲不願再聽到“台兒莊”三個字，跟隨他多年的參謀、副官和弟兄們都犧牲在那片焦土裏。他的末子孫鵬萬回憶，父親從未跟家人提及他打仗的經歷，自己是在成年後才得知爺爺的戰功。 1945年，孫連仲作為平津地區受降主官，在故宮太和殿主持受降典禮。看著歡呼雀躍的民眾，孫連仲強忍著眼淚在日軍投降書上簽字，腦子裏全是抗戰八年在他身邊犧牲的將士們。在故宮太和殿受降儀式上簽字的孫連仲入台後，內戰中屢戰屢敗的孫連仲被老蔣罵“內戰外行”，給了一個戰略顧問的虛職，後來當了臺灣網球協會的會長，有一回在日本比賽，天皇的皇子也去了，代表臺灣領獎的孫連仲仰著頭，拿起獎牌就走，沒鞠躬致謝，把皇子晾在當場。從軍隊退役後，孫連仲在臺北開了家餐館，兒孫輩無一人從軍從政，長孫孫大強被稱為臺灣的美式餐飲教父，他在八十年代把麥當勞等多家洋速食引進到臺灣。1990年，孫連仲在臺北去世，享年98歲。孫連仲 2005年，孫連仲的兒子孫鵬萬和國民黨前主席連戰來大陸訪問，他們在台兒莊戰役舊址參觀時，一位八十歲的老人突然哭著抱住了他，原來孫連仲當年的指揮所借用了他家的房子，老人說，“你父親當年走的時候，說要帶我去當兵，這一晃就過去了70年。” 為雪國恥身先去，將軍空老玉門關。青天落日 1975年4月5日夜，臺北驟降暴雨，突發心臟病的蔣介石經搶救無效，於23點50分在士林官邸去世，享壽88歲。出殯那天，不少眷村老兵跪在路邊，目送駛過的靈車痛哭，“老‘總統’死了，誰帶我們回家啊！” 護送遺體的車隊經由臺灣通車不久的高速公路，到達桃園縣大慈溪湖，將陵寢暫厝於此，遵照遺囑，待大陸“光復”後再行奉安。十三年後，小蔣去世後也沒入土，把靈櫬暫厝桃園縣頭寮賓館，“以待來日‘光復’，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宣佈組黨，接到彙報的蔣經國沒有派人鎮壓，因糖尿病行動不便的他坐在輪椅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一年後的7月14日，臺灣中視電視臺播放“政令宣導字卡”：“‘蔣總統’今宣佈明天零時解除戒嚴令”，38年的戒嚴時代終結了。解禁 1987年，小蔣邀請12位地方父老茶敘，他在會上說：“我在臺灣住了四十年，是臺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離開家鄉三四十年的人，沒有人不想家的，這是人情之常。政府對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視，應樂觀其成。”當年11月，臺灣宣佈開放大陸探親。 1988年元旦過後十二天，蔣經國因大量吐血倉促離世，法定繼任者是“副總統”李登輝。但是，仍健在的宋美齡發來信函，指示要延緩決定接班人，一時間風雲再起。在事關黨主席人選的會議上，國民黨大佬們噤若寒蟬，沒人敢打破僵局。這時，一個本沒有發言資格的副秘書長站了出來，大聲哭訴應該依法選人，說完就拂袖而去，他就是時年46歲的宋楚瑜。宋楚瑜的發言獲得了其他委員的回應，李登輝成為臺灣第一個本省出身的領導人。李登輝接任後，解除了兩個人的軟禁，一位元是被監視居住了33年的“中國軍神”孫立人，另一位是策動西安事變，改變歷史進程的張學良。孫立人將軍是抗日時期為數不多的留美軍官，他率領新編三十八師揚威緬甸戰場，在仁安羌大捷中，以一個團不滿一千人的兵力擊退數倍於己的日軍，救出七千英軍、數百西方記者和傳教士，受到英美兩方的嘉獎，被稱為“東方隆美爾”。孫立人于印度檢閱新一軍新38師部隊 1947年，受到黃埔系排擠的孫立人被調到高雄鳳山訓練整編撤退到臺灣的國軍，其中就有郝柏村，孫立人回憶，“郝柏村我是有印象的，他很有國家民族觀念。在鳳山訓練時成績很好，學科、術科很好，我大部分給他A+，全陸軍只有他一人，那時他是中校吧！” 1955年，為了鞏固權力，老蔣和小蔣策劃了孫立人兵變案，以“密謀犯上”的罪名解除了孫的職務，判處“長期拘禁”在台中市寓所。解禁後，有老部下想替他平反，但被孫立人拒絕了，“我自認從來未曾造反、何來需要平反之說？” 戎馬半生的孫立人最思念的就是安徽老家，他委託老部下潘德輝在回鄉探親時，到安徽廬江代他祭祖，當看到部下帶回的掃墓儀式照片時，激動地要向潘行跪拜大禮。 1990年，潘德輝再度受託回鄉商談遷葬事宜，返台時，孫立人已到臨終時刻，陷入昏迷狀態的他喃喃地說了最後一句話：“為什麼到今天才回來，我等你好久啊！” 晚年孫立人與友人在臺灣被軟禁的前三十年裏，東北少帥張學良連遠眺大陸的機會都沒有，他和“小妹”趙一荻住過新竹的竹井溫泉、高雄的西子灣和臺北的自建屋舍。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36歲，他在回憶錄裏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 70歲的時候，報社的朋友向他求字，他寫了一首李商隱的《無題》相贈，“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收到字後，朋友感歎，“少帥老了，他思鄉了。” 張學良 80歲那年，蔣經國准許他到金門島參觀，張學良一上島就直奔架在海岸的高倍望遠鏡，鏡頭裏，廈門近在咫尺，“這麼近啊，像是一步就能跨過去。”當晚，他在信裏引用于右任的詩句，“葬我于高山之巔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90歲生日，張學良重獲自由，朋友們在圓山大酒店給他辦壽宴，一番熱鬧過後，他對趙四小姐說，“我還是想我自己的大陸故土，還是懷念東北，自九一八後，我就沒有回過東北老家。” 2001年，100歲的張學良在夏威夷去世，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他的東北老家。客從何來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引起了很多外省人的不滿，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個春節過後，國民黨內以李登輝為首的本省派，就跟以參謀總長郝柏村為代表的外省派展開政治角力，被稱為“二月政爭”。政爭的結果是外省派敗北，國民黨部分力量出走組成新黨，郝柏村雖然被任命“行政院長”，但被迫脫下軍裝，失去了對軍隊的掌控，地位穩固的李登輝開始走向台獨的不歸之路。李登輝與郝柏村為了對抗台獨，郝柏村批准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臺灣的海基會和大陸的海協會促成了兩次“汪辜會談”，這是1949年後兩岸民間代表在獲得官方授權下的首度正式接觸，達成了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在1998年的第二次汪辜會談中，臺灣代表團裏有個戴眼鏡的大學教授在上海看完京劇《鎖麟囊》後感慨道，“兩岸關係也會向劇裏的男女主角一樣，歷經破折終成神仙眷侶”，她就是時年42歲的蔡英文。九十年代的臺灣政壇紛繁混亂，走上舞臺的民進黨不斷掀起島內的對立情緒，還是“立法委員”的陳水扁曾掀桌抗議郝柏村，還高喊“軍閥”，郝柏村則高呼“打倒台獨”，面對民進黨“立委”的質詢，郝柏村說，“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接受台獨，這是我的良心。” 陳水扁質詢郝柏村父輩在前，作為外省老兵郝柏村和韓濟華的後代，郝龍斌、韓國瑜感到了身上的責任，都參選了“立法委員”。高中畢業後，韓國瑜在馬祖的西莒島當了六年兵，由於表現突出，第二年他就被升為上尉排長。像他父親一樣，韓國瑜對自己的兵仗義慷慨。退伍前，韓國瑜考上了大學，他碩士論文自述部分的一首詩讓人印象深刻，“天心即我心，俠義藏胸襟。殺惡便是善，劍出鬼神驚。” 軍中服役的韓國瑜還是新人委員的那幾年，韓國瑜被跟他對立的民進黨稱為“黑幫”和“吵架王”。在臺灣，退伍軍人被稱為榮民，1993年5月，民進黨當紅人物陳水扁在討論榮民議案時說了一句“養榮民等於養豬”，台下的韓國瑜青筋暴起，他手插著兜若無其事地走上前去，突然掀翻了陳的桌子，一個巴掌就把對方打翻在地。事後，陳水扁在醫院躺了三天。後來，“立法院”裏再也沒人拿榮民開過玩笑。剛直的個性讓韓國瑜受到老榮民的支持，但沒有心計也讓他無法在派系林立的政治鬥爭中脫穎而出，2002年，韓國瑜宣佈退出政壇。和韓國瑜相比，郝龍斌的從政經歷順利許多，他當過兩屆“立法委員”和環保署長，並在2006年擊敗民進黨的謝長廷，當選臺北市長。選舉結果出來後，郝龍斌跟父親郝柏村說：“報告總長，我把山頭打下來了。” 郝柏村對兒子說，“什麼都許，就是不許台獨。” 郝柏村和兒子郝龍斌在市長任上，郝龍斌強硬對抗陳水扁的“去中國化”和“去蔣化”，陳水扁把“中正紀念堂”改為“臺灣民主紀念堂”，郝龍斌就把用來遮擋“中正紀念堂”的幕布拆了，還先發制人，把“總統府”前的廣場改成了“反貪腐民主廣場”。 2018年，61歲的韓國瑜重出江湖，宣佈競選高雄市長。民進黨嗤之以鼻，因為二十年來國民黨沒在這裏贏過一次。但是，沒有包袱的韓國瑜從網路打起，靠直播造勢，口無遮攔卻直達民心，一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跟著禿子發大財”就讓無數市民以票相許，韓國瑜大勝18萬票，深綠之地一夜逆轉。去年，韓國瑜代表國民黨競選臺灣地區領導人，郝龍斌上陣力挺，父輩無緣相識的兩人站在了一起。雖然選前民調偏低，可是結果仍然出乎很多人的預料，韓國瑜輸了二百多萬票，蔡英文繼續連任。這結果在意料之外，卻也是情理之中。自從將星凋零的國民黨被李登輝分裂以來，它越來越難與走民粹路線的民進黨抗衡，進退失據之間，已經到了懷疑立黨之本的地步，今年初大敗之後，甚至還傳出要去掉黨名裏“中國”兩個字的建議。上個月，101歲的郝柏村走了，有人說以後國民黨裏連敢說“我是中國人”的人都沒有了。一片沉默中，老黨員洪秀柱站了出來，她邀請新上任的黨主席江啟臣對談，在她的追問下，江啟臣說出了那句久違的話，“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句話並非孤臣之言，臺灣有近四成的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是這些人的聲音一直以來都被民進黨刻意埋沒。七十年前，將軍和士兵跨海而去，無垠山川變成窄窄眷村，有人在孤島終老，有人兩鬢斑白時才回到市鎮改貌、親友故去的家鄉。郝柏村回鄉祭祖退役後，郝柏村六度率子孫回鄉祭祖，18歲離家，80歲回鄉，鹽城郝榮村的孩子圍在他身邊，好奇地看著這個滿口鄉音的老頭，“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100歲時，郝柏村在回憶錄裏寫下自己最後的心願：兩岸和平統一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END 本文作者：東木褚，血鑽故事研究員。重點研究方向：東亞，北美。部分參考文獻： 1.郝柏村，《郝柏村回憶錄》 2.霍安治，《韓濟華的抗戰裝甲兵歲月》 3.白先勇，《白崇禧將軍身影集》 4.新京報，《我們家是一部抗戰濃縮史》 5.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好文推薦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及“圈閱”公眾號觀點。文中所用圖片來源於原微信號及網路，如有侵權，煩請告知，即刻刪除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